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本經訓》說“禽封豨於桑林”，那麽，這裏的桑林又在哪呢？
戰國末年，秦國丞相呂不韋主持編撰《呂氏春秋》，記載了商朝初年商湯求雨的故事，求雨的地方就叫桑林。
商湯又叫成湯，姓子名履，在鳴條之戰打敗夏桀，滅夏興商，“湯乃踐天子位”，成為商朝的太祖。
商朝建立後，遭遇連年大旱，天災肆虐，莊稼無收，荒年出亂民，新王朝的危機可想而知。
更為重要的是，商湯起兵滅夏，師出其名的輿論基礎就叫“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這也就是所謂君權天授的觀念。那問題就來了，剛剛秉承天命而滅夏，可接下來卻又連年災荒，這不能不讓人懷疑妳這個天命恐怕也不是正版，要不為什麽上天要降災呢？
久旱不雨自然就得求雨，但想想看，連續五年大旱，不可能前五年就那麽幹等著，所以，想必此前已經求過很多次了，但還是無濟於事年復壹年，最後沒辦法了，商湯再次到桑林禱雨，但和以前所不同的是，這壹次他把自己當作供奉的祭品。
當然了，商湯以身相祭，肯定不能像豬牛羊壹樣殺了擺盤，而是“翦其發”，用自己的頭發代替，三國時代有馬踏青苗曹操割發代首的故事，可見這種觀念由來已久。
幸運的是，商湯禦駕親祭成功了，“雨乃大至”。
商湯桑林禱雨的故事，在先秦典籍中多有記載，比如：
雖然有這些文字記載，但遺憾的是，商湯求雨的這個桑林到底在哪卻並不清楚。
按《竹書紀年》的記載，商湯求雨成功的第二年，“作《大濩》樂”。
濩，形容雨水從屋檐流下，如東漢許慎《說文》的解釋：“濩，雨流溜下貌。”由此推知，《大濩》應該和上壹年商湯桑林禱雨不無關系。
巧的是，山西陽城正好古稱“濩澤”，濩這個字並不常見，地名裏帶濩的就只有這個濩澤，而且陽城的蠶桑業壹直很發達，境內有大片桑樹，而且時至今日還有兩百余座湯廟，所以，有人認為商湯求雨的那個桑林很可能就在這裏（壹說陽城西南五十裏桑林鄉，壹說陽城西南七十裏析城山）。
不過，桑林在哪這個問題其實壹直都爭議不斷，可謂眾說紛紜，如河南偃師（西亳）、河南虞城縣谷熟鎮（南亳）、河南夏邑縣桑堌鎮、河南濟源市小淅山、河南滎陽市湯王溝、河南鞏義市墨雲山以及河北臨漳縣桐宮桑林、安徽亳州湯陵等很多地方都可作為備選。
從地圖上看，這些地方倒是都相距不遠，估且就籠統地說商湯禱雨的桑林可能就在這壹片吧。
事實上，桑林也是樂舞的名字，如莊子講的庖丁解牛，神乎其技的刀法就被形容為有如桑林之舞。
《桑林》和商湯禱雨第二年所作的《大濩》是兩首有名的商代樂曲，只可惜早已失傳，成了語焉不詳的又壹個懸案——有可能這是兩首不同的曲子，也有可能是同壹首曲子有兩個名字。
不過，有據可查的是，至少在春秋時期仍然是有傳承的，因為宋平公就曾經為晉悼公安排過桑林之舞的表演。
宋國是周朝時微子啟的封國，微子啟是商紂王壹母同胞的兄長，只是他出生的時候其母親還沒有成為王後，所以算是庶出，不能繼承王位。不言而喻，作為殷商後裔，有理由相信宋平公為晉侯所展示的這個桑林之舞就是殷商時的桑林樂舞。
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作為壹種樂舞，祭祀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使用場合。
古代祭禮繁多，殷商時期尤其如此，商王幾乎每天都有各種大小祭祀活動。《呂氏春秋》所記載的這壹次桑林禱雨，“用祈福於上帝”，其祈雨的對象並不是後世常見的什麽龍王雨神之類，而是上帝，這應該算是最高等級的壹種祭祀。
因為這個上帝，既是主宰天地萬物的至上神，同時也是商朝王室歷代的先公先王（商王去世後就成為帝，到商代後期，活著的商王也開始稱帝），而風雨雷電這些自然神是要聽命於上帝的。
殷商時期的帝、祖先神和各種自然神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有各種不同說法，本文認為殷商時期的觀念是，作為至上神的帝並不與人間直接發生關系，商王室的祖先神是與上帝溝通的唯壹途徑，帝和商王祖先是二元壹體的關系。唯其如此，才可以讓神權被王權所壟斷，各諸侯都不得染指，老百姓就更不用說了。
神權與王權統壹，這是符合歷史邏輯的必然階段，殷商尚且如此，在那之前的堯舜時期自然不可能提前完成政教分離了。
也就是說，所謂向上帝祈雨，其實也就是向祖先神稟告，既是祭天也是祭祖。
如果不考慮殷商時期所特有的這種上帝和祖先的觀念，把商湯的桑林禱雨單純理解成後世所說的求雨，無疑會謬以千萬裏。
換句話說，雖然商湯在桑林祭祀的目的是禱雨，但這個祭祀活動並非專門的禱雨之祭，其正式名稱應該叫祭祀上帝的禘祭。
既然是對上帝和先祖的祭祀，那就可以想見，商湯禱雨的這個桑林不太可能是現去找壹片桑樹林再搞個臨時建築，而應該是在固定的祭祀場所舉行，比如周朝時在國都南郊設有圜丘以祭天，後世明清時代有天壇地壇。
而之所以叫桑林，自然就是因為殷商時人在這個祭祀的地方要種植桑樹。
再比如，《墨子·明鬼》有明確記載：
燕國的祖，齊國的社稷、宋國的桑林、楚國的雲夢，都是性質相同的祭祀場所，只是不同地區稱呼各有不同。
宋國是殷商後裔，其文化傳統自然是商代的延續，由此可知商湯禱雨的桑林就是殷商王室的祭祀之所。
所以，如果從是否有大片桑樹林存在的角度去論證某個地方是不是商湯禱雨的那個桑林，其實是在搞拉郎配，無異於緣木求魚。
當然了，雖然商王祭祀是在固定的地方，但就像殷商之後的周朝其祭天的圜丘是在郊外壹樣，商代祭祀的這個地方很可能也是在郊野之地，所以《屍子》記載的商湯禱雨是“禱於桑林之野”。
桑林，顧名思義就是桑樹林，當然與桑樹有關。
豨是豬，作為真實存在的壹種動物，我們可以通過考古所揭示的養豬的歷史追溯其淵源，同理，桑樹也不是虛構的樹木，我們也可以按同樣的思路進行追溯。
查網絡百科，說桑樹原產中國的中部和北部，但桑樹在中國境內的分布是極其廣泛的，從東北到西南，往西北去直到新疆，以及東南方向的臺灣島，幾乎全國各地都有桑樹的存在。
從民族醫藥來看也可見壹斑，桑枝、桑葉、桑椹等用於藥物在各民族中有廣泛運用，中醫自不必說，另有如苗藥、藏藥、侗藥、傣藥、蒙藥等都能見到，在僳僳族、佤族、阿昌族、哈尼族、水族、土家族、瑤族等眾多少數民族中也有使用。
中國人有濃重的鄉土情結，衣錦還鄉當然是最理想的，但即便是漂泊落魄以至無顏見江東父老，大多數人也終歸還是希望葉落歸根，而這個根所在的故鄉，別稱就叫桑梓，“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真正想得開，埋骨何須桑梓地，恐怕時至今日也未必是主流想法。
桑梓，即桑樹和梓樹。之所以成為故鄉的代名詞，有說古人喜歡在房屋旁邊種這兩種樹，如《孟子》所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衣帛，自然是由采桑養蠶而來。
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這桑樹梓樹自然都是父輩祖輩所手植，於是睹物思人，以至於人在他鄉時只要見到這兩種樹就會想起父母和故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可以說，在詩詞的意象裏，桑梓比明月更思鄉。
不過，我很懷疑這種說法，桑樹畢竟是樹，可不是壹年壹茬的秋草黃，倘若家家房前植桑，豈不是戶戶都有古木遮蔭。再說了，就像孟子講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這樣的大宅子可從古至今都不可能是老百姓的常態。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文化觀念就不會允許做這種選擇，因為桑與喪，這倆字不僅同音，而且同形。
在甲骨文裏，喪就是桑加上幾個口，誰會願意房前栽桑天天見喪？
所以，家家房前盡植桑不太可能是普遍現象。
那麽，桑梓即故鄉這種傳統觀念又作何解釋呢？
其實也不復雜，只要聯系到祭祀，這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商湯桑林禱雨就是祭天祭祖，在這個祭祀的地方要種植桑樹並稱之為桑林，同樣的道理，百姓雖不能祭天但可以祭祖，在供奉宗族祖先的地方自然也會這麽做，也就是所謂祠堂了。
祠堂所在多古木，這無疑是更為符合實際情況的事實。
再說了，就算古人喜歡在房前屋後栽種桑樹，如果不是因為與宗族觀念有關聯，桑樹的意象也很難與故土和父母聯系到壹起。
所以，祭祖與桑林相關聯，這才是起碼從商代起就已經有了的觀念傳承。
殷商初期的桑林是祭天之所，那麽，回到《淮南子》說的“禽封豨於桑林”，前文已經推論封豨是後世所說西方七宿的奎宿，那麽，所謂擒於桑林，這不就正好可以順理成章了麽？
因為祭祀和觀天在上古時期本就是壹體的，《淮南子》所說的桑林既是祭天祭祖之所，也是觀測日月星辰以制定歷法的地方，即所謂觀象授時，如《尚書·堯典》所說：“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這裏的民時，就是指導春種秋收的農耕時令。
如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的山西陶寺遺址，在那裏發現的古觀象臺，經復原後的實地觀測驗證，今天仍然可以用來測定壹年中夏至冬至等各個節氣的時點。而這個觀象臺，既是觀象授時的天文臺，同時也是舉行祭祀活動的場所。
所以，禽封豨於桑林，就是在觀象臺上經過持續觀測的積累，認識並把握了奎宿所在區域相關星宿的運行規律，並將其應用到觀象授時的歷法中去，也就是把奎宿作為觀象制歷的壹個標準星和重要參照。具體方法並不清楚，但由《淮南子》等古籍的記載可以推知，人們給這組星宿所賦予的形象是豬，並稱之為封豨。封豨是早就存在的壹個概念，這就和我們現在會用歷史名人給天體命名是壹樣的邏輯。
世事變遷，滄海桑田，這個桑田，當然是指我們賴以棲身的腳下這片土地，對壹個農業國家來說，自然是指可供耕種的水田旱地。如果妳細想壹下，這是很奇怪的事情，似乎桑樹成了傳統農業的代名詞，難道五谷雜糧不更有資格麽？
要追溯桑樹所承載的觀念背景需要另文敘述，但顯而易見的是，桑樹在古代先民們的生活中曾有著很重要的地位。
桑椹可以吃，桑木可以做器具，但不言而喻，桑樹最重要的功用肯定還是用來養蠶，養蠶自然是為了抽絲紡織。
養蠶就會有蠶繭，抽絲就會有布帛，幸運的是，歷經數千年，這些本是速朽的東西竟然還能從時光的深淵裏浮現出來呈現在我們眼前。
1926年10月，第壹代田野考古學家、被尊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先生在山西西南部的夏縣主持西陰村遺址的發掘。
就在這裏，出土了壹枚被切掉約六分之壹的蠶繭。
“我們最有趣的壹個發現是壹個半割的、絲似的半個繭殼。用顯微鏡觀察，這繭殼已經腐壞了壹半，但是仍舊發光；那割的部分是極平直。”李濟先生說，“1928年，我把它帶到華盛頓去檢查時，證明這是家蠶的老祖先，蠶絲文化是中國發明及發展的東西，這是壹件不移的事實。”
這枚繭殼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經測定其年代為公元前4000-公元前3400年。
也就是說，可能在5600年以前，位於黃河中遊山西地區的先民們已經開始了栽桑養蠶以及抽絲紡織。
不過，因為只有這壹枚繭殼的孤證，當時的發掘技術也可能有限，對於究竟是野蠶還是家蠶並不能得到確定且壹致的結論，其年代也受到部分質疑，但可以肯定，這是上古先民利用蠶繭的明證。
如果這枚5600年前的繭殼還不足以證明養蠶抽絲的存在，那麽，有更為確定的證據表明，再過數百年，浙江地區就已經有了絲絹。
1958年，浙江湖州境內的錢山漾遺址，在出土的壹個小竹筐裏，人們發現壹塊絹片，只有2.4厘米X1厘米這麽壹小片。
鑒定結果顯示，這壹小片東西是蠶絲做的絲制品，編織所用的絲線由二十多根沒有撚合的蠶絲構成。
這是目前為止世界範圍內見到的年代最早的絲制品，其年代為公元前2700年左右。
另壹個同步佐證是，位於長江下遊浙江江蘇上海壹帶的崧澤遺址（包括上海市西部青浦區崧澤遺址、江蘇吳縣草鞋山和張陵山、常州圩墩、浙江湖州邱城遺址、海寧墳橋港等），其下層地層中檢測到的桑樹孢粉數量很少，但到中層地層後突然開始大量增加，這種現象表明，這壹地區原生桑樹較少，後來才變成普遍存在，排除神跡的可能，顯然這是人工栽種的結果。
崧澤遺址的年代為公元前3800-公元前2900年，在時間上正好可以和上面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公元前4000-公元前3400年、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公元前2700年相互銜接。
當然了，在地理上，山西夏縣與江浙壹帶直線距離就有上千公裏，江浙壹帶的蠶桑業是否由山西傳播而來，不好講，但分散各地的族群之間有交流與遷徒，這是毫無疑問的。
不過，錢山漾遺址雖然出土了最早的絲制品，如果就此論定湖州地區是絲綢起源地，用於營銷宣傳當然無可厚非，但不見得就是最終的結論和事實。
最後是壹個有意思的巧合。
前文說過，封豨之名與嶺南的封水有關。
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有壹篇《容成氏》，其中有壹句是：桑梧之埜。
桑是蒼，埜是野，桑梧之埜，即蒼梧之野。
這就是說，直到戰國時期，蒼梧又稱桑梧。
蒼梧在哪呢？
壹說蒼梧即九嶷山，這裏是傳說中舜南巡葬身之地，“舜葬於蒼梧之野。”
另壹方面，現在廣西境內還有個蒼梧縣。
此外，歷史上以蒼梧為名的還有兩個地方，壹是戰國時楚國設有蒼梧郡，郡治在郴（今郴州）；二是漢武帝滅南越國後分嶺南為九郡，其中之壹即蒼梧郡，郡治在廣信，即現在的封開縣，封水在這裏註入西江。
如圖可見，從戰國到西漢，歷史上的蒼梧由北向南移，其大致範圍則可以說在封水流域及其周邊。
這就很有意思了，《淮南子·本經訓》說的“禽封豨於桑林”，封豨與封水、桑林與桑梧，追根溯源，最後居然都匯集到了同壹片區域。
也許這只是巧合，也許這其中還潛藏著某種隱秘的歷史淵源呢？
蒼山萬年何曾老，蒼海幾時又桑田，往事如煙無覓，只能猜猜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