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含是壹個思想家、哲學家。他的《更生論》是湖南最早的哲學著作，也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哲學著作，反映了特定時期的思想交鋒，被時人稱為“括囊變化，窮極聚散”的佳作。
羅含是壹個文學家、地理學家。他的《湘中記》(又稱《湘中山水記》)三卷，是東晉地記的代表作，詳細記述了湖南的山川、特產、民俗、古跡等，成為後世修誌的範本。特別是其中的山水描寫，為中國山水散文的開創起著導夫先路的作用。
羅含有壹定的軍事才能和政治洞察力。任過征西參軍等軍職，在太和四年(369年)，羅含為侍中，還嘗奉帝命到山陽去犒勞桓溫的北伐軍隊(《晉書卷九十八》列傳六十八)。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晉朝，能夠周旋於險象環生的各派政治勢力之間，風雨不驚，從容致仕，告老還鄉，長壽而終，羅含具有過人的政治智慧。
庾亮掌權時，以羅含為江夏從事。謝尚稱贊羅含，比喻他是“湘中之琳瑯”。後來，桓溫取代庾氏為荊州刺史，在壹次與僚屬宴會上，當眾贊賞羅含不但是“荊楚之材”，還是“江左之秀”，還上表朝廷，升羅含為宜都太守。庾亮、桓溫、謝尚本來屬於不同的勢力集團，彼此間水火不容，但對羅含的賞識卻不謀而合，足以說明羅含確實為東晉有名才子。
東晉政權建立後，當時中原的壹些高門如太原王氏、瑯邪王氏、諸葛氏、濟陽江氏等大族都來到江南。這些家族在中原時就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也是當時在學術和文藝上影響最大的家族。因此當時著名的經學家、清談家和文人仍多為北人。東晉時代學者和文人中，祖籍在長江中流而又久居其地的文人只有羅含 。
羅含其人其文，在唐代也有很大的影響。比如盛唐詩人杜甫《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詩雲：“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墻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把羅含與南北朝時期成就最高的詩人庾信並稱。杜甫對庾信的評價很高，說：“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跡》)。並稱羅含與庾信，可見羅含在杜甫心目中的地位。
中唐詩人劉禹錫《韓十八侍禦見示嶽陽樓別竇司直詩…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詩雲：“茅嶺潛相應，橘洲傍可指。郭璞驗幽經，羅含著前紀。”把羅含與郭璞（西晉著名文學家、中國風水學鼻祖）並提。
晚唐詩人李商隱《菊》詩：“陶令籬邊色，羅含宅裏香。”“羅含宅”是出自《晉書》的壹個典故。《晉書羅含傳》中說，羅含在官舍時，有壹天，壹群白雀棲集堂宇。回到家鄉耒陽後，壹天階庭上的蘭花、菊花競相開放，滿堂馨香。人們都說，這是有德行的人對天地的感應，是吉祥的兆象。羅含是中國山水散文的創作先驅，陶淵明是山水田園詩歌的鼻祖，都以自己的高尚的人格風範，受到後世的景仰，都以自己的品德、思想和才具，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 東晉權貴爭權奪勢，各不相讓，羅含卻保持了淡泊平靜的心態和清正廉潔的節操，不戀權，不貪錢，不畏勢，重友情，是壹個道德高尚的君子 。
不戀權。羅含二十歲後，州裏三次授予官職，都沒有接受。後來，豫章郡新淦縣人楊羨到桂陽做州將，由於羅含父親羅綏在新淦做過官，有很大的政績，非常受新淦人的擁戴，所以楊羨請羅含出任主簿，可羅含“傲然不顧”，不予理睬。隨後，楊羨不停地去聘請，羅含實在不好推脫才勉強上任。羅含年老後，正是最為看重羅含、視羅含為心腹的桓溫總攬東晉朝政，勢力如日中天的時候，羅含主動請求退休，不戀權。
不貪錢。羅含蒞臨新淦縣，新淦百姓聽說羅綏兒子羅含到了，就紛紛送東西給他。羅含盛情難卻，只好將禮品收下。在離開新淦時，卻把禮品封置起來，並未帶走。於是，遠近百姓都非常推崇佩服羅含的品德。 羅含做官時，生活特別簡樸。任荊州別駕時，嫌官衙內太吵鬧，就在城西郊的小洲上蓋了壹所茅屋，伐木做床，編葦為席，穿著平常的衣服，吃著自己種的蔬菜居住。羅含卻不以為苦，生活得有滋有味，深得後人欽佩。
重友情。永和四年(348年)，桓溫做荊州刺史，加征西大將軍，羅含升為征西參軍。《世說新語》：桓溫想檢劾他的政治對手謝尚，就派羅含去江夏郡搜集太守謝尚的過錯。羅含到了謝尚那裏，也不過問郡中事, 好象是來做客，每天只是與謝尚飲酒談天。謝尚也是名士，氣質秉性與羅含投合。所以，喝了幾天酒，就回來了。桓溫問羅含搜集到什麽情況?羅含卻反問桓溫說：“您覺得謝尚這人怎麽樣?”桓溫說：“比我強。”羅含於是說：“謝尚既然勝過妳，怎麽能說妳的壞話?”羅含巧妙地保護了謝尚，緩和了兩大勢力的矛盾。 除了羅含對於後世的道德楷模作用外，羅含的文化影響更集中地體現於他的哲學思想和文學貢獻上。
羅含的《更生論》，闡述了萬物更生的原則，規律及其性質。雖然《更生論》全文僅392個字，但內容和意義都十分深刻。凡是研究佛教、哲學的著作，都提到羅含的《更生論》，可見《更生論》之受重視。
《更生論》闡述了如下觀點：
物質的觀點。《更生論》從玄學崇有思想出發，指出天是萬物之總和。《更生論》指出：“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壹物。”強調天是萬物之和，而不是“虛無”，是壹種可以感知的物質。人也是天中壹物，從而肯定了人的價值和尊嚴。羅含強調天是萬物之和，明確表明天是物質的，是現實存在的。在當時，承認天是物質的，人是天中壹物，是壹種大膽的、進步的思想，具有唯物主義的因素。《更生論》提出的這種“以人是天中壹物”的思想，還說明《更生論》體現了普遍聯系的思想，結合《更生論》下文提出的事物發展的思想，其所體現的發展觀是具有普遍聯系的發展觀，是壹種包容性的發展觀。
發展的觀點。《更生論》提出：“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羅含的這個觀點與形而上學者的看法大相徑庭。形而上學的主觀唯心主義者宣稱“萬物皆備於我” (《孟子盡心》)，精神淩駕於物質之上，而且物質是靜止不動、永遠不變的。羅含則認為“萬物有數，天地無窮”， 即認為“天地”是根本、是本原、是主體。“更生”的意思是“新生，重新獲得生命”的意思，不同於佛教所講的“涅磐”，佛教所講的“涅磐”是在肉體經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輪回後才能得以更美好的重生。但這裏的“更生”，不講報應，不會讓人們對來世感到恐懼，因而是從容的，自然的。《更生論》闡述了“更生”是自然變化的規律，有花開就有花落，有日出就有日落，人或動物有死就有生。其所顯示的，是壹種變化的觀點、發展的觀點。這是辯證法思想的體現，是羅含哲學思想的閃光之處 。
《更生論》闡述了更生的原則：有“本”。《更生論》說：“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茍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無，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途；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羅含從《周易》的“窮神知化”推出，神是可以窮盡的，那麽形也只能是有壹定的數量。既然人與物都有壹定的數量，而且萬物都各具自己的“成分”，即有壹定的質的規定性，那麽，萬物之間就不能互化。而且，它們之間的變化、“更生”，也是有規律可循的，“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而不是混雜無章的。所以羅含接著說：“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眾，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羅含還說“人物變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復有常物。”在羅含看來，萬物有“本”，即萬物各有其性質、差別和特點。
“神不滅”的觀點。《更生論》所秉持的“神不滅”的思想，不能為今人所接受。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普遍相信妖仙鬼神。東漢明帝時，小乘佛教傳入中國，宣揚人死精神不死，強調因果報應、轉世輪回等，這些因素造成了六朝“多鬼神誌怪之書”，《更生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問世的。羅含第壹個明確地指出人死後，神是不滅不變的，這個神是自我之神，其更生是自我之神在輪回更生。羅含的這個觀點，遭到了與其同時的另壹位哲學家孫盛的反對，從而開啟了中國哲學思想史上意義深遠的“神滅”與“神不滅”的大討論。這場論爭本身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劉宋時的宗炳與何承天，齊梁時的範縝與梁武帝，都參與到論爭中來。他們或以“火之傳於薪”做比喻，或以“刃之與利”為比喻，彼此辯難，通過論爭提高了思辯水平，豐富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 劉宋時代，羅含因文采出眾成為當時人們景仰的前代作家。唐代的徐鉉《成氏詩集序》說：“若夫嘉言麗句，音韻在成，非徒積學所能，蓋有神助者也。羅君章、謝康樂、江文通、丘希範，皆有影響發於夢寐”(《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二)，說明羅含對山水自然有著獨特的感受力和高超的藝術表現力。另壹方面，把羅含與以山水詩文名家的謝靈運、江淹、丘遲並提，羅含以其山水文筆為唐人所看重。羅含作品現大多失傳，只有《湘中記》散見於文獻古籍。
《湘中記》記述了湖南的山川、特產、民俗、古跡等內容，是湖南最早的壹部古代地記，是後世修誌的範文。湘中，就是現在的湖南地區，《湘中記》為羅含在做桓溫僚屬時或任宜都太守時所作，即晉穆帝永和年間(345-356年)。此時羅含宦遊湖湘多年，諳熟湘中山水風物、故實傳聞，記而為書，也在情理之中。
直至元代，史料仍記載有《湘中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湘中記》全書亡佚於明代。清代壹些學者，把前人在類書、史書及地理著作中所引用的《湘中記》中的段落文字，搜集整理出來，進行輯佚。
《湘中記》最大的文學價值：它為中國山水散文的創立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晉宋地記中，《湘中記》較早地加強了文學成分的比重。尤其是山水描寫內容的增加，是其後袁山松《宜都記》、盛弘之《荊州記》等地記作品的榜樣和先導。
《湘中記》通過釋名來揭示山水的特點或位置，加強描寫的情趣內容：九疑山在營道縣，與北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
利用色彩和聲響加強描繪的力度。如寫湘水：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雪，赤岸如朝霞，綠竹生焉，上葉甚密，下疏寥，常如有風氣。白沙、赤岸、綠竹、清流，“五色鮮明”。
寫衡山：山有錦石，斐然成文。衡山有懸泉滴瀝，聲泠泠如弦；有鶴回翔其上，如舞。
羅含用了視聽結合的手法，可謂有聲有色。“懸泉滴瀝，聲泠泠如弦”，這對南朝梁吳均《與朱元思書》“泉水激石，冷冷作響”及《與顧章書》“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的寫法似乎不無啟發。
《湘中記》化靜為動或動靜結合來寫景，凸現景物的動感：石燕在零陵縣，雷風則群飛翩翩然。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壹丈，四面綠竹扶疏，隨風委拂。 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用誇張性比喻構成懸殊的對比，顯現湘水狹闊變化特點，更可見作者對部分山水景物的描寫已經有較高的造詣。
與此前地記作品比較，羅含《湘中記》有以下幾個特點：
壹、此前地記作品則多用臨時性的比喻對景物景象勾勒，而《湘中記》中的山水景物描寫，則是作者有意為之，相對細致生動。如漢辛氏《三秦記》寫華山：“華山在長安東三百裏，不知幾千仞，如半天之雲。”以“半天之雲”喻山之高峻。《湘中記》借鑒了《三秦記》的寫法，也用雲比喻衡山：“衡山近望如陣雲，沿湘千裏，九向九背。” “如陣雲”是近望的直觀感受，是點上的描摹，而“沿湘千裏，九向九背”則從總體上進行狀繪，尤其突出了衡山綿亙迂回的特點。《湘中記》描繪的山水景物，以清麗空靈為特征，很能體現鄉土風物的幽美特點，這也說明作者是帶著欣賞、熱愛的心理來進行創作的。
二、此前地記作品大多記述地理形勢、郡縣沿革、水道分布、山川物產等內容，文學色彩壹般不很濃重。而《湘中記》不但模山範水時，註意從視覺、聽覺等方面加強表現效果，藝術表現力較此前地記作品有所提高，有時並不拘泥於寫實，而是利用富於文學性的筆調引人入勝。《水經註湘水註》引羅含語：“（芙蓉峰）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峰。丹水湧其左，澧泉流其右。” “丹水湧其左，澧泉流其右”，不是具體的寫實，而是壹種意境化的描繪，構造了壹幅山水相得的優美畫面。
三、從語言方面看，《湘中記》有時能夠整句與散句結合運用，如：宿當軫翼，度應機衡，故曰衡山。山有錦石，斐然成文，衡山有懸泉滴瀝，聲泠泠如弦；有鶴回翔其上，如舞。句式參差錯落，語調優美抑揚。尤其是出現了壹些對偶和詩句化的描寫語句。楊慎《升庵詩話》指出，出自於羅含《湘中記》的“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白沙如霜雪，赤巖若朝霞”、“沿庭對嶽陽，修眉鑒明鏡”諸句，與詩歌的句式非常接近。可以看出羅含具有高超的文字駕馭能力和文學表達能力。
總之，羅含《湘中記》中出色的山水景物描寫，已經為此後以山水描寫見長的晉宋地記如袁山松《宜都記》、盛弘之《荊州記》等的創作導夫先路。在中國山水散文創立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領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