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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農業起源，古籍中有許多美麗動聽的傳說故事，經常要歸功於偉大的神農、後稷和黃帝或其他帝王、名臣等等(1)。但要想真正解決中國農業的起源，僅憑古史傳說是不可能的，必須依靠考古學和民族學的豐碩成果。近半世紀以來我國的考古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使我們能夠了解中國原始農業的基本面貌，而近幾十年來的民族學，又使這個基本面貌更加清晰和生動。
壹．農業的發明
農業是在采集基礎上產生的。產生的時間大約是在壹萬年前的舊石器末期或新石器時代初期。人們在長期的采集野生植物的過程中，逐漸掌握壹些可食植物的生長，經過無數次的實踐，終於將它們栽培、馴化為農作物，從而發明了農業。當農業在人類經濟生活中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時，就進入了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家曾在山西省朔縣峙峪和沁水縣下川等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發現了石刀、石鋸鐮、石磨盤、石磨棒等采集野生谷物的工具。其年代是距今28000—12000年，在地質年代上屬於更新世晚期，當時處於冰期和間冰期交替之中。冰期氣候幹冷，狩獵不易，植物減少，人們的食物匱乏，迫使人們努力去采集野生植物充饑，也加深了對野生植物的觀察和認識。在距今13000—12000年左右，處於間冰期，氣候轉為較溫暖濕潤，草本作物生長較為茂盛，禾本科植物增多，人們更易於采集到野生谷物，也會更加珍惜這些野生谷物。人們先是註意加以保護，然後嘗試進行種植。壹旦嘗試成功，就會加以推廣。農業也就誕生了。
因此最初的農業生產是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長過程，將采集的野生谷物撒在地上，讓它生長，到成熟時用手摘取，這是最原始的農業生產方式。民族學的資料為我們提供了生動的例證：雲南的獨龍族就是將野生稻的種子撒在草地上，然後把草拔下來，既清除了農作物生長的雜草，又可利用帶起來的泥土掩埋種子。農作物長大後，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擋陽光，則把這些樹枝和雜草折斷，讓作物在陽光下生長。(2)
考古學家在湖南省道縣玉蟾巖、江西省萬年縣吊桶環遺址和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的1萬年前的地層中發現稻作遺存和水稻植矽石，可能就是屬於這壹階段。玉蟾巖遺址發現3粒稻谷，其中1粒是野生稻，其余屬栽培古稻，其年代為距今14000年左右。吊桶環遺址的植矽石鑒定結果，表明12000年前人們已采集野生稻為食物。大約在距今10000—9000年，栽培稻已經出現。牛欄洞遺址的植矽石年代為距今11000—8000年。(3)這3處遺址都沒有發現典型的農業工具，可見當時的種植水稻的方式是與上述雲南獨龍族類似。
與此階段同步的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可能還有河北徐水南莊頭等遺址，以及華南地區的壹些洞穴遺址，如廣東英德牛欄洞(距今10000年)、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距今9000年)等。這壹階段原始農業的耕作方式，也被稱為“火耕”或"刀耕火種”。
大約到了8000年前，原始農業進入了壹個新階段，突出的標誌是出現了農業工具，反映了耕作方式有了明顯的進步。由於谷物越來越成為人們的主要食物，必然要擴大種植面積以承受日益增多的人口壓力。但是天然的適宜種植谷物的土地畢竟有限，必須開辟新的耕地。人們除了用火焚燒地面上的野草雜樹之外，還要砍伐荒地上的樹木和刨掘樹根，平整地面，以便於播種，使莊稼順利生長。而這些作業僅憑雙手是無法完成的，必須依靠工具來進行。於是就出現了用來砍伐的石斧、石錛，用來修正土地的耒耜，以及用於收割的石刀、石鐮，用於脫殼加工的石磨盤、石磨棒等農業工具。與此同時，經過長期的栽培馴化，野生的谷物逐步進化，品質得到改良，初步脫離了野生狀態，產量相應提高。農業也就在當時經濟生活中日益占據主導地位了。但是，當時還不可能會對土地進行施肥，因此種植幾年之後，地力衰退，產量下降，就將土地拋荒，另辟新地種植。稱之為拋荒制。
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都發現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大體上是屬於這壹階段。如在黃河上遊的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壹期文化遺址(距今7800—7300年)，黃河中遊的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距今8000年左右)、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距今8000年左右)，黃河下遊的山東省滕縣北辛遺址(距今7000多年)，淮河上遊的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距今7868年左右)，淮河下遊的江蘇省高郵縣龍虬莊遺址(距今7000多年)，長江中遊的湖南省澧縣彭頭山遺址、八十垱遺址，湖北省宜都枝城北遺址(均距今8000年左右)，長江下遊的浙江省浦江縣渠南村遺址(距今9700—8200年)、浙江省蕭山跨湖橋遺址(早於河姆渡遺址)、河姆渡遺址(距今7000年左右)、桐鄉縣羅家角遺址(距今7100年左右)，等等。
在這些遺址中都出土了石斧、石錛、石鏟、石耜、骨耜、木耒(痕跡)、石刀、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壹整套農業工具，發現了炭化的粟、黍、稻(籽粒或殼)，屬於人工栽培的糧食作物，此外，還有豬、狗、牛、羊、雞等家畜、家禽的骨骼或模型，說明原始農業已經脫離了火耕階段。特別是耒耜等翻土工具是典型的農具，而整地又是農業生產中的最重要環節，因此這壹階段的原始農業也被稱為“耜耕農業”。
大約從距今6000多年開始，原始農業進入了時期。隨著生產經驗的積累，農田的開辟，產量的提高，有了更多的糧食可養活更多的人口，人們可以比較長久地在壹個地方定居，村落規模逐漸擴大。而人口的增加又迫使人們去耕種更多的土地，生產更多的糧食和飼養更多家畜，導致原始農業得到較快的發展。農具的種類增加，石質農具通體磨光，制作得更加精致、實用，提高了勞動效率。農田得到進壹步整治，修整溝渠等排灌措施，對田裏的莊稼加強保護管理(如鏟鋤雜草，驅趕糟蹋莊稼的野獸等)。這些都是這壹時期農業發展的重要標誌。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長江中遊的大溪文化，長江下遊的馬家浜文化等新石器時代文化晚期遺址，都屬於這壹階段。考古學家不但在這些遺址中發掘出大量木、石、骨、蚌質地的農具和數量眾多的糧食作物遺存以及畜禽骨骼，更為難得的是發現了農田遺址。如湖南省澧縣城頭山遺址和江蘇省蘇州市草鞋山遺址都發現了6000年前的水田遺址。特別是草鞋山遺址的水田是由小塊水池狀的水田串聯而成，小者幾平方米，大者十幾平方米，互相間有水口串聯，並有水井、水塘、水溝等配套設施，反映了這壹時期的稻作農業已日趨成熟。同時也表明原始農業的耕作制度已由原始的拋荒制進步到熟荒耕作制，而南方則可能已是連續耕作制，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大約從5000多年前到4000多年前這段時間裏，是我國原始農業的發達時期。農具的制作更加精致實用，種類增加。如石鋤、石鐝的普遍使用，石鏟更為扁薄寬大，精工磨制，出現了有肩石鏟、穿孔石鏟、穿孔石刀，石鐮的制作也較以前進步，糧食加工工具杵臼的出現和推廣，晚期還出現了石犁，標誌著生產力有顯著的提高。農作物的種類增多，粟、黍、稻、麥、豆、麻已成為主要糧食作物，特別是水稻種植已擴大到黃河流域，糧食的產量有較大的增長。畜牧業進壹步得到發展，後代稱為“六畜”的馬、牛、羊、豬、狗、雞等均已飼養，采集漁獵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顯著下降。水井的開鑿並被使用到生活和生產上，給定居生活提供更大的方便，使人們可以向距離河流和泉水較遠的地區擴展。發達的原始農業不但可以養活較多的人口，開始有了剩余產品，為積累了財富，而且為制陶等手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創造了條件，也為進入文明社會奠定了物質基礎。處於這壹階段的考古學文化有：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長江中遊的屈家嶺文化，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華南地區的石峽文化，福建的曇石山文化等為數眾多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豐富的考古資料證明，我國的原始農業已形成三大經濟類型，即以黃河流域為主的北方粟作農業，以黃淮地區為中心的粟、稻混作農業，以長江流域為代表的稻作農業，基本上已奠定了我國傳統農業的大體格局。二．作物的栽培
農業的產生是以糧食作物的栽培為標誌。考古發掘中出土的農作物標本，說明黃河流域的先民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經種植粟、黍、稷等旱作谷物，在5000年前已經種植小麥。而長江流域的先民則早在1萬年前就開始種植水稻。
粟 ?粟是屬於禾本科的壹年生草本作物，原產於中國北方，壹直是黃河流域普遍種植的糧食作物。它是從野生的狗尾草馴化而成的。何時馴化，尚不清楚。在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遼寧、黑龍江、陜西、甘肅、青海、新疆等省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出土了炭化粟粒、粟殼或谷灰。其中最早的為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和河南省新鄭縣沙窩李遺址，前者距今8000年左右，後者距今7000多年。磁山遺址***發現了88個存有糧食的窖穴。腐朽的糧食均堆積在窖穴的底部，十分疏松，出土時略為潮濕，顏色顯綠，風幹後成灰白色，大部分已成粉末狀。粉灰之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外殼，顆粒完整，外部形態圓隆飽滿，直徑約2毫米，與粟粒基本相同。經灰象法鑒定證明是粟。有些窖穴的底部糧食堆積中發現有完整到陶盂，可能是盛取糧食的容器。有些窖穴在糧食堆積的底部整齊地擺放著豬、狗等家畜(骨架)，可能是存放糧食時舉行某種宗教儀式而放人的。新鄭沙窩李遺址也發現壹片面積約o．8—1．5平方米比較密集的粟的碳化顆粒。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了大量粟的遺存。這些粟粒有的是存放在窖穴裏，厚達18厘米。有的是放在陶甕、陶罐或陶缽中。其中有的可能是作為種子而保存的，也有的是放在墳墓裏作為隨葬品，可見粟在當時人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黃河下遊的山東省膠縣三裏河大汶口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了距今4800多年的粟粒，體積達1立方米多。說明至遲在距今5000年前後，粟也成為黃河下遊的主要糧食了。
黍、稷 ?黍稷為禾本科壹年生草本作物，生育期短，喜溫暖、抗旱力極強，特別適合在我國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區種植。黍稷本是同種作物，農學界壹般將圓錐花序較密，主穗軸彎生，穗的分枝向壹側傾斜，稈上有毛，子實黏性者稱為黍；將圓錐花序較疏，主穗軸直立，穗的分枝向四面散開，稈上無毛，子實不黏者稱為稷。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遺址出土了公元前5850年的碳化黍粒，說明黍在中國的栽培也有近8000年，與粟壹樣古老。在陜西省臨潼縣姜寨遺址和山東省長島縣北莊遺址也都發現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黍殼。在甘肅省臨夏縣東鄉林家遺址的窖穴裏，還發現了堆積達1．8立方米的稷穗，是捆紮成束堆放在壹起的，也可能是作為種子貯藏的，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此外，在新疆、青海、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也發現了距今4000多年的黍稷遺存。它們和粟壹樣都是當時我國北方的主要糧食作物。
麥 ?麥在我國種植的歷史較晚，目前只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中發現麥的遺存，其中最早的是甘肅省民樂縣東灰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小麥和大麥的碳化籽粒。距令5000年左右。其次為新疆孔雀河下遊古墓中出土了數百粒小麥，距今4000年左右。在新疆哈密市五堡鄉克孜爾確卡古墓中發現大麥的植株和穗子，距今3200年左右。看來麥子在新石器時代還不是主要的糧食作物。
稻 ?稻是壹年生的禾本科草本作物，喜溫暖、潮濕，是我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最主要糧食作物。栽培稻是從野生稻馴化來的。馴化的時間大約在1萬多年前。考古學家在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舊石器時代晚期或新石器時代初期的文化層中，發現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物蛋白石，但已具有人工幹預的痕跡，說明當時人們不但已經采集野生稻作為食物，而且可能已嘗試人工種植。在湖南省道縣玉蟾巖遺址也發現了3粒半1萬年前的稻粒，其中壹粒是野生稻，其余屬古栽培稻。在廣東英德市牛欄洞遺址也發現了1萬年前的水稻植矽石。浙江省浦江縣上山遺也發現了9000年前稻作遺存。這就證明我國栽培水稻的歷史已有萬年之久。到了8000年前左右，水稻的種植在長江流域中遊和淮河上遊都頗具規模。考古學家在湖南省澧縣彭頭山遺址、八十垱、李家崗遺址都發現了大量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殼和稻谷遺存，有的保存極好，出土時如同新鮮稻谷。在淮河上遊的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也發現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谷遺存。經鑒定都屬於古栽培稻。說明已經越過選育、馴化階段，形成了早期稻作農業文化。大約到了7000年前，我國的稻作農業已進入發展階段。淮河流域下遊、長江中下遊都已發現很多稻作文化遺址，如湖南省的臨澧縣胡家屋場、嶽陽市墳山堡遺址，湖北省宜都城背溪、枝城北以及秭歸縣柳林溪遺址，浙江省桐鄉縣羅家角、余姚市河姆渡遺址，江蘇省高郵縣龍虬莊遺址等，都發現了大量的栽培稻遺存。這些遺址的年代距今7300—6800年。說明這壹時期，稻作已經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得到普及，並且水稻品種也得到了初步的改良，已有秈稻和粳稻兩個品種。到了6000年前，我國的原始稻作開始進入發達階段，水稻種植的範圍進壹步擴大，稻田的整治已初具規模。到了5000年前，水稻的種植已經遍布長江流域各地以及華南、閩臺地區，甚至連黃河流域(如陜西、河南、山東)都已開始種植水稻了。水稻的馴化、培育成功，是我國原始農業的巨大成就之壹。
蔬菜瓜果 ?原始居民除了食用主糧之外，還要吃蔬菜瓜果。根據資料，商周時期我國種植蔬菜瓜果的園圃業已經相當發達，推測其起始年代應有可能早到新石器時代。目前考古發掘中已出土了新石器時代的葫蘆、菱芡、甜瓜子、蓮子、桃核、梅核、棗核、栗殼以及菜籽等實物，年代最早可達7000年前。但是大部分都是屬於野生植物，看來當時人們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培育糧食作物方面，同時采集壹些野生果實充饑，不可能有人工種植。不過，在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遺址曾出土過距今近7000年的油菜籽，在陜西省西安市半坡的壹座房子遺址裏發現壹件小陶罐，口很小，內盛碳化了的菜籽，經鑒定是屬於白菜或芥菜的種子。將菜籽裝在不易取出的小陶罐裏，顯然不是為了食用，應該是供來年種植使用。由此可見，我國人工種植蔬菜的歷史已有六七千年之久，而白菜、芥菜和油菜的起源地正是中國，至今仍然是民間最主要的蔬菜。
纖維作物及蠶桑 ?原始人最初的衣服是冬披獸皮夏穿樹葉，以後逐漸學會利用野生葛、麻的纖維紡織布料制成衣服。當原始農業發展以後，人們在種植糧食的同時也嘗試栽培麻、葛等作物，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與此同時，人們也從采集野生的蠶繭進而學會養蠶繅絲紡織衣服。這個過程可能要晚於糧食作物的栽培，大約是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才發展起來的。首先被馴化栽培的是大麻。大麻是雌雄異株植物，雌株結的籽粒可食用，古人曾作為糧食，被列為“五谷”之壹。雄株的纖維細柔，可作為紡織原料。原始先民可能是在采集雌麻籽粒過程中發現了雄麻纖維可做衣料，從而逐漸加以栽培種植。甘肅省臨夏縣東鄉林家遺址出土過四五千年前的大麻籽，新疆孔雀河古墓內出土過4000年前的大麻纖維，遼寧省北票市豐下遺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麻布殘跡，是目前最早的實物標本。另壹種纖維作物苧麻是雌雄同株，大約與大麻同時被種植，浙江省吳縣錢山漾遺址曾出土了壹些苧麻布和苧麻繩子，距今也有4000多年。葛是野生纖維植物，但是在江蘇省吳縣草鞋山遺址發現過6000年前的葛纖維紡織品殘片，說明當時原始先民可能已經有意識的加以保護利用，甚至也可能嘗試種植它。原始先民在采集野生桑椹充饑過程中，會發現桑樹上野蠶所結的繭，從而逐漸利用野蠶繭絲，繼而有意識地保護、飼養，終於將它馴化成家蠶。河北省正定縣南楊莊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過兩件5400年前的陶蠶蛹，錢山漾遺址也出土了4700多年前的家蠶絲帶、絲線和絹片。可見至少在5000年前，我國原始先民已經掌握了養蠶繅絲技術，這是紡織史上的壹個重大成就，說明黃帝“淳化……蟲蛾”的傳說並非毫無根據。
三．家畜的馴化
在舊石器晚期，由於狩獵工具的改進和狩獵經驗的積累，人們捕捉野獸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因此有可能將壹些暫時不吃的活的野獸或小動物放在天然地洞內或圈以柵欄養起來，以備日後捕捉不到野獸時食用。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洞養或圈養的野獸也越來越多。天長日久，部分野獸的性情開始漸漸溫順起來，進而馴化為家畜。這樣就開始了原始的畜牧業。這壹過程，大體上是與農作物的栽培同步的。從考古資料得知，至少在距今8000年左右，已經開始飼養狗、豬、牛、羊、馬、雞等家禽家畜。
狗 ?狗是由狼馴化而來的。早在狩獵時代，人們就已馴養狗作為狩獵時的助手。進入農業時代，狗會有壹部分成為肉食對象。在河北省武安縣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遺址，都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狗骨骼，說明至少在8000年前狗已成為家畜之壹。陜西省西安市半坡遺址出土的狗骨，頭骨較小，額骨突出，肉裂齒小，下頜骨水平邊緣彎曲，與華北狼有很大區別，已具備家養狗的特征。而山東省膠縣三裏河遺址出土的陶狗鬶造型生動逼真，使我們得見新石器時代家狗的形態特征。
豬 ?豬是從野豬馴化而來的，是人類最早馴養的家畜之壹。廣西桂林市甑皮巖遺址發現了9000年前的家豬骨骼，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發現了8000年前的豬骨骼，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遺址還發現壹件7000年前的陶豬模型，其形態處於亞洲野豬和現代家豬之間，屬於原始家豬階段。而山東省膠縣三裏河遺址出土的5000多年前的陶豬鬶，其形態則屬於典型的家豬。在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豬的數量最多，而且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墓葬中經常以豬作為隨葬品，說明豬已成為財富的象征。可見豬在我國原始畜牧業中已占據最重要的地位。
羊 ?羊是從野羊馴化而來的。羊壹直是北方居民的主要肉食對象。因此北方的遺址中發現的家羊遺存較南方為多。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出土過壹件陶羊頭，陜西省臨潼縣姜寨遺址也出土過壹件陶塑器蓋把紐，呈羊頭狀，西安市半坡遺址出土過羊骨骼。在南方，最早的發現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遺址的陶羊，其形態屬於家羊。看來，至少在7000年前，羊的馴化已經成功。到了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南北各地已普遍養羊，因此，各地的遺址發現羊骨骼也較多。
牛 ?作為肉食的牛，主要是黃牛。耕牛則包括不同屬的黃牛和水牛，它們各有其野生的祖先。在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出土過黃牛的骨骼，河姆渡遺址出土過牛的殘骨和牙齒，半坡遺址也出土過牛的牙齒，江蘇省邳縣劉林遺址還發現30多件牛的牙床和牙齒。說明牛的馴養早在8000年前就已開始，至6000多年前，南北各地都已飼養黃牛。水牛的飼養在南方可早到7000年前，河姆渡遺址就出土了16個水牛頭骨。江蘇省吳江縣梅堰遺址也出土了7個6000年前的水牛頭骨。在北方，山東省的大汶口、王因遺址，河北省的邯鄲澗溝村遺址，陜西省的長安客省莊遺址，都發現過水牛骨骼。可見至少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水牛已經生活在淮河以北的壹些地方了。
馬 ?馬的馴養比較晚，在我國壹些較早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均未發現馬的遺存。我國家馬的祖先是生活在華北和內蒙古草原地區的蒙古野馬，最早馴養馬的也應該是這壹地區的先民。只在半坡遺址發現2顆馬齒和1節馬趾骨，未能肯定是家馬。在新石器晚期的龍山文化遺址(距今4000多年)，如山東省歷城市城子崖、河南省湯陰縣白營、吉林省扶余市長崗子、甘肅省永靖縣馬家灣等遺址出土過馬骨。
雞 ?雞是由野生的原雞馴化而來的。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就發現原雞的遺骨，西安半坡遺址也發現原雞屬的鳥類遺骨，說明原雞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都有分布，各地都有條件加以馴化。河北省武安縣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山東省滕縣北辛等遺址都有家雞遺骨出土，說明家雞的馴化年代可早到8000年前，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記錄。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區都已飼養家雞，成為主要的家禽。總之，古代所謂的“六畜”(馬、牛、羊、雞、犬、豬)在新石器時代都已經馴養了，除了馬較晚之外，其它畜禽馴養的都早到七八千年前，遠遠超過傳說中黃帝“淳化鳥獸蟲蛾”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