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我中華先賢前輩遣詞造句力求言簡意賅，行文力求流暢洗練，能用單字表達者，絕少使用雙字，故而古代漢語中名詞以單字為多。民族之概念，在古籍中與之對應之詞有“人”、“民”、“族”、“類”、“部”、“種”等若幹，而“民族”這壹雙字詞，在古代漢語中的確是難覓蹤跡。多年以來，諸多學者試圖在浩瀚的古籍中找到其出處，但遍索經籍典冊，卻收效甚微。就中國學者而言，欲加深對民族研究領域諸多問題的認識，就必然要涉及到漢語“民族”壹詞的出處、涵義與用法問題，因此，搞清漢語“民族”壹詞之由來，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
20世紀80年代，學者彭英明於漢代學者鄭玄之《禮記註疏》中，發現有“大夫不得特立宗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立壹社，今時裏社是也”（1）之語。但壹覽便知，此處“民族”二字雖前後連綴，但並未組成壹個名詞。與此同時，就職於中國社科院民族所的韓錦春、李毅夫等二位專家對“民族”壹詞的出處、用法和含義等問題也極為關註，並悉心搜求、研究有年，對相關史料、報刊和書籍進行了認真爬梳與摘錄，取得很多收獲。由於漢文典籍浩如煙海，壹直未能在古籍中尋到出處。但終有斬獲，他們在中國近代的書刊中，發現多處“民”、“族” 二字連用組成壹詞之情況，並將其最早出現時間確定為1882年王韜所撰之《洋務在用其所長》。王韜雲：“夫我中國乃天下至大之國也，幅員遼闊，民族繁殷，物產饒富，茍能壹旦發奮自雄，其坐致富強，天下當莫與頡頏。”（2）而真正具有當今“民族”含義之出處，當屬梁啟超於1899年所撰之《東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譯西籍，襲用其體例名義，天野為之所著萬國歷史，其自序乃至謂東方民族”；“蓋於民族之變遷，社會之情狀，······及能言之詳盡焉”等語。（3）至於系統介紹西方學術界“民族”之定義，則始於1903年梁啟超撰《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將德人布倫齊利的民族八大特質翻譯引進之時。（4）由於長期搜尋未果，“‘民族’壹詞不見於中華古籍”之提法被普遍接受。例如，中國民族學大家林耀華先生就認為：我國“民族”壹詞的使用是“受日語的影響，日人用漢字聯成‘民族’壹詞後，我國又從日語引入”。（5）由牙含章先生撰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中“民族”詞條綜合當時的研究成果，認為漢語“民族”壹詞在我國出現較晚，最早出現時間為19世紀後半葉，普遍使用是在1903年梁啟超將瑞士-德國政治理論家、法學家布倫齊利（即伯倫知理，筆者註）的民族概念介紹到中國以後的事情。（6）我國大型權威工具書《辭源》中亦不見“民族”之詞條，其舶來身份似成定論。至2001年，青年學者茹瑩根據其掌握的史料，認定“民族”壹詞始見於唐代李筌所著兵書《太白陰經》之序言中，並撰《漢語“民族”壹詞在我國的最早出現》，發表於《世界民族》。該文將史料原文予以摘錄，中有“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強敵；愚人得之以傾宗社，滅民族”之語。茹瑩認為：此處宗社與民族相對應，同為並列結構，應理解為“社稷”與“民眾”，原意可解釋為“滅國亡族”。這裏的“民族”壹詞雖不具現代民族的含義，但是漢語“民族”壹詞絕非近代的“舶來品”。漢語“民族”壹詞是為中國本土詞匯，其最早出處，或即在於此。（7）茹瑩之發現頗具學術價值。筆者亦壹向抱定“‘民族’壹詞來自本土”說，只是苦於無史料支持。十分幸運的是，筆者最近在搜檢史料時，偶然發現《南齊書》列傳三十五《高逸傳·顧歡傳》中，“民族”二字赫然見於紙上，且含義亦與當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其雲：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耶）？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耶）？今華風既變，惡同戎俗，佛來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雲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8）此語出自道士顧歡。歡字景怡，壹字玄平，吳郡鹽官（今浙江海寧縣西南）人，乃南齊著名道教學者，具體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其上述言論意旨十分明確。“諸華士女，民族弗革”之“諸華”即“諸夏”，對之以“戎”、“夷” 、 “胡”，“民族”則必指生活於中原與江東之漢族無疑。而所謂 “士女”即成年男女，他們“民族”尚未改變，卻“濫用夷禮”；“翦落”乃“落發為僧”之意，“全是胡人”當理解為“認定胡人全都正確”之意。顧歡認為，國家原有風俗，不能輕易改變。這裏“民族”壹詞之含義，與當前我們經常應用的民族的含義幾乎相同，且在顧歡看來，民族變易之根據，就是“風”（風俗）和“法”（禮法）。說明在當時，以文化本位來區別民族的觀念便已被國人所接受並深入人心。關於“夷夏之辨”之理念，產生於春秋時期。由於不同族屬之間鬥爭劇烈，反映在當時中原華夏族士人階層心靈深處的便是“夷夏之辨”理念的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儒家創始人孔子。他從政治統壹的觀點出發，在《論語》中強調“夷夏之別”（9）；另壹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則主張“用夏變夷”（10），即以傳播推行中原文教風習的方式使四夷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禮儀制度，以將其同化。從此“嚴夷夏之別”的思想成為儒家主要傳統理念之壹。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儒家學說占據統治地位，而作為儒家重要理念，“嚴夷夏之別”更普及至社會各階層成員之中。顧歡出於道教立場，雖在表面看來似乎是在調和佛道兩教之紛爭，但實際上卻是以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尊夏卑夷”觀點來抵制佛教，並重視對本“民族”文物、衣冠、風俗、禮法的保持。這就證明，南北朝時期在區別不同民族時，已運用以文化本位為基礎的“華夷之辨”的認同標準。《南齊書》為南朝齊梁之間蕭子顯撰，子顯字景陽，乃南齊開國之君高帝蕭道成裔孫，豫章王蕭嶷之子，梁時曾出任吏部尚書，頗具文史才能。其生卒時限大致在南齊武帝蕭賾永明七年（公元489年）至梁武帝蕭衍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之間。其所撰《南齊書》多取材於檀超、江淹等所撰《國史》。（11）而道士李筌主要活動於唐玄宗至肅宗（公元713—761年）之時，（12）因此，《南齊書》中“民族”之出處比《太白陰經》中“民族”壹詞出現大致要早200年，且其所指較之後者，與當今“民族”壹詞的含義更為接近。考慮到《南齊書》作為正史的學術地位，而日本所用漢字、典籍又皆學自中國，因此甚至可以推斷，即使近代中國學術界運用“民族”壹詞曾受到日本漢字的啟發，但日本所用該詞是否是直接取自漢典，亦頗有可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