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李綠園考中丙辰恩科舉人。到40歲時，他三次赴京應試，都名落孫山，最後壹次科考後，就留京謀職，當了3年教師。後經其學生舉薦，李綠園被皇帝選任江浙漕運之職。從此，李綠園開始了他“舟車海內”的宦遊生涯。晚年任思南府印江縣（今屬貴州）知縣。20年中，他走遍大江南北，閱盡人世間百般風情，身經了宦海中滄桑變幻，留下了許多詩文名篇，並於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開始創作長篇小說《歧路燈》。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李綠園68歲，方回老家宋家寨。居家期間，他把《歧路燈》書稿重新修改壹遍，到70歲時才脫稿刻印。《歧路燈》主要以康、乾盛世社會生活為背景，反映了富家子弟譚紹聞如何由壹個敗家子到浪子回頭重振家業的故事。這也是壹部中國小說史上僅有的以“浪子回頭”為題材的長篇白話小說。作為壹部文學作品，李綠園用他的巨筆豐富了我國文學藝術的人物長廊，這部偉大作品為後人了解封建社會提供了寶貴資料。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李綠園逝世於北京，享年84歲。
李綠園，名海觀，字孔堂，號綠園，年又稱碧圃老人。李綠園生於1707年，終年84歲。李綠園是清代文學家、長篇小說《歧路燈》的作者。今年恰逢李綠園誕辰300周年，8月30日上午，記者壹行從市區向南出發，去探訪這位文學名家生活和居住過的地方——湛河區曹鎮鄉宋寨村。
李綠園出生時，《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7歲；李綠園10歲時，《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生。他們是同壹時代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創作的三位巨匠。
李綠園（1707年-1790年），名海觀，乳名妙海，字孔堂，號綠園，晚年別署碧圃老人。清河南汝州寶豐縣人。他壹生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差不多與18世紀***始終。
他的祖籍在河南新安縣，世居北冶鎮馬行溝村。祖父李玉琳是個窮秀才。康熙三十年（1691年）豫西大饑荒，李玉琳兄弟準備奉母逃荒，適逢洛陽歲試。李玉琳遣弟玉玠先負母赴南陽，自己留鄉參加考試，試畢，玉琳持七十錢，星夜奔跡尋母，步行八百裏而音問渺然。壹日將暮，玉琳至南陽梅林鋪，計窮情急，坐道旁呼天大號，突見弟倉皇前來，乃得團圓。這個“尋母李孝子”的故事在新安、寶豐壹帶流傳很廣，李綠園早年師事之前輩友人、乾隆年間有“中原名儒”之稱的襄城劉青芝在他所寫的《寶豐文學李君墓表》中記載了此事，還據此又寫了《李孝子傳》。1939年編修的《新安縣誌》中還收有此事。李玉琳逃離新安後再未回到家鄉，流落到汝州寶豐縣魚山腳下的宋家寨（今屬平頂山市郊區）定居下來。李綠園的父親李甲入籍寶豐，為寶豐庠生。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壹日，李綠園就出生在宋家寨。他在69歲時寫的《宦途有感寄懷風穴上人》詩的自註中記他繈褓時被起乳名之事：“余生彌月，先貤贈公抱之寺，師冷公和尚賜名‘妙海’，實菩薩座下法派也。”他的學名李海觀也應該是由此而來。這時李玉琳壹家已與當地河岸李村李姓土著聯了宗，他的學名已是按河岸李李姓的世次來取字了。他們壹家得到了河岸李村李姓的許多照看。他幼年就讀於魚山寺的義學中，蒙師就是他的祖父。他晚年在詩中回憶道：“抱書此地童齡慣，坐數青山藉草茵。”（《立夏登村右魚齒山》）家鄉優美的山水、淳樸的農村生活和家庭環境對李綠園厚道務實的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李綠園十三歲時，入城應童子試，何時成為秀才不詳。三十歲時。他考取了乾隆元年（1736年）恩科鄉試舉人。這時他正當壯年，和封建時代多數知識分子壹樣，希望通過科舉、仕宦的道路來做成壹番事業。在他中舉的次年（1737年），他在贈友人的壹首詩中豪壯地寫道：
君不見隆中名流似管樂，抱膝長吟誌淡泊。又不見希文秀才襟浩落，早向民間尋憂樂。壹日操權邀主知，功垂青史光爍爍。男兒有誌在勛業，何代曾無麒麟閣？（《李綠園詩文輯佚卷之壹· 贈汝州屈敬止》）在詩中他以諸葛亮、範仲淹為榜樣，勉勵自己。在這首詩中，他還寫道：“莫耽讀騷嗅蘭茝,須念國計與民瘼。”表示了自己憂國憂民的情懷。鄉試中式後，李綠園把他的試卷輯錄成冊，請劉青芝為序。劉序稱李綠園的“憂世之懷，壯行之誌，殷殷時露行間”，又贊他“儀觀甚偉，風氣非常”。由此也可約略窺見綠園先生的誌行風采。
李綠園中舉前後，他曾在河南省會開封居住了很長時間。他的小說《歧路燈》就是以開封為主要背景的，書中所寫的街巷、官署、寺廟等的坐落、方位、直走向等無不與實際壹壹相符，所寫的風俗人情也是這壹內地省城的真實寫照。他還多次赴京會試，現存他的詩作中有六首與北京有關，《歧路燈》中對開封到北京的沿途風光描寫得很具體詳細，對北京的社會風情也多有展現。北京大約是李綠園除家鄉和開封外，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
但李綠園終未能博得春官壹第，深為終身之憾。在《歧路燈》第七十七回中，他借書中人物之口說：“休說什麽科副榜用不的，就是什麽科舉人也用不的，都是些半截子功名，不滿人意的前程。”這很能道出他胸中的塊壘所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的父親去世，葬父後守制在家。這時他已屆不惑之年，對世情的練達歷閱代替了少年的壯誌豪情。雖然在科名上不盡如意，但畢竟是在他這壹代，把壹個普通農村讀書人家庭，提高到鄉紳的地位。他沒有和他同時代的吳敬梓、曹雪芹那種因家道敗落而對現實產生的憤懣，仍寄希望於封建綱紀倫常的復歸。乾隆時期，朝政日益腐敗，世家地主的敗落和財產的再分配也日益加快。李綠園對窳敗腐朽的社會有深刻的認識，看到了封建秩序的解體，官場黑暗，士人昏聵，世風日下，道德倫喪。他為官紳子弟壹個又壹個走上墮落敗亡的歧路而憂慮，並從自己所歷所聞的事實深感“成立之難如登天，覆敗之易如燎毛”。他在晚年所寫的《家訓諄言》中曾經說過：
近來浮浪子弟，添出幾種怪異，如養鷹、供戲、鬥鵪鶉、聚呼盧等是。我生之初不過見無賴之徒為之，今則俊麗後生、潔凈書房，有此直為恒事。
人於浮浪子弟鬻產拆屋時，往往憐之曰：可惜！可惜！不知此固毫無足惜也。衣輕食肥，於天地既毫無所益；作奸犯科，於風俗且大有所損。他若常享豐厚，那些謹守正道，甘淡薄、受辛苦的子孫，該常常挑擔荷鋤、嚼糠吃菜乎？天道無親，必不然矣！
他還說過：
問如今興旺隆盛之室，那壹家的祖宗不曾與患難相嘗？那壹家的子孫敢言與天地不朽？
他知道統治階級的權力與財產的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仍煞費苦心地予以療治。懷著這樣的淑世心腸，他開筆撰寫《歧路燈》。從他晚年在《歧路燈》脫稿後所寫的自序中，可以看到他創作這部小說的動機和經過：
古有四大奇書之目……迨於後世，則坊傭襲四大奇書之名，而以《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冒之。嗚呼！果奇也乎哉！……余嘗謂唐人小說、元人院本，為後世風俗大蠱。偶 閱闕裏孔雲亭《桃花扇》、豐潤董恒巖《芝龕記》，以及近今周韻亭之《憫烈記》，喟然曰：吾故謂填詞家當有是也。藉科諢排場間，寫出忠孝節烈，而善者自卓千古，醜者難保壹身，使人讀之為軒然笑，為潸然淚，即樵夫牧子廚婦爨婢，紼感動於不容已。以視王實甫《西廂》、阮園海《燕子箋》等出，皆桑濮也，詎可暫註目哉！因仿此意為撰《歧路燈》壹冊田父所樂觀，閨閣所願聞。子朱子曰：善者可以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誌。友人皆謂於綱常彜倫間，煞有發明。蓋閱三十歲以迨於今而始成書。前半筆意綿密，中以舟車海內，輟筆者二十年。後半筆意不逮前茅，識者諒我桑榆可也。
李綠園以“載道”的嚴肅態度來創作，至50歲時大約已寫完了《歧路燈》的前80回，後“以舟車海內，輟筆二十年”，到老年才得以續完。
50歲以後，李綠園開始了他的遊宦生活。20年中，他到過黔、蜀、吳、楚、齊、魯、幽、燕等地，長江上下、運河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曾在重慶住過將近壹年的時間。在他的詩作中記下了他的遊蹤：蜀道之難上青天，黔南之山黑如黝；吳頭楚尾多岡嶺，齊郊魯城亦丘阜；若擬日落觀雁峰，總是臺 牛馬走。忽憶我到巫山峽，猶能仿佛十八九；白帝城下灩滪堆，黃陵廟邊十二培；狼頭惡灘石列姜，人鲊之甕凹如臼。（《戊戌春正月坐橫山惜陰齋……話山水》）
李綠園由蜀入黔到過開州、清平等地。千山疊嶂奇洞飛瀑的貴州山水，也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黔中山萬億，邃窟什之九。我頻歷奧區，每每見洞口。峭壁橫哨壺，斜甕更側 。或驚飛泉噴，或訝陰風吼。”（《開州城北仙人洞》）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66歲時，在貴州思南府印江縣作了壹任知縣，達到了他仕宦之途的高峰。這大約是從幕僚這壹條路升遷上去的。在短短的壹年知縣任中，他留下了很好的政聲。道光本《印江縣誌·官師誌卷五》記載：
李海觀，字綠園。能興利除弊，愛民如子，疾盜若仇。乾隆己醜（？）秋，邑大旱，步禱滴水崖，雨立沛。百姓設筵迎勞，海觀教之食時用禮，以度歲歉。歡如也。
舊時方誌中這類記載，多有溢美之詞。不過李綠園對自己這段生活是很自負的。他在晚年還不時念及印江，在詩作中寫道：“夢中偶到印江地，猶見籲呼待撫民。”（《丙申今有軒夢余口占》）“攬鏡拈須雪色新，頹然剩得壹閑身。蠻煙幾歷荒綏外，蜃氣曾終渤海濱。……平生不負稱循吏，夢繞桐鄉愛我民。”（《攬鏡》）
當時貴州是清政府的采鉛重地。貴州鉛廠生產之鉛運輸到內地京城十分困難，開支浩大。李綠園在任上“以運鉛之役，缺匱部項，幾頻於險”（《李綠園詩文輯佚》卷之二），這項公事造成的虧空，對他的離任可能有不小的影響。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李綠園由黔經鄂西返豫抵家鄉寶豐。這壹年他68歲，開始了他的晚年生活。第二年他的次子李蘧考中進士，分吏部，以主事用。可能在這壹年，李綠園開始續寫《歧路燈》。約於乾隆四十二年初，他回到祖籍新安。三月，他的詩稿編定，題為《綠園詩鈔》，四卷，有序。他在序中說：詩以道性情，裨名教，凡無當於三百之旨者，費辭也。余生平最喜孟郊“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王建“三日下廚房，洗手作羹湯”，樸而彌文，讀之使人孝悌之心，油然於唇吻喉臆間。……漢魏六朝以及唐宋元明詩人林立，而晉義熙之陶淵明、唐寶應之杜少陵、宋乾道之陸劍南，凡知詩者，莫為矢口先之，果奚以故哉？彭澤以祖侃宰輔晉室，恥為宋民；子美麻鞋見天子；放翁諭子以宋室恢復無忘告祭君父之誼，拳拳肝膈：惟其於倫常上立得足，方能於文藻間張得口，所以感人易入，不知其然而然也。
這段文字正是李綠園的文藝觀，其核心是以理學為基礎的“道性情，裨名教”，“惟其於倫常上立得足，方能於文藻間張得口”的文學創作思想。這壹思想是傳統的也是保守的，可以作為《歧路燈》壹書的註腳，代表了《歧路燈》的思想傾向。就在這壹年的八月，《歧路燈》續完，李綠園又寫了序言置於卷首。新安族人留他常住，把子侄輩托給他教育，他就在老家北冶鎮馬行溝作了塾師，住了將近三年的時間。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綠園由新安南返寶豐。不久，李遽迎養他至北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二十八日老死於北京米市胡同私邸，享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