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坐的是叛逆罪，所謂“磔”即是分屍，比之嶽飛遭遇更慘。趙構殺嶽飛，雖為求茍安，畢竟是其私心作祟。而崇禎殺袁崇煥，則是地地道道的自毀長城，“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
觀崇禎其人的作為，並非如歷史上以往的亡國之君那麽昏庸荒淫，也沒有坐視國事日非而不顧及，“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壹度被朝野譽為“明主”，面對危難時局，壹心勵精圖治，“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既然崇禎是壹個勤於政事的勤勉皇帝，為何會作出此等不智之舉呢？
這和崇禎的性格和心理有關。明朝的朱家皇帝，皆有近乎病態偏執性格，莫不多疑刻薄，剛愎自用，凡事以自我為中心。按現代心理學，所謂偏執癥狀是指帶有妄想性的信念，通常是被迫害性的。至於偏執性人格指對於事實上或想象出來的羞辱，常有過分的敏感和自我牽連，故常有為此給予反擊等想法。此種偏執性性格，人格相對完整，很少出現精神衰退現象。主要癥狀是妄想，但這種妄想具有高度的系統性和邏輯性，歸納起來有兩個特點：壹是這類妄想滲透到妄想者人格的整個結構及特征中，二是妄想發展按部就班、逐漸進展、層次井然、前後協調、條理清楚，從而是自成體系。
偏執癥狀從明前朝太祖的多疑刻薄，成祖的狠毒無情，憲宗的濫用私人，武宗的狂妄自大，神宗的偏激逆反中都可以找得到影子。崇禎即位之際，國家早已積重難返，國事日非，朝上“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 民間“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憂憤之中的崇禎，不免“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愈是如此，妄想性的偏狹愈強烈，到後來，崇禎發展到認為壹切皆歸於“士大夫誤國家”。對身擔重責的大臣，崇禎通常是先寄予極大的，甚至是超出實際的期望，壹旦令其失望之後，又壹變而為為切齒憤恨，必殺之而後快。故崇禎在位17年，所戮大臣不計其數，其中總督有7人，巡撫有11人。內閣重臣更頻繁替換走馬燈，先後用了近五十人。崇禎以唯才是用為標準，有諷刺意味的是，居然滿朝無可撐局面之人。其真無人乎？其個性不容人也。
這樣再論袁崇煥的冤獄，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崇禎剛開始對袁崇煥也是寄予厚望的。“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 袁崇煥說了句不該說的大話，五年平遼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過崇禎信以為真了，而對臣僚壹些紙面上娓娓動聽，卻無實際收效的言論祟幀總是非常反感。這就種下了第壹個禍根。
事後，深知崇禎性格的給事中許譽卿問及此事，袁崇煥回答：“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許譽卿提醒：“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袁崇煥這才自知失言。所以後來，“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余，調眾口不足。壹出國門，便成萬裏，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之臣、桂尚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袁崇煥把話說得太滿，崇禎平邊心切，也不顧是否可行，壹味下註，而後又感覺虧了本，以至認定袁崇煥辜負其信任，有被欺之感。這種下了第二個禍根。
“崇煥始受事，即欲誅毛文龍。”這是第三個禍根。毛文龍雖為地方軍閥，實力也壹般，但天啟以來，明廷對其頗為倚重，“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而且從戰略上考慮，毛文龍以海島為基地，以遊擊戰術出擊，確實起到了牽制清兵的作用。此話題可詳細論述，這裏略過。盡管毛文龍部有貪功，冒餉、不肯受節制，難以調遣等問題，但小疵不能亂大謀，袁崇煥殺毛文龍系冤殺、誤殺，這基本是定論。結果遼之東南戰場從鴨綠江到旅順的主要城鎮、海港、海島以及屬國朝鮮，都先後被後金占領，明幾乎全部退出上述地區，毛文龍多年的慘淡經營化為泡影。何況，毛文龍死後，局面更加亂。其部下尚可喜，耿精忠先後作亂，而後降清，更證明了這壹點。毛文龍被斬，“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這僅僅是崇禎基於用人不疑的思路，他對此是相當不滿意的。這樣，袁崇煥有過在先，就更不能出壹點岔子了。
當時，盡管明屢戰屢敗，但基於天朝尊嚴，“諸將罔敢議戰守。”而“議戰守，自崇煥始。”不過，袁崇煥的和議雖戰略上完全正確，但沒有顧及嬌縱自大，尚無危機意識的“國情”。“崇煥初議和，中朝不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為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後來袁崇煥迫於壓力，也不敢多言議和，他對崇禎曾經小心地建議：“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雖然得到認同，不過這種與皇太極關於和議的私下書信往來，是比較容易受人以柄，而且極易引發猜疑的事情。崇禎本人對議和的態度表面比較曖昧，但內心絕對反感。後來到崇禎十年，又有兵部尚書楊嗣昌提及此事，崇禎也曾私下允許楊見機行事，但又下令嚴禁邸報傳抄，主要是礙於面子，不願與後金平等對話，害怕外廷議論。而後來京都危機，袁崇煥議和之事被曝光張揚，為禍根四。
崇禎三年十月，皇太極率精騎十萬，避開袁祟煥把守的錦遠防線，繞道察哈爾入長城，攻占遵化。袁祟煥急馳入授，並於後金之前趕到通州。後金軍改道西犯京師。“崇煥懼，急引兵入護京師，營廣渠門外。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禦饌及貂裘。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大軍鏖戰，互有殺傷。”皇太極只得退兵。本來，“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而崇煥甫聞變即千裏赴救，自謂有功無罪。”不過，京都百姓和壹些無知官員不懂這些國家政治軍事大事，只覺得既然是袁崇煥戍邊，敵大軍壓境，自是袁守疆有過，“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於是怨聲載道，皆指袁崇煥的不是。何況袁崇煥有與敵和議的事實，更使得“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這是禍根五。
《明史》載：“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這就是說，殺袁崇煥是後金皇太極的反間計。反間或有之，但實際未必是袁崇煥的死因。袁崇煥下獄是崇禎二年十二月，處斬是三年八月，中間有近九個月的時間，如果要慎重審訊，反間不難破解。崇禎雖偏狹，但並不昏庸，對國事也不是不了解。京都危機無需仔細分析就可明白與遼東防線無關，這根本是基本事實。然而，崇禎痛恨的是袁崇煥戍邊以來，未曾為他分憂，盡管遼東穩固，但清軍依然可以大模大樣的繞過山海關騷擾邊境。五年平遼的諾言看來是不實之詞。這是對大臣要求苛刻的崇禎所不能容忍的。此外，後金居然兵臨京師，引發了朝野的騷動、驚恐和不安，所以這等奇恥大辱必需壹個罪不可赦的替罪羊來平息，否則天朝面子何在？此事之後，袁崇煥因和議曝光而廣受非議，對遼東局勢，當時朝野雖有危機感，卻並未真正警醒，始終停留在戰事不利始於將帥無能的舊思維方式上，恰恰和議對如此的壹個依舊狂妄自大，目中無人的的王朝是最難以啟齒的羞恥，這是最後壹個禍根。
有此六因，袁崇煥的悲劇就在所難免的發生了。應該說，崇禎也未嘗沒有過思想鬥爭，但性格因素讓他更願意以妄想和猜疑了結。事後，崇禎為自己辯護說：““朕禦極之初，攝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因協民艱，廉通者又遷疏無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
不過，盡管群情往往偏激壹時，但事實不會因此被長久扭曲。袁崇煥死後，“天下冤之。”崇禎非昏君，也在不停地反省，只不知他對冤殺袁崇煥是否也有過壹絲悔意。崇禎八年八月、十四年二月、十五年閏十壹月、十七年二月，崇禎先後四次下詔罪己。後來更壹度避正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如不遇典禮之事，平日著黑衣理政，與將士***甘苦，至“寇”平之日為止。可惜壹來時局已不可挽回，二來個人心理偏激，既刻薄又猜疑，無法建立起同心同德的政治集團，始終覺得滿朝無人，群臣負我。就這樣在孤寂痛苦之中走到了277年的朱家大明王朝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