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旅獒》是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之壹；而這二十五篇之為梅賾偽造，閻若璩已從種種方面證實，鄭先生也說這個證實已經“成了壹個定讞”（頁四三）。但是，他在敘述《尚書》內容“第三類 記事的斷片”時，為要證明“《尚書》中的諸文，每有壹小段紀事列於其首”，也不惜引用這篇偽史料的“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頁四五）。其實，除《旅獒》外，《金滕》便有現成的例子，為什麽棄而不用?
（二）引《詩經》原文，也有許多不經意處。如“匪言勿言，匪由勿語”，誤作“匪言忽言，匪由忽語”（頁六壹）。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誤作“匪雞之鳴，蒼蠅之聲”。又“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為《鄭風·東門》之詩，而鄭先生則誤作《東風》。同詩：“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也誤作“豈不爾思，子不我既”這類的錯誤，我相信必不止此，但也不能替鄭先生逐條校對，只憑記憶所及，隨手拈來而已。像這樣雜引偽史，誤改題文，在鄭先生著書既多，註重在提綱挈領，或許不拘小節，以為是無關宏旨，其實是貽誤初學的（像“匪雞則鳴”改作“匪雞之鳴”，相信決不是手民之誤。我所引各例，查過《勘誤表》，並未改正）。
（三）第三冊頁六五七至六五八論北宋詞人：
向鎬字+之（按；疑豐之之誤），河內人，有《喜樂詞》。他和黃庭堅壹樣，也頗喜用當時白話寫詞，因此，很有些今已不能懂得的句子。像《如夢令》：“誰伴明窗獨坐?我和影兒兩個。燈燼欲眠時，影也把人拋躲。無那，無那，好個淒惶的我。”……
這樣明白淺顯的詞句，鄭先生為什麽“不能懂得”?我真“不能懂得”。按這首詞，實是李易安作的（見《詞統》》，四印齋刊《漱玉詞》，把它收入《補遺》裏面。雖有傳說是向鎬所作，但只要稍有文學功力，稍稍讀壹下李向二人作品，即能辨出這詞應歸入那壹集。即使鄭先生認為兩可，則兩可的作品，尤不應舉為某壹人的代表作。又《喜樂詞》條下鄭註雲：“《喜樂詞》有四印齋匯刊《宋元三十壹家詞》本”。案《宋元三十壹家詞》的目錄如下（據光緒十九年原刊本）：
壹，逍遙詞；二，筠溪詞；三，＋櫚詞；四，樵歌拾遺；五，梅詞；六，綺川詞；七，東溪詞；八，文定公詞；（以上第壹冊）九，燕喜詞；十，梅山詞；十壹，拙庵詞；十二，宣卿詞；十三，晦庵詞；十四，養拙堂詞；（以上第二冊）十五，雙溪詩余；十六，龍川詞補；十七，龜峰詞；十八，梅屋詩余；十九，秋崖詞；二十，碎錦詞；二十壹，潛齋詞；（以上第三冊）二十二，覆瓿詞；二十三，撫掌詞；二十四，章華詞；二十五，藏春樂府；二十六，淮陽樂府；二十七，樵庵詞；二十八，墻東詩余；二十九，天遊詞；三十，草廬詞；三十壹，五峰詞。（以上第四冊）
並沒有《喜樂詞》。其中《燕喜詞》是曹冠（宗臣）所作，又非《喜樂詞》之誤。另有《四印齋所刊詞》，包括《東坡樂府》等十七種，亦不收《喜樂詞》。然則，鄭先生所謂“有《喜樂詞》”雲者，果何所據?
（四）頁二零壹 “魏與晉的詩人”章中，把諸葛亮列為詩人之壹，並抄了“壹首很平淡的詠史詩”——《梁父吟》——以為證。按諸葛亮“好為《梁父吟》”這句話，見於《蜀誌》。照字面講，這裏的“為”字可作自己創作的“作”字解；也可以說是有好吟別人作就的詩的涵義。鄭先生既已經把諸葛亮列為詩人，可見他的心目中，《梁父吟》必是諸葛亮的創作了。因此，我們為史料的正確性問題計，不得不辨。我以為《蜀誌》所載，是說諸葛亮壹面耕地，壹面哼哼《梁父吟》；是說他喜歡那首歌，不是說他自己作那首歌。若只憑“好為《梁父吟》”五個字，便斷定《梁父吟》是諸葛亮所作，那末，我們也可以說它是李群玉作的，因為他的詩中有“抱膝時為《梁父吟》”（《長沙紫極宮夜雨愁坐》》；也可以說是杜甫作的，因為他的詩中有“日暮聊為《梁父吟》”（《登樓》）。恐怕在前朝的詩集中，這類例子多到指不勝屈，我們安得把人人都指為《梁父吟》的作者!再看前人對於這首歌的意見，也是如此。郭茂倩說：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梁父吟行》，今不歌。”謝希逸《琴論》曰：“諸葛亮作《梁父吟》”。《陳武別傳》曰：“武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數十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蜀誌》曰：“諸葛亮好為《梁父吟》”，然則不起於亮矣!李勉《琴說》曰：“《梁父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頌》曰：“《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父，山名，在泰山下。 《梁父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父吟》，與此頗同。（《樂府詩集》卷四十壹）
所謂“梁父吟，曾子撰”壹類的話，當然未必可靠，但非諸葛亮所作，亦已大白矣。
二 史料的取舍
壹部著作既名為“史”，作者便應當根據史實，對於史料的取舍，不應該阿其所好。節制自己所要說的話，和說自己所不愛說或不熟悉的話，本來是不很容易的事。 壹般著作家對於這點，大都缺少訓練；而本書的作者，似乎也未能免俗：
（壹）作者對於“賦”——特別是漢賦——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它是“遍搜奇字，窮稽典實的代名詞”，和騷壇的“無病呻吟”。（頁二壹九）要說《三都》《兩京》 壹類漢賦是壹篇篇的“呻吟”，我以為是壹件很勉強的事。要用“遍搜奇字，窮稽典實”來呻吟，我想班固張衡諸人，雖然“詩思消歇”，或許不致壹笨至此!至於漢賦的體裁，在浮面上誠然是“遍搜奇字，窮稽典實”，但它氣魄的雄偉，典實的精博，詞藻的豐富，音調的朗亮，站在歷史的立場上看，似不應當受人菲薄。其實它也是詩，是Descriptive Poetry。中國文學史上沒有真正的Epic( 有些樂府古辭在量的方面太差：《西遊記》和《平山冷燕》等等在質的方面又太不像樣) 。但這並不能說中國就沒有產生過能寫Epic的偉大詩人。只是因為文獻不足，不能使偉大的詩人往那條路上走，沒有現成的基礎讓他們建築起Epic的宮殿來罷了。實際上，壹些偉大的詩人，往往在別的體裁上透露他們能寫Epic的天才，而漢賦的那種Grandeur（宏壯，威嚴，華貴）正是Epic所有的。鄭先生又說:“漢賦的作者們，對於屈宋是亦步亦趨的……(頁二壹九)但惜我還沒有見過屈原或宋玉做過《三都》《兩京》壹類的賦!
（二）作者因為不滿於漢賦，所以後世和賦相類的“駢文”，也同遭摒棄，甚至於和賦不相類的後漢三國的表章書啟，都沒有給它們絲毫地位。其實建安七子和曹（丕，植）吳（質）等人的書劄，也不壹定在他們的五言詩之下。五言詩限於字句，寫不酣暢，又往往刻意為之，後世讀者遂不免感到疏隔。反不如當時亦駢亦散，恣筆縱橫的書劄表章（如《薦禰衡表》，《求通親親表》，《求自試表》等），能夠表現個性，透露各人心靈的消息。《文心雕龍·書記篇》說：“公幹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為詩矣”。其實豈僅公幹（劉楨）而已，我們讀曹氏兄弟，吳質，和陳琳的書劄，比讀他們的詩要親切得多。這些都是當時的白話書劄，不應遺棄。至於《梁父吟》之不是諸葛亮所作，評者在前面已經說過；最可怪的，是作者因為錯認了，便硬把諸葛亮也列為詩人之壹。除引了《梁父吟》外，還說起了許多“今皆不傳”的著作，而於傳誦至今，直率動人的《出師表》，反不提起只字!
（三）四六駢文在整部的中國文學史中，也不應當完全遺棄。本來，中國文體，除詩歌外，有駢散二大流，到六朝初唐，駢文不僅全部征服了散文，連詩都被它吞沒不少；六朝輕清的小賦，便是詩給駢文並吞了的產物。自後漢以至盛唐，四六駢文統治了四五百年的文壇，連詩歌都被它逼得“綺靡不足珍”了，壹直等到韓愈起來革命。但是令狐楚，李商隱諸人還來壹個光燦耀目的回光返照。李商隱自以為他的四六文不在他的詩以下；在述他從令狐楚學四六的經過，有“自從半夜傳衣後，不羨王祥得佩刀”之句，是何等自負!王維的書劄，劉知幾的《史通》，都脫不了這壹體的樊籬。而鄭先生在“六朝的辭賦”章中，輕描淡寫的從建安時代的曹植彌衡王粲講起，總***不到五頁（頁三零六——三壹零）！以全書壹千六百頁計算，不及三百分之壹。
（四）關於北朝文學，大體上也嫌簡略。《樂府詩集》所收北朝詩歌，如“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我壹身，飄然曠野!”和“男兒寧當格鬥死，安能拂郁築長城!”壹類極偉大的作品，都不曾提起。
（五）從另壹方面看，凡鄭先生所喜歡的東西，則雖並不必要，也不惜反覆申述，至再至三。即如《西廂記》的本事，凡稍留心中國文學者，類能知之；在文學史中，簡要的敘述壹次果也不妨，不敘卻也沒有關系，鄭先生則把壹個大同小異的故事，敘述至三次之多（頁六九四——六九五，七零零——七零六，八五九——八六二)。前後***占十余頁，較“八朝的辭賦”壹章多二倍有余。故事前後敘述作者，故事源流，版本及解釋內容壹類的文字，還不在內，又如“講史及英雄傳奇”壹章中的《全相平話》在文學上可稱毫無價值；它的價值，只在“有過這麽壹回事”上面。壹個專門學者，可以把它的發現的經過，版本的源流，作者的研究等寫成他愛那麽厚就那麽厚的專書；但在壹般人適用的文學史中，毫無問題，它只能占極少篇幅，只要說明“有過這麽壹回事”罷了。而鄭先生則似乎對於講史平話故事特別感到興趣，把五種平話的故事內容，浩浩蕩蕩，從“武王伐紂”壹直講到“劉聰滅晉”總***占了十八頁（頁九三八——九五五）。這壹章所占的篇幅，幾抵“六朝的辭賦”全章的四倍，比“南宋詩人”壹章還多壹倍。其實這些平話的內容，據鄭先生自己說：“其敘述雖或近於歷史，或多無稽的傳說，或雜神怪的軍談，然其文字的鄙陋不大通順，白字破句累牘皆是，卻是五作如壹的”（頁九五六）。鄭先生壹口氣把“無稽傳說”“神怪軍談”的故事說了十八頁還不夠，又把“鄙陋不通”，“白字破句”的原文引了四頁（頁九五六——九五九）。而他敘述北宋大詞人晏幾道，只引了原文五十五字（頁六三三）；對於“詩存者不下萬首”的陸遊，僅僅引了兩首七律，連上敘述，不到八行（頁七九六）！
在“批評文學的復活”壹章中，作者提出朱熹諸人用直覺來讀古書，很是恰當。但作者說：“從六朝以後的批評的精神便墮落了。……唐人批評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專門的批評著作。他們對於古籍的評釋，其態度往往同於漢儒；只有做著章解句釋的工夫，並不更進壹步而求闡其義理”（頁八零七）。我想作者也許只看見了陸德明的《釋文》，沒有看見劉知幾的《史通》，所以才說那樣厚誣唐人的話。實則，宋人的批評，出發點是求哲學上的真，《史通》的出發點是求史料文獻上的真。以言性質，則劉氏的書似更屬於文史批評方面。宋人著作則偏於哲學上的“知識論”方面。說到“專門的批評著作”，恐怕《史通》壹類的書不能算不專門，也不壹定比任何宋人著作不專門。以詩論詩的風氣，也是唐人開的。李白《古風》中壹首“大雅久不作”便是壹篇論詩的宣言。以後杜甫的《戲為六絕句》，義山的《漫成五章》（首二章），實開後代論詩絕句（如元遺山）之風。李杜詩中零零碎碎論前人及當時人詩句的，也不在少。司空圖的《詩品》雖只及原則，不實指詩句，其實不在宋人許多閑談式的“詩話”之下。後人詩話，多從《詩品》揣摩出來：《藝苑卮言》所用種種擬詩的譬喻，尤為明顯。所以如果抹煞古人的著作，回頭又來說他們批評精神的墮落，不能算是壹個平心之論。
三 不傳及非名作人史
鄭先生最根本的錯誤，是在寫書的時候，不以文學作品本身為中心，而以各代史書中什麽文苑傳，文學傳的人名單為中心——特別是宋元以前的部分。因此，就產生了兩種最嚴重的謬誤：
第壹，許多極重要的作品都被遺棄，或竟潦草敷衍。如前面說起的《樂府詩集》中許多詩歌，魏晉的函紮，《弘明集》和《廣弘明集》中許多美麗的駢文（如《三藏聖教序》等），佛教的許多文學性極重的傳記及經典（如法顯《佛國記》，《本緣部》的許多譬喻經等），唐代極好的白話文（如《五燈會元》《六祖壇經》等），都占不到地位。又如蘇東坡的詩只引五七言各兩句；而關於他連同他父親老蘇和弟子由的敘述，通***不到九行（頁六壹五——六壹六），這種忽略的寫法，將使讀者對於許多偉大的作家，無從得到明確深刻的印象，無從感覺興趣，無從覺得他們的偉大——雖然鄭先生也不吝惜地用“偉大”“大家”，“晶瑩的珠玉”壹類不著邊際的字眼。
第二，許多極小極不相幹的作家，因為偶然在文苑傳上占有數行傳記的位置，便不管他有無作品流傳下來，流傳下來的是不是文學，鄭先生都把那些人的姓氏，籍貫，官階，卒年，依樣照開；或者補上壹句：“有……集”。連作品極幼稚或竟並無作品傳下來的，也都把這個壹定的公式套上。試舉數例如下：
秦宓有《遠遊》壹詩：“……”頗具稚氣，難稱名篇。宓字子教，廣漢綿竹人，劉備平蜀，以為從事祭酒。後為大司農。（頁二零二）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時為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卒。張融字思光，吳郡人，齊時為司徒，兼右長史，是稚圭的外兄。二人情趣相得，並好文詠。然所作零落已甚，並不足觀。（頁二八二）
葉憲祖，字美度……余姚人，官至工部郎中。……他所作傳奇有《雙修記》，《四艷記》，《玉麟記》……《玉麟》、《雙修》二記，皆未見。……憲祖的諸記，……也足以使人感得不舒服；特別是《四艷記》，四段故事，情節皆面目相似，讀之尤懨懨無生氣。（頁壹壹八壹）
車任遠宇+齋，號遽然子，上虞人，著《四夢記》。……今《四夢》原本未見，唯《焦鹿夢》存耳。此劇……敘述過於質實，反失空靈幻妙的趣味；教示過於認真，又有笨人說夢的感覺……（頁二二八）
孫原文字南公，號笨庵，無錫人，著《餓方朔》壹劇，今不傳。（頁壹二壹九）
陸世廉，字起頑……長洲人。宏光時官光祿卿。入清，隱居不出。著《西臺記》……惜今亦不傳。（頁二三零）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與其把這壹類既非名作，又多不傳的玩意兒來占據寶貴的篇幅，何如就把正史中藝文經籍各誌的“集部”或“子部”的東西整個抄了進去！
四 意義不明
鄭書頗多晦澀之處。例如：（壹） 頁壹五壹：
在樂府古辭之中，原有些敘事詩，但大都不是以五言體寫成的；用五言體寫的，只有《陌上桑》等壹篇耳。現在我們所講的五言體的敘事詩，在實際上只有兩篇；……
在這裏，既有所謂“《陌上桑》等”雲者，則除《陌上桑》外，當然至少還有壹篇；加上《陌上桑》，便有二篇，怎麽“只有……壹篇耳”？假使“等”是多余的，怎麽接著又說“在實際上只有兩篇”？究竟是“《陌上桑》等壹篇”，還是“《陌上桑》 壹篇”？是“只有壹篇” ，還是“只有兩篇”？
（二） 頁壹六零
第四類“清商曲”（按此承上頁論漢代樂府古辭）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長安有狹斜行》四首。……第五類“瑟調曲”今存者有《善哉行》，
《隴西行》，《步出夏門行》，《折楊柳行》，《西門行》， 《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雁門太守行》，《雙白鴣》，《艷歌行》二首及《艷歌上留田行》等。在這個曲調中，頗多敘事的作品……
這段文字和上面所引壹段對看，似覺自相矛盾。上面說樂府歌辭中五言敘事詩只有兩篇（指《孔雀 東南飛》及《悲憤詩》），而這裏說到的《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隴西行》和鄭先生所不曾說起的《上山采靡蕪》，都是五言敘事詩，不知鄭先生將何以自解?
（三）頁壹六五：
中國古代的史書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書才是第壹部正式的史書。
我不知道“古代”是何代。“史書”是什麽樣的書，“原始”的定義又應當怎樣下?姑且假定《史記》以前是“古代”，試問《春秋》三傳，《國語》，《國策》及已佚的《世本》是不是“史書”？《史記》當然不“原始”，何以見得這些書就“原始”？《史記》記載漢以前事，整篇抄上述各書，甚至抄《尚書》，這“原始”的定義以什麽作標準?
（四） 頁壹七二： 。
他（指劉歆） 又極力表章著了壹部絕代的理想政治的模式《周禮》。後人每以《左傳》，《周禮》為他的偽作；但那實是不近情理的壹個偏見。
“表章著了”四字，令人莫名其妙！是他表章了《周禮》，還是他著了《周禮》?假使他只是表章而已，則鄭先生是不是以為《周禮》確是所謂“周公居攝以後作”？ 如果鄭先生也以為《周禮》並非周公所作，是劉歆自己弄出來的玩意兒，那當然是“偽作”為什麽鄭先生還說“後人每以《左傳》《周禮》為他的偽作；但那實是不近情理的偏見”？。按照鄭先生的意思，這部托名為“周公居攝以後作”的《周禮》，似是大政治家劉歆弄出來的；可是又不準妳說是劉歆偽作，妳若這樣說，便是“不近情理”，便是“偏見”。
（五） 頁壹八六：
既疑《萁豆詩》過於淺薄顯露，不似子建的口吻，且此詩本集不載，僅見於《世說新語》；何以又在前頁說“子建便也高唱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五 考證太簡略
中國文學史上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也是寫文學史最大困難之壹。鄭書中關於考據部分，就是失之太略，試舉壹例，如“在唐以前，佛教文學在中國文學裏所引起的發酵性作用實是微之又微的”（頁二六六）。不知此語有何根據?據我看，佛教文學在唐以前的中國文學中至少引起了下列各種問題：
第壹，因為佛經的梵文，每句往往是八個音節，所以譯文也隨之而以四言為句，每二句合成八言。這種工整的文體，促成了後來四六駢文的發展。又因為梵文佛經中有每句十音節的偈語，在譯文中遂有五言的詩偈。此種詩偈的五言譯文，起源極早。《大藏經》所收後漢時安世高，康孟詳，支曜的譯文（如安譯的《佛說屍迦羅起六方禮經》，《五陰譬喻經》，《佛說婆羅門避死經》；及康譯的《佛說興起行經》，《舍利弗摩訶目蓮遊四衢經》等），便有極樸質暢曉的五言詩偈。此類詩偈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不僅在於促成了五言詩的發展和運命，並且直接影響了五言詩作者的思想。陶淵明的三首“神”“形”“影”的酬答，謝靈運的《十譬贊八首》，便是最好的例子。正因為有陶謝的酵，所以才釀成王維王梵誌的酒。
第二，是因為梵讀的音轉，而起中國文字的四聲。沒有四聲，恐怕唐詩，宋詞，元劇，昆曲都失了最主要的神味——音樂性。而四聲之起，在唐以前；四聲之來，由於佛教文學。
第三，佛教的故事，直接跑進中國文學的園地，為中國作者所敘述（不是翻譯）。試讀《水經註》，隨處可以看到這種例子，更不必求之於法顯《佛國記》壹類的書。
然而鄭先生卻說：“在唐以前，佛教文學在中國文學裏所引起的發酵性的作用是微之又微的。”
六 其 他
（壹）頁六六二：“無數的詞人詩人，寫著無數的離情閨怨的詩詞；他們壹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這壹切的詩詞，在清照以前，直如糞土似的無可評價。”這話未免有些說得過火。要是六朝樂府中的《吳歌》 《子夜》，王（昌齡）崔（顥）的七絕，張籍的《節婦吟》，李白的《長相思》，和溫（庭筠）周（邦彥）的短令長調等果真“糞土似的無可評價”，為什麽作者對於上述這許多“糞土”又不在摒棄之列呢7．
（二）頁二四八： “陶謝並稱，然淵明遠矣”。不知所雲。似此文字上的疏忽，竟弄得意義不明，希望再版時，作者有以修正。
平心而論，鄭先生這部巨著在中國文學史中，以言贍博——特別是近代部分——可說是無與倫比。如果讀者能取這書之長而善讀之，當能得到這本書對於他們的益處。我們也很希望鄭先生自己或其他學者，仍就現有材料，更作精審的研究和著述，完成壹部比較完善的中國文學史。
原載《圖書評論》第二卷第七期， 壹九三四年
附 論 變文發生時代與詞的起源諸問題
我在《新月》四卷六期發表批評鄭著《文學史》後，著者即有壹函，致《新月》編輯，刊在四卷七期，聲辯“變文”發生時代，詞的起源，李群玉出處等五點。這五點中除最後壹點外，其余都是文學史上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隨即也有壹篇很詳細的答辯文，寄給《新月》編者。後因印刷方面的問題，《新月》未能刊出；我的稿子也無法索還；以致有許多人誤會我已放棄了自己的主張，承認了鄭先生的主張了。其實不然。今乘重評鄭著之便，謹再答辯。
（壹）關於“變文”發生的時代問題 “最早的‘變文’”，我們不知其發生於何時，但總在開元天寶以前吧”——鄭先生說他“這話是不能動搖的”有許多理由，都與《插圖本文學史》所說的大致壹樣。無庸代為重述。其實，我也並沒有意思要“動搖”這話，因為這話的確不能“動搖”。鄭先生如果再穩當壹點說：“變文的發生，總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以前吧”，那就更不能“動搖”了。問題是：開元，天寶以前，蓋亦久矣夫，千百年來，非壹日矣!“但究竟是前十年前五十年，或前壹百年，前二百年”——鄭先生問，“則誰能明白的指出呢?”我的回答是：文學史的著者應能明白指出。
我認為《高僧傳》卷十三的“唱導”即是變文的起源，鄭先生不承認我的話，理由是因為他讀了《廣弘明集》卷十五梁簡文帝的《唱導文》，王僧孺的《禮佛唱導發願文》，《懺悔禮佛文》等，使他“爽然若失”的否定了。我想鄭先生弄錯了。鄭先生大概對於《廣弘明集》的文章和《高僧傳》所記的，都沒有看清楚它們的內容，所以把二者混為壹談，那其實是兩件絕不相同的事。鄭先生引了壹段梁簡文帝的文章以證明和“變文”的不同，那當然是不同的，但可惜鄭先生沒有把那文章看完，看出它內容結構的要點何在。鄭先生讀《高僧傳》，似乎也只讀了“傳記”部分，並沒讀“跋論”部分，以致對於《高僧傳》卷十三的“唱導”究竟是怎麽回事，仍未了解。《廣弘明集》卷十五所謂“唱導文”，或“禮佛唱導發願文”或“懺悔禮佛文”，其實都是“發願文”。鄭先生如果把簡文帝的文章再耐性壹點兒讀下去，可以發現：
奉為至尊敬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旃檀德佛……
奉願聖禦與天地比隆，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康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
奉為皇太子敬禮東方寶海，南方燈明，西方無量壽，北方相德。……
奉願離明內映，合壁外和，玉震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色，四善流風。既善溫文之德，實著監國之重。……
奉為貴嬪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
奉願月相與萬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佑；興七覺以炳照，冏十智於常樂。閨守奉仁，宮儲欽德……
奉為臨川，安城，建安，鄱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陵諸王家國戚屬，六司，鼎貴，歸命敬禮：：
奉願心鏡凝深，身清嶽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
王僧孺的《禮佛唱導發願文》也是這樣的：
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時並運，玄風與八埏***廣；反淳源於三古．，舍澆波於九代。至治已睹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
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載侔於＋礴，前星照耀，東離煥炳，淑聞自遠，和氣熏天……
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令聞令望，道均於旦奭……
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英將白雲***朗；永鐘清祉，長享元吉。……
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媯辰；震彩鐫圖，傳芳詩史。……
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輟。……
願現在眾等身口清凈，行願具足。……
《懺悔禮佛文》的內容和形式，與上文所引完全相同：
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方外扶；百福莊嚴，萬祉周集。……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
仰願重明累聖＋然如在：騰神凈國，總駕天宮；托化金渠，邀遊寶殿。……
願諸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磬石過於隆漢；……
《初夜文》也是如此，無非是“仰願大王殿下”之類。我因為要讓讀者知道那些文章的內容和格式是怎麽回事，所以引了不少原文。這些文字，據我看，完全是千篇壹律的“發願文”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卷《史傳部》第四所收《廣弘明集》卷十五的玉氏的文章，沒有“唱導”字樣，僅作“禮佛發願文”，可見我的論斷無誤）；和“變文”當然不同，和《高僧傳》卷十三所謂“唱導” 的本子，我以為也自不同。這些千篇壹律的“奉為”“仰願”滿紙塞行的善頌善禱，豈能使聽眾“心形戰栗”“怖淚交零”？這樣駢四驪六的文章，又豈是壹般聽眾所能感到興趣而愛聽?《高僧傳》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