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世紀初到30年代末，是中國辨偽學的構建時期。首先應該明確，辨偽與辨偽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辨偽是指對有真偽問題的事和物（在此主要是指有真偽問題的典籍）進行考察鑒別。而辨偽學則是對辨偽的研究，包括對辨偽理論、辨偽方法、辨偽歷史、辨偽成果等的研究，使其成為壹門科學的、系統的、較為完整的學科體系。這壹時期，正是中國辨偽學的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的初步形成時期。 辨偽理論的奠基人是梁啟超。他於20年代撰寫了《中國歷史研究法》（1921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4年）、《古書真偽及其年代》（1927年）等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構建了新史學理論，也以求實求真的理性眼光，運用近代科學演繹、歸納等方法，構建了辨偽學理論。在這三部書中，他對偽書的種類、作偽的原因、辨偽的意義、辨偽的方法、偽書的價值等等做了系統的闡述，進行了具有規律性的理論總結。
在《中國歷史研究法》壹書中，他提出了辨偽書的12條標準，證真書的6條標準及辨偽事的7條標準。這些標準既有對前人如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關於辨偽方法的總結，也有他自己的創新。
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中》壹書中，他專設“辨偽書”壹節，對“中國偽書何以如此其多”，“偽書種類和作偽動機到底有多少種”等問題逐壹作了詳細闡述。他把古今偽書依其性質分為10類，每類都附例證說明。對辨偽方法，他在總結清儒辨偽方法的基礎上，提出了“從著錄傳授上”，“從本書所載事跡、制度或所引書上”，“從文體及文句上”，“從思想淵源上”，“從作偽家所憑借的原料上”，“從原書佚文佚說的反證上”等6種方法來檢查古書真偽。 他對比了“清儒”和“宋儒”的辨偽，認為“清儒不如宋儒之多而勇，然而解決問題，宋儒不如清儒之慎而密。宋儒多輕蔑古書，其辨偽動機，往往由主觀的壹時沖動。清儒多尊重古書，其辨偽程序，常用客觀的細密檢查”。對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辨偽，他有自己獨到之見：“《四庫提要》為官書，間不免敷衍門面，且成書在乾隆中葉，許多問題或未發生或未解決。總之，《提要》所認為真的，未必便真，所指為偽的，不壹定是偽，我敢斷言。”其論精辟而有創見。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壹書則是梁啟超的辨偽專著。全書分為兩部分：第1部分為總論，下分5章，是從理論上對辨偽的意義，偽書的來歷，辨偽的歷史，辨偽的方法，偽書的價值做了系統總結；第2 部分為分論，分別考辨了兩漢以前的14部經書如《易》、《尚書》等的真偽問題。
之所以說這三部書構建了辨偽學的理論體系，理由主要有三點：壹是系統性。三書不僅系統概述了自古至今的辨偽歷史，系統評述了自司馬遷至劉知幾、柳宗元、歐陽修、吳棫、朱熹、宋濂、胡應麟、姚際恒、閻若璩、胡渭、崔述、康有為等人的辨偽功績，而且系統闡明和歸納了辨偽的意義、作偽的原因、辨偽的方法、偽書的種類和價值等等。其論述貫穿古今，階段分明，脈絡清晰。二是科學性。三書所論述都貫穿著時代特點，即在乾嘉考據的基礎上註入了近代的學術思想和方法，特別是西方近代學術思想，包括某些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使辨偽理論和方法具有新的時代風貌和較嚴密的科學性。三是開創性。三書不僅在辨偽思想理論上有開創性，在辨偽方法上也有創新。梁啟超的這些辨偽理論，至今還閃爍著光芒。如1996年在西安冒出的所謂“家傳”簡牘《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壹些學者就是“按照梁啟超‘辨偽法先辨偽書，次辨偽事’（見《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思想”來考辨其真偽的（吳九龍：《〈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考偽》，《光明日報》1996年12月17日）。 20世紀初辨偽方法的最大突破，就是王國維創立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二重證據法”是把近代的實證主義方法同傳統的乾嘉考據方法結合起來，強調運用傳世的“紙上材料”與出土的文物相互印證來考辨古書古史的真偽。這種方法突破了以往學者辨偽時或“以經證經”，或在註疏傳箋上兜圈子的傳統方法，第壹次提出以地下出土的文物與傳世典籍相印證來辨偽，從而推進了重視實物證據的科學歷史觀念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二重證據法”出自王國維並非偶然。首先，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大量出土如殷墟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遺書的發現，震動了中外學術界，極大開闊了學者的眼界，為王國維創造新的治學方法提供了有利條件和思維模式，誠如王國維所說：“古來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二是他深受西方近代哲學，特別是實證主義思想的影響，再加上自己紮實的國學功底，自然不甘拘泥以往傳統的考據方法。因此，可以說“二重證據法”也是時代的產物，正如他本人所說：“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古史新證》）
王國維利用甲骨文、金文考辨《尚書》、《詩經》、《左傳》、《史記》和殷商歷史，運用簡牘考辨漢代歷史和西北地理，利用敦煌遺書考辨唐史，利用金文、銘刻研究民族歷史，均取得了很大成績，也為以後的辨偽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二重證據法”的創立，是辨偽方法由傳統走向科學的標誌。
“二重證據法”至今仍被學者奉為圭臬，70年代大量出土，掀起了80年代辨偽熱潮，更加顯示了“二重證據法”的強大生命力。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學術界掀起了壹股辨偽浪潮，不僅出現“古史辨”派，而且產生了大量辨偽成果，從而推動了辨偽學的發展。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壹批精於國學，又受西方近代學術思想影響的學者如胡適、錢玄同、顧頡剛等人，他們以“疑古”、“求真”相標榜，主張“嚴格的不信任壹切沒有充分根據的東西”（《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胡適文存》第2集）， 沖破了“經書即信史”的傳統觀念，對儒家經典，對古書古史都持有懷疑態度和重新認識考辨的決心。在他們的倡導下，歷史上的疑辨運動又在近代復興起來。其中最突出的，則是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的崛起。
胡適精通國學，深受清代辨偽大學崔述、姚際恒疑古辨偽精神影響。留美期間，又受赫胥黎“拿證據來”和杜威實驗主義的影響，把存疑主義作為自己的壹種哲學信仰，強調疑古和考信，並提出了著名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而早在1918年，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導言》中，就提出了應從史事、文字、文體、思想、旁證（即從別書中取證辨偽）等5種取證方法辨偽。對每種辨偽方法， 他都予以充分說理。如從思想上取證辨偽，胡適認為壹個時代有壹個時代的思想，每個著書立說的人總有壹個思想體系可尋，決不致有大相矛盾的沖突。“故看壹部書裏的學說是否能連絡貫串，也可幫助證明那書是否是真的”。
錢玄同更把矛頭直指儒家經典和偶像人物，宣稱“根本不相信孔子定‘六經’，”認為“經”不過是古代留下的“斷爛朝報”而已（《古史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第242頁）。他主張不僅要辨偽書，還要辨偽事，提出“不但歷史，壹切‘國故’，要研究它們，總要以辨偽為第壹步”（《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古史辨》第1冊）。
顧頡剛則在姚際恒、崔述、康有為的影響下，在胡適、錢玄同等人疑辨精神激勵下，於1923年提出了“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著名論斷：認為時代越後，傳說的古史期越長；時代越後，傳說中的古史中心人物材料越多，形象越大。這樣作成的古史，自然包含了大量虛假的成分，必須考辨其真偽。此說壹出，驚世駭俗，反響極大。胡適、錢玄同、傅斯年、周予同、羅根澤等著名學者都支持顧頡剛的這壹論點，而反對者也不少，從而在學術界引發了壹場規模空前的大論戰，並形成了壹個“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把過去儒家的辨偽變成歷史學家的辨偽，把只考辨偽書發展到還要考辨偽史，使中國辨偽學達到了壹個新階段。但不能不說，“‘古史辨’派所辨者，基本上仍是史料問題；壹接觸到更加本質的人文內涵和藝術表現問題，他們就往往顯出無能為力，甚至有意規避不談。”（徐公持：《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近代化進程論略》，《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2 期）顧頡剛等人也認為：“我們研究史學的人，應當看壹切東西都成史料。”（《古史辨》第3 冊“自序”）所以，《古史辨》與其說是辨偽史，不如說是辨偽書。顧頡剛也說過，人們有理由認為他的書是“古書辨”而不是“古史辨”（同前）。
“古史辨”派的崛起，致使懷疑、考辨古書古史真偽在學術界蔚然成風，並產生了大量辨偽成果，在相當程度上廓清了有關中國古書古史的荒謬傳說，為中國現代史學的建立，預先在史料方面做了清掃塵障的工作。胡繩說：“中國遠古歷史的史料籠罩在重重煙霧裏，層累地造成古史的觀點確是提供了考辨古史傳說的壹把有用的鑰匙，馬克思主義者沒有理由不正視它、重視它。”（《顧頡剛古史辨學說的歷史價值》，《學習與探索》1994年第3期） 這壹時期，疑古辨偽已成為時尚。至30年代末，用新觀點、新方法投入到古書古史論辨中的學者之眾，疑古辨偽的名文卓論之多，都是空前絕後的。僅7冊《古史辨》，就收入了從1926年至1941 年國內考辨古書古史的論文多達350篇，***325萬字，令人嘆為觀止。可見當時學者參與古書古史考辨是多麽積極踴躍。
在此期間，辨偽專著也不斷問世，較著名的有黃雲眉於30年代初撰寫的《古今偽書考補證》（1932年版，1959年、1964年均再版，齊魯書社1980年重排），對清人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以及顧實、姚名達等人對該書的考辨給予補正。30年代末，張心澄《偽書通考》壹書問世。這是壹部集大成的辨偽論著。它以書名為綱，將諸儒辨偽該書之說列其下，引文均註明出處，編者案語則列於各說之末，考證內容相當豐富，也頗便查閱。初版時，全書收錄考辨之書1059種，50年代修訂再版，又增加45種，***1104種，是目前所見包羅最豐富，也是最完備的壹部綜合性辨偽工具書。
在辨偽論文方面，《古史辨》中收錄的350 篇文章不少是有創見的高論，如第1冊中收錄顧頡剛《論辨偽工作書》、《論偽史例書》、 《論〈通考〉對於辨偽之功績書》、《論偽史及〈辨偽叢刊〉》等；還有胡適《囑點讀〈偽書考〉書》，錢玄同《論近人辨偽見解書》等。其他有楊鴻烈《中國偽書的研究》（《史地新論》第25—42頁，又見《晨報》1924年7月16、17、18日）， 高本漢（瑞典）《中國古書的真偽》（《左傳真偽考及其他》）、《論考證中國古書真偽之方法》（《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卷3期，1931年4月）， 普暄《古書多偽之原因》（《女師學院期刊》4卷1—2期合刊，1937年6月），衛聚賢《論左傳之真偽及其性質〈跋〉》（北大《國學月刊》1卷7期，1927年10月）、《金縢辨偽》（北大《國學月報》2卷2期，1929年12月）；獻玖《〈竹書紀年〉真偽辨》（《史地叢刊》2卷2期，1923年4月）， 孫海波《〈國語〉真偽考》（《燕京學報》第16期，1934年12月），蔣善國《〈尚書〉的真偽問題》（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3卷3期，1936年7月），孫海波《〈國語〉真偽續考》（《文哲月刊》1卷10期，1937年1月）等等。
這壹時期的學者，不僅對古書古史進行考辨，對近代壹些史料也註意考辨其真偽。如羅爾綱於1934年秋在《大公報》上發表《讀太平天國詩文鈔》，對商務印書館1931年出版的《太平天國詩文鈔》壹書中偽詩文進行了考辨，提出了對太平天國史料的辨偽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註意。後柳亞子承認“世所傳石達開詩什九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時假造以供激發民氣之用的”。胡懷琛也在上海《時事新報》承認自己為了反對清朝，鼓吹革命而捏造壹個太平天國叫黃公俊的人寫的詩文，證實了“太平天國贗品之多，其中重要的原因之壹是由於清末壹些宣傳革命的人偽托太平天國來鼓吹革命之用”（羅爾綱：《〈太平天國詩文鈔〉訂偽》，《太平天國史料辨偽集》，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126 頁）。這種作偽動機雖不壞，但如不弄清，則會造成史料史實的更大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