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相傳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唐朝的劉知幾《史通·六家》：「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後，有許多學者也持懷疑態度。很多人都認為寫《左傳》的左氏並非左丘明。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後；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為則認為是劉歆所作。今人童書業則認為是吳起所作，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現在壹般認為《左傳》非壹時壹人所作，成書時間大約在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中葉），是由戰國時的壹些學者編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寫。
《左傳》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左傳》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對後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於它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
《左傳》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系、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歷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晉範寧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左傳》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壹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它表現在：長於記述戰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又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左傳》受到學界重視是在魏晉時期，先後有鄭玄、杜預為其作註解，以後成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左傳》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春秋》之後，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戰國文字最早被發現是在西漢以後，歷代學者都對戰國文字進行了研究。漢代廢除了秦的“挾書之律”，壹些未遭秦火焚毀的典籍如《孝經》、《左傳》、《周禮》、《尚書》、《論語》先後從地下和墻壁中被發現或從民間獻出。這些古籍多使用戰國時期東方諸國的文字寫成的，被稱為古文。東漢許慎在《說文》壹書中對所收壹千多個古文從形音義角度進行了全面地研究。自三國到民國以前，研究戰國文字的學者主要有魏初的邯鄲淳、西晉的荀勗、和嶠、衛恒、束晳、續鹹、隋顏之推、唐傅奕、北宋郭忠恕、夏竦、蘇軾、歐陽修、趙明誠、葉石林、清代陳介祺、吳大澄等人。從清末到民國時期，出土的戰國文字資料巨增，這壹時期研究戰國文字的學者也隨之增多，主要有王國維、唐蘭、劉節、容庚、郭沫若、徐中舒、胡先煒等人。其中研究成績最顯著的當推王國維，他將“古文”確定為戰國時期東方六國的文字，這壹結論指明了“古文”的性質及正確年代，是對研究戰國文字的重大貢獻。
古籍的刻工
刻工又稱“鐫手”、“雕字”、“刊字”、“雕印人”、“匠人”等等，是雕刻書版的工匠手。
不少古籍，在每版的中縫下方（即下書口）都記有刻工的名字。這些名字，對壹般圖書來說，當初可能是為了計酬所留，同時也便於主事者追究責任；對特殊的圖書，如佛經、佛像等來說，可能是為了積功德，故大都留下了刊刻匠人的名字。這些名字雖然都很簡單，但是，因為壹個人的技藝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再參以記名，就很容易區別；同時，壹個人的藝齡，如果從二十歲開始計算的話，壹般的大約不會超過五十年，或者說，大體應在四十年左右。這樣，我們憑藉刻工這兩方面的因素，就不難從已知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刻工，推論出不明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大體刊刻時間。這對辨別偽本亦大有益處。
如商務印書館所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所收《南史》，題為元大德間刊本，但據著名學者王重民先生考，“乃其刻工十八九同於明初所刻《北史》”（見《中國善本書提要》），可證此書並非元刻本，更非元大德年間刻本。北京圖書館藏有另壹部《南史》殘存二十六卷，即《本紀》四至七、《列傳》壹至五、二十八至三十、三十四至四十四、五十八至六十。王重民先生說：（此本）“下書口記刻工，大都為朱敬之、徐進卿、何甫三數人所刻。敬之或署朱茍，或單署敬字（草書似秀字）；進卿單署徐字，徐又省作余；何甫或署何，或署甫，何又省作可。又有張（或作弓）、楊（或作木易）、翁、董、章、鄭、陳、方、於、洪、良等單字，與明初補版署雙名者，其風格迥乎不同”（見《中國善本書提要史部紀傳類》），可證這個本子是“真為元刻元印”（出處同上）。看得出，這裏考訂的依據主要就是刻工。刻工的重要可見壹斑。
就目前而論，我國可考的最早刻工是雷延美，他曾於後晉開運四年（公元947年），為曹元忠雕刻觀世菩薩像，此像上圖下文，末署“匠人雷延美”。原物出敦煌，可惜已被法人伯希和竊走。
由於後世所存宋版書大都是南宋刻本，故關於北宋的刻工所知寥寥，而南宋刻工所知較多。據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據日藏宋版書壹百三十種統計，計有刻工壹千七百人，除去只署姓，或只署名而無姓者，***壹千三百人。我國學者張秀民先生，致力於我國古代出版史的研究，於壹九八九年，出版了《中國印刷史》這部巨著。他說：“筆者據北京圖書館所藏宋本三百五十五種，及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寧波天壹閣所藏宋本數十種，又找出約七百人，其中大部分可補長澤氏之不足。因宋本蝴蝶裝，許多姓名被黏在板心內，不易看出，所以數字不全。若加入《磧（音氣）砂（同沙）藏》中刻經人孫仁等四百二十三人，宋刻工總數可考者近三千人，只存十壹於千百而已”。（見《中國印刷史第三章》）
古籍的流傳
古籍的流傳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簡策時代的古籍是以單篇流傳；紙普遍使用之後，由於書寫工具的改進，古籍開始以“集”的形式流傳；雕版印刷盛行之後，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簡策時代的古籍所以是單篇流行，主要是因為文字的載體——竹簡太笨重。從出土的秦漢竹簡看，通常每枚竹簡只容納三十或四十個字左右。即以四十個字算吧，壹篇壹萬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簡，這就是說，壹部五十萬字的書，就需要壹萬二千五百枚竹簡，這無論從體積上說還是從重量上說，都是十分可觀的。這就決定了當時的書籍，只能是以壹篇為單位流傳。例如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他在同書《老子韓非列傳》亦說，韓非“故作《孤憤》、《五蠹（音度）》、《內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我們不難看出，司馬遷所列舉的都是今天《管子》、《韓非子》兩書中的篇名，很可說明當時的書籍的單篇流行的事實。
古籍的單篇流行，帶來了下列後果：
①壹個作者的書，讀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統壹。
②壹部完整的書，由於單篇流傳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記》壹百三十篇，從司馬遷寫成，到班固《漢書藝文誌》著錄時，就已有“十篇有錄無書”，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晉之時，紙作為壹種輕便的書寫工具，已逐漸普遍使用。
晉人傅鹹稱紙“含章蘊藻，實好斯文”。並說紙有“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的優點（以上引文均見《紙賦》）。這樣，古籍就改變了過去單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壹起，即“集”的形式流傳了。《四庫總目》“別集類”的上序說：集……其自制名者，則始張融《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壹官壹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四庫全書卷壹四八集部別集類）
“集”的流傳形式，大體有下列特點：
①壹個人的著述較為集中，為研讀壹個人或壹個學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
②文集或詩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親屬、門弟子編定、較為可靠。
③由於“集”的容納量視簡策的單篇大大加大，鈔寫並不容易，故書籍很受人珍視，往往壹書而幾代相傳，反復校勘，絕少訛誤，精本較多。
自唐以後，雕版印刷盛行，書籍不僅壹改而為批量流行，而且，它還作為商品進入了交易市場。這種情況帶來的結果是：①書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訛誤，則廣為擴散，甚至以訛傳訛；③由於商人刻書以盈利為目的，粗制亂造者往往有之。鑒於這種情況專門研究和品評版本優劣的版本學便應運而生；同時，校訂文字訛誤的校勘學也得到了極大發展。
龔留柱《春秋弦歌〈左傳〉與中國文化》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本書***分正文和附錄兩大部分。正文從《左傳》的來歷與傳統，《左傳》的思想內容，《左傳》與中國史學、文學、政治文化，《左傳》與中國兵學等方面講述了《左傳》與中國文化的關系。系統、全面、深入地探討了《左傳》對中國文化產生的全方位影響。
、《孝經》與孔子思想是否相悖
以《孝經》為偽作的學者，很註意從《孝經》內部尋找攻擊點，焦點有二：
壹是《孝經》與《左傳》有同文，說者認定是《孝經》襲《左傳》。姚際恒《古今偽書考》雲：“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經’至‘因地之義’，襲《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惟易‘禮’字為‘孝’字。《聖治章》‘以順則逆’至‘兇德’，襲《左傳》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言；‘君子則不然’以下，襲《左傳》北宮文子論儀之言。《事君章》‘進思盡忠’二語，襲《左傳》士貞子諫晉景公之言。《左傳》自張禹所傳後始漸行於世，則《孝經》者，蓋其時之人所為也。勘其文字，絕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之類，同為漢儒之作。”姚氏將《左傳》和《孔子閑居》等壹律視為漢儒之作，未免成見過深。近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壹批走私出境戰國楚簡，內中即有《孔子閑居》，姚說非但不攻自破，而且適成反證。類似之說，可置而勿論。姚鼐《孝經刊誤書後》雲：“若其詞有同於《左傳》者，蓋此固曾氏之書，而《左傳》傳自曾申，劉向《別錄》記之矣。意或為《傳》時取詞於是，未可知也。”姚說甚是。以《孝經》與《左傳》有同文，而斷言必是《孝經》襲《左傳》，在邏輯上難以成立。
二是認為《孝經·諫爭章》關於“爭子”的論述與孔子思想相悖：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
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
友，則終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
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認為，此章“父當有爭子”的論述，與孔子思想明顯抵牾：“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誌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多少低回曲折！今《諫爭章》雲‘父有爭子，……故當不義，子不可不爭於父；……從父之令，焉得為孝！’又何其徑直而且傷於激也？其言絕不倫類。”楊成孚《經學概論》雲：“《孝經》中的思想，亦不應與《大戴禮記》和《禮記》中曾子論孝的內容發生矛盾。如《孝經》主張‘父有爭子’，而《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上》則認為子與父辯是禍亂之源。”（116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
辯難者將爭子之“爭”理解為“爭辯”，似有偷換概念之嫌。此“爭”為“諍”之借字，禦註雲：“爭謂諫也。”孔子生逢亂世，昏君當道，亂臣弄權，賊子篡弒，若置若罔聞，依然偏揚敬順，不倡諫諍，能成其為淑世救民之孔子乎？從某種程度而言，亂世的形成，正是缺少爭臣、爭子。因此，孔子反對愚孝，在情理之中。禦註雲：“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得之。
孔子關於“父當有爭子”的思想，並非只見於《孝經》，在孔門弟子的著作中，時有所見，如《荀子·子道》雲：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
之大行也。若夫誌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
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
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
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
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
故勞苦雕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
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
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
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
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
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
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
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在辯難者稱引的《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中也有關於諫諍的論述：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
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
孔子甚至批評曾參過於順從其父，乃至聽任其父親施暴、壹味委曲求全的態度：
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韓
詩外傳》卷八）
在孔子看來，使父親身陷不義之地，就是最大的不孝。《諫爭章》“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與《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的思想壹脈相承。在仁與義的原則面前，孔子的態度很明確。當然，孔子反對為諫父之過而態度激烈，導致父子反目，故《禮記·曲禮》雲：“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待日後氣氛緩和時再諫，此與孔子諫諍思想並無扞格。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父子關系與君臣關系相壹致。為父者與為君者均非聖人，孰能無過？因此，臣子都有匡扶君父的責任。《論語·季氏》雲：“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將用彼相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無論是為人臣還是為人子者，都不應該“危而不持，顛而不扶”。這壹看法在郭店楚簡中也可以得到部分印證。楚簡《魯穆公問子思》雲：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
矣。”
“恒稱其君之惡者”，就是“爭臣”。《諫諍章》將爭臣與爭子置於同壹體系中加以論述，既然為君者要有恒稱其惡的爭臣，則為父者要有能諫其過的爭子，已是不言而喻。要之，“諫爭”是孔子孝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爭子”之說否定《孝經》，鄙見以為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