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真理的青年時代 1881年 9月25日(清光緒七年八月初三),魯迅誕生於浙江省紹興縣城壹個逐漸沒落的封建家庭。祖父周介孚在北京做官。父親周伯宜是個秀才。母親魯瑞以自修達到能夠看書的程度。魯迅從小受過傳統的封建文化教育,但他閱讀興趣十分廣泛,看過許多野史、雜記,特別是那些富有民主思想和愛國精神的著作;對民間藝術,也深切愛好。
1893年,因魯迅的祖父被捕下獄,家庭備受親友的歧視和欺淩。不久父親又患重病,並於1896年去世。魯迅是周家的長子,在家庭由小康墜入困頓中,飽受人間的冷眼,這使他“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又由於母親是鄉下人,他有機會接觸農村社會,和農民孩子親密相處,從中知道農民受壓迫的苦況和他們勤勞、純樸的性格。這些經歷對他後來的思想發展和小說創作,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甲午戰爭後,洋務“新政”破產,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興起。魯迅不滿傳統的封建“正道”,決心“走異路,逃異地”,於1898年5月,到南京投考江南水師學堂。次年2月,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因為總辦(校長)是個維新派人物,礦路學堂看新書的風氣很盛。魯迅經常讀《譯學匯編》,還讀了壹些西歐的近代科學、社會學和文學的譯著,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嚴復譯述的英國赫胥黎的《天演論》。他從中接受了進化論的啟蒙,後來他又鉆研了有關進化論的其他著作,在以後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以它作為觀察社會現象,進行反封建鬥爭的主要思想工具和武器。在南京的 4年間,中國經歷了怵目驚心的劇變,戊戌變法徹底失敗,義和團運動遭到鎮壓,八國聯軍蹂躪國土,這促使魯迅更加急迫地尋找新鮮的知識和救國的真理。
1902年 1月,魯迅在礦路學堂畢業。旋赴日本留學。同年 4月,到東京入弘文學院普通科江南班學習。當時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正在東京進行反清活動,留學生中分為反清與保皇兩派。魯迅經常參加反清的集會,課余還大量閱讀近代科學、哲學和文學的書籍,開始考慮改造國民性問題。他毅然剪掉象征清朝統治的辮子,並在斷發照片上寫詩明誌:“我以我血薦軒轅”,表示他誓為祖國人民解放而獻身的決心。這期間,他發表了根據外國作品改寫的小說《斯巴達之魂》,論文《中國地質略論》,《說□》,與友人合編關於中國地質和礦產分布狀況的專著《中國礦產誌》,還翻譯科學幻想小說《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進壹步表現了青年魯迅愛科學的熱情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弘文學院結業後,魯迅於1904年 9月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他立誌學醫,是希望用新的醫學,來“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他學習勤奮,受到教師藤野嚴九郎的熱切關懷和幫助。不久,他在有關日俄戰爭的幻燈片上,看見壹個替俄國軍隊當偵探的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抓住殺頭,而圍觀的中國人竟無動於衷。這使魯迅痛切感到:醫學並非緊要,如果思想不覺悟,即使體格健壯,也無濟於事。當時他認為頭等重要的還是改變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文藝,於是決定棄醫從文,並於1906年春天重返東京。
當時的東京,以孫中山、章炳麟為代表的革命派,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進行尖銳的鬥爭。魯迅師事章太炎,與陶成章等革命派往還密切,並成為反清革命組織光復會的成員。1907年,他準備創辦文藝刊物《新生》,但終於失敗。魯迅為此而感到寂寞,但並不灰心。他發表《人的歷史》、《科學史教篇》,介紹達爾文的生物進化學說和西方科學思潮的演變;還發表《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分析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歷史特點及其存在的偏頗,強調要與“列國”競爭,“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要立人,就必須反對封建傳統思想,“別求新聲於異邦”,提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戰鬥精神,因而大力介紹以拜倫為首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摩羅”詩派。魯迅還與周作人***同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介紹東歐被壓迫民族和俄國的現實主義短篇小說。在日本 7年,魯迅廣泛涉獵外國的自然科學、社會學說、文學藝術和哲學,開始形成早期的社會思想和文藝思想,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並且確定了用文學作為自己為祖國的獨立自由、為人民的思想解放而抗爭的武器。
1909年 8月間,魯迅離日歸國,他先在杭州兩級師範學堂,後在紹興府中學堂任教。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魯迅懷著熱烈的心情迎接它,紹興光復後,魯迅出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是年冬,他創作文言短篇小說《懷舊》。
1912年 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的邀請,於 2月前往南京,在教育部工作。5月,他隨政府遷往北京,在教育部任科長、僉事等職務,主管圖書館、博物館和美術教育等工作。
辛亥革命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所篡奪,繼而發生帝制復辟等醜劇。軍閥混戰,國家形勢日益惡化。魯迅對國事深感失望,便在業余時輯錄和校勘古書,還看佛經,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在舊的民主革命的革命性已經消亡,而新的民主革命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歷史間隙,魯迅經歷著深刻的思想矛盾和痛苦,繼續堅毅地探索社會和革命的新路。舉起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旗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19年,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革命進入了新民主主義時期。魯迅在新的時代潮流的鼓舞下,懷著毀壞封建的“鐵屋子”,喚醒熟睡的人們的熱望,投身於“五四”新文學運動,不久即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文化新軍的偉大旗手。
1918年初,魯迅參加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的編輯工作,置身於當時的大力倡導民主和科學,反對舊禮教和舊文學的偉大鬥爭的前列。同年 5月,他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第壹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它描寫壹個因患迫害狂的精神病人的心理活動,把對社會生活的清醒描寫和對狂人特有的內心感受的刻畫雜糅在壹起,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指出中國社會的歷史是人吃人的歷史。這是徹底反封建的第壹聲“吶喊”,也是魯迅戰鬥史上新的開端。接著,魯迅還發表了《孔乙己》、《藥》、《故鄉》、《阿Q正傳》 等十幾篇小說,後編成第壹個短篇小說集《吶喊》,並於1923年8月出版(見彩圖《吶喊》、《仿徨》初版本、魯迅小說《孔乙己》插圖程十發作、魯迅小說《藥》插圖顧炳鑫作) 。《吶喊》反映了從辛亥革命前後到五四運動前後的中國社會,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下逐漸破產的古老農村和市鎮的面貌。塑造了沒落知識分子、城市貧民、人力車夫、被壓迫農民等形象。它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激動了青年讀者的心,“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魯迅是擇取中國文化遺產優秀成分和采用外國良規加以融合發展,創造現代小說的傑出代表,並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奠基人。
《孔乙己》描寫壹個沒有考上秀才的讀書人,批判地揭示了人物的悲劇性格,表達了作者對於造成這種性格的文化教育制度的有力鞭撻。《藥》描寫革命者夏瑜的犧牲和茶館主人華老栓夫婦為了醫治兒子疾病所表現的無知,並且通過“藥”——蘸著革命者的鮮血的饅頭而聯結起來。作品深刻地揭示革命者與群眾的隔膜,揭示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悲劇。最後夏瑜墳上的花環暗示著革命後繼有人,給作品增添了樂觀的色彩。《壹件小事》通過“我”乘人力車所遭遇的壹個意外事故,對比地描寫了勞動人民與知識分子的行為、性格,觸及了知識分子應該向勞動人民學習的重要思想。在《吶喊》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描繪農村生活和農民形象的作品。《故鄉》通過“我”回故鄉的見聞及回憶,描寫舊中國農村急速破產的蕭索、淒涼的生活圖景。閏土曾經是壹個生機煥發的小英雄,但是在兵、匪、官、紳的重重壓榨下,曾幾何時,便變成了壹個精神麻木的人。作者懷著悲憤的心情,對造成這壹悲慘圖景的社會勢力提出了沈重的控訴,同時又期望被迫害者能夠醒悟過來,開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阿Q正傳》 是魯迅小說的代表作。它以辛亥革命前後的農村未莊為背景,塑造了深受精神毒害的貧苦農民阿Q的形象。阿Q受盡了慘重的剝削和壓迫,可是他在精神上卻“常處優勝”。他誇耀過去,幻想未來,自我安慰,自輕自賤,始終不能正視嚴酷的現實。此外,他還沾染了遊手之徒的狡猾。小說集中反映阿 Q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現和命運。他原以為革命就是“造反”,對它深惡痛絕,但封建統治者在革命到來時的驚惶,卻使他快意並要求革命。可是這場革命忽視農民的力量,反而跟封建階級相勾結。未莊壹切依舊,只有阿Q被抓去槍斃。這個結局是對辛亥革命及其領導者的徹底批判。小說塑造了阿 Q的不朽典型,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從而提出了啟發農民的民主主義覺悟的嚴重課題。由於農民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魯迅對農民問題的深刻反映,在當時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辛亥革命沒有給農村帶來真正的變革,農民的啟蒙教育問題還有待於解決。這在《風波》裏也有真實的反映。此外,反映農民生活的還有《社戲》,它描寫已經逝去的美麗的童年,贊美農民的質樸、誠實的心靈。
魯迅在描寫被壓迫人民的不幸時,常常是期望他們奮起抗爭,同時還以極大的憤怒來揭露封建階級、封建思想的殘酷統治,顯示了作者是從被壓迫人民中站起來的革命民主主義作家。他反映農民問題的深刻性,反封建的徹底性,都是中國過去的文學作品所未曾達到的。
魯迅還是中國現代雜文的開拓者。五四時期,他寫了許多雜感和論文,大都發表在《新青年》上,後來收入《熱風》和《墳》裏。這些作品尖銳潑辣,形象生動,帶有廣泛的社會批評的特點。有的嚴正批判封建的父權思想和節烈觀念;“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熱風·題記》)。它們總是把中國人民的生存和發展,同守舊派所宣揚的舊文化、舊道德擺在對立的地位;有時則以生命的發展來論證社會改革的必要,堅決站在新事物方面來反對壹切封建舊事物,並相信啟發人民的覺悟,可以達到改革社會的目的。這些雜文所表現的不拘壹格的形式,寓熱情於冷峻之中的文筆,通過抨擊時政和鞭撻習俗揭示生活哲理,並將詩和政論結合在壹起的風格,後來被人們稱之為“魯迅風”。魯迅雜文開創了現代雜文的新風,影響了壹代又壹代的雜文作者。《阿Q正傳》插圖 趙延年作
魯迅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大膽地正視現實的各種矛盾,他的小說和雜文,反映了極其深廣的真實的歷史內容。他對於舊中國的壹切,對於幾千年的傳統勢力、傳統思想,比同時代許多人了解得多,而且看得深透。他從舊營壘中來,站在不妥協的革命者的立場上,反戈壹擊,能給舊事物以致命的打擊。他是對舊勢力、舊思想揭露最深刻、鬥爭最堅決的壹位偉大作家。他在中國革命史、思想史上的這些傑出貢獻,是從“五四”文化革命中就充分顯示出來的。他把舊社會的壹切暴露出來,是為了引起療救的註意,以推動社會的改革。他自覺地“聽將令”,他的作品充分體現無產階級領導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在當時發揮了巨大的戰鬥作用。
從1920年秋到1926年夏,魯迅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校任教,致力於系統研究和講授中國小說史。後來他把講義整理成《中國小說史略》出版。它打破了中國小說歷來無史的局面,是壹部開創性的學術著作。魯迅還從事翻譯介紹工作,出版俄國和日本的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的譯著。他還支持青年的文藝活動,幫助他們學習和戰鬥,因而成了進步青年愛戴的導師。
五四新文化統壹戰線,到1921年中國***產黨成立後,逐漸發生分化。這時革命中心轉移到南方,北京文化界顯得寂寞和荒涼。魯迅又感到“成了遊勇,布不成陣”,他在仿徨探索,但仍繼續戰鬥。《傷逝》插圖 張守義作
1924至1925年,魯迅繼續創作短篇小說《祝福》、《傷逝》等11篇,編成第二個小說集《□徨》,繼續反映辛亥革命前後到第壹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前的社會現實。《祝福》描寫壹個善良、安分的勞動婦女祥林嫂,新寡之後在魯四老爺家裏做工,希望以自己的誠實勞動,換取最起碼的生活。但不久便被婆家逼嫁到山裏去。當她第二次在魯家出現,那是第二個丈夫病死,兒子被狼叼走之後。因她再嫁再寡,魯四老爺把她看成不祥之物,不許她沾手祭品。柳媽又以陰間的鋸刑相恐嚇,要她到土地廟捐門檻,當作贖罪的替身。她默默地忍受和掙紮,捐了門檻,但主人還是不許她擺設祭品。她從此失魂落魄,不久便淪為乞丐,並且懷著對陰間的恐怖和疑惑,死在年終“祝福”的街頭上。祥林嫂是中國人民最悲慘的典型,她受到了極其深刻的精神創傷。小說通過她的壹生,揭露封建主義的極端野蠻性和殘酷性,表明社會環境已迫使被壓迫人民走到絕境。《離婚》中的農村婦女愛姑,大膽潑辣,丈夫要離棄她,她鬧了整整三年。但對出面調停的豪紳七大人卻寄托幻想。小說著重描寫愛姑會見七大人的場面,從七大人的矯揉作態、故弄玄虛在愛姑內心所引起的反應,寫出愛姑精神上的深刻弱點,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失敗結局。這又壹次揭示了封建主義思想統治的嚴重性,說明被壓迫人民必須在啟蒙教育下克服本身的弱點,才能走向更堅決更持久的鬥爭。
在新文化隊伍分化的形勢下,探索知識分子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們的生活道路問題,是壹個十分重要的課題。魯迅的《□徨》集比較集中地描寫了知識分子的痛苦和掙紮,反映了他們個人奮鬥的破產。《在酒樓上》的呂緯甫本來是有理想也有作為的,可是幾經波折,他便成為壹個“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物,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沒有意義的事情上而不能自拔,失去了壹切決斷的能力和戰鬥的意誌。《孤獨者》中的魏連殳,這個曾掛著新黨頭銜的人物,黑暗社會對他的打擊是很大的,他受到流言和失業的威脅,幾乎要挨餓、求乞了。最後他妥協了,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壹切”,並以壹種憤懣的心情和玩世的態度來對待它,終於帶著深刻的精神創傷寂寞地死去。這兩篇小說反映了革新勢力和傳統勢力之間的矛盾,彌漫著革命退潮時期沈重的歷史氣氛。作者以無比激憤的心情,描寫人物的遭遇和痛苦,同時也批判他們性格的弱點。《傷逝》裏的子君和涓生,則是五四運動以後出現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要求個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勇敢地沖出舊家庭。可是當他們建立了新家庭以後,子君便認為目的已達,沈湎在小家庭的生活瑣事中。壹旦失業的打擊到來時,子君便無以自處,涓生則急於救出自己。於是愛情終於破裂,最後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她父親的嚴威和旁人的冷眼的環境中去,不久便死去了。涓生陷入了悔恨和悲哀中,他在仿徨和探索,但新的生路在哪裏呢?他還是迷惘的。這個愛情悲劇表明,婚姻自由和個性解放是不能離開社會解放而單獨解決的。
比起《吶喊》來,《仿徨》較多地流露了作者當時憂郁、仿徨的情緒,但他對於社會的分析和批判卻是同樣清醒和深刻的,在藝術技巧上,他對小說藝術形式的掌握,以及人物形象的描繪,都比以前圓熟,表現也更加深切。
魯迅善於“雜取種種人”來塑造典型形象,並運用“畫龍點睛”和白描的手法,來加以刻畫。他的藝術語言十分精練,對話簡短傳神。他的描寫真實、樸素,不借助曲折離奇的情節,而是以平易近人的生活場面來展現人物的性格。魯迅的小說顯示壹種冷雋而深切的風格特征,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壹座高峰。
魯迅的小說使中國文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是中國文學史上第壹個反映被壓迫農民的階級利益和要求的作家,他首先要求從根本上推翻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首先提出啟發農民等被壓迫群眾的革命性,提高他們的民主主義覺悟的問題。這在以農民問題作為基本問題的民主革命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魯迅在創作上達到的另壹偉大成就,是用生活的真實來深刻地表現知識分子是中國民主革命中首先覺悟的成分,同時也反映他們的個人主義及其抗爭的軟弱性。這些偉大的成就,是同時代的其他作家未能達到的。
1925年前後,資產階級右翼知識分子胡適等,政治上日趨保守,魯迅卻繼續在文化領域作戰,他參加了語絲社,組織和領導了莽原社、未名社,支持了《晨報副刊》、《京報副刊》,編輯了《莽原》周刊等。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鬥爭中,他站在進步學生方面,痛斥“甲寅派”壓制學生的罪行和復古主義的論調,揭露“現代評論派”陳源等的仗勢欺人和流言誣蔑。在五卅運動和“三·壹八”慘案中,
他痛悼死難者,總結鬥爭教訓,並對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及其兇,提出嚴重抗議。他指出:“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號召青年要成為真的猛士,跟敵人進行持久的不妥協的鬥爭。這壹時期的雜文,已從廣泛的社會批評轉向激烈的政治鬥爭。《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傳統的中庸之道的戰鬥檄文,他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張,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這表明魯迅韌性戰鬥的徹底革命精神達到了成熟的地步,並充分反映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這壹時期的雜文,收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和《墳》的後半部。
由於革命形勢的變化,魯迅感到原有的思想武器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他從現實鬥爭中不斷接受社會革命論的思想,進壹步激化了他世界觀中新舊思想的矛盾。他並不諱言自己的思想矛盾,而是更無情面地解剖自己。現代文學的第壹部散文詩集《野草》,和當時所寫的壹些書信、雜文,突出地反映了他解剖自己的努力。
《野草》寫於1924至1926年,***收入23篇作品。它們尖銳地揭露當時社會的黑暗,同時又反映了作者追求新的革命道路,而又未能找到的內心矛盾和在探索中前進的革命精神。作品的構思奇特、新穎,形式多采多姿,既有象征主義的方法,也有類似雜文的諷刺。作者的思想主要是通過詩的形象來表現,寓意深遠,感情濃郁。但由於環境關系“難於直說”,有的作品意思比較隱晦。
為了避開北洋軍閥政府的通緝和迫害,並出於對南方革命鬥爭的向往,以及個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魯迅於1926年 8月南下,任廈門大學教授,開設“中國文學史”等課程,後來整理成《漢文學史綱要》出版。他還寫了5篇“舊事重提”,後來合以前所寫的5篇,輯成散文集《朝花夕拾》出版。這些作品以親切的筆調,沈郁的感情,記敘了作者從童年到青年時期的片斷經歷,側面地勾劃了古老中國的社會面貌。在回憶往事和追懷保姆、父親、師友的同時,滲透著鮮明的愛憎,閃射著反封建主義的怒火,以及對於“現代評論派”正人君子的旁敲側擊。他在廈門所寫的《寫在〈墳〉後面》,對過去的鬥爭經歷和思想發展,進行了認真的總結和解剖,第壹次作出了“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的著名論斷。這表明魯迅經歷多年的現實鬥爭之後,正在醞釀壹次思想飛躍:他鮮明地批判了唯心史觀,踏上了唯物史觀的門檻。
轟毀進化論思想,轉變成階級論者 經中國***產黨的推薦,魯迅於1927年 1月到達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和教務主任。此後他和***產黨人、革命青年有了密切的聯系,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也有了清楚的認識。他說:“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壹首詩嚇不走孫傳芳,壹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4月10日,在革命軍勝利進軍的歡慶聲中,他寫出《慶祝滬寧克復的那壹邊》,引用列寧的名言作為立論的根據,要人們吸取教訓,力戒“小有勝利,就陶醉在凱歌中”,以防敵人“乘隙而起”。他主張“不斷進擊”,將革命進行到底。兩天後,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大肆捕殺***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魯迅召集中山大學各主任緊急會議,力主營救被捕學生,結果無效。他憤而辭去中大的壹切職務。在白色恐怖中,他繼續在廣州堅持寫作和鬥爭,這些文章收在《而已集》裏。
劇烈殘酷的階級鬥爭,深刻地教育著魯迅。過去他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現在知道不然了。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三閑集·序言》)。他過去信奉的進化論,被徹底“轟毀”了,從此他開始轉變成階級論者。在陰霾滿天的白色恐怖中,他無所畏懼地站到無產階級的戰鬥行列中來。
1927年10月,魯迅由廣州到達上海。他和許廣平同居,在這裏開始了後期10年光輝的戰鬥生活。“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而***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壹‘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毛澤東《新民主主義
論》)
到上海不久,魯迅就接編《語絲》半月刊,與郁達夫合編《奔流》月刊,還參加了革命互濟會,跟中國***產黨取得聯系。1928年,由創造社、太陽社發動,魯迅同他們進行了壹場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為了正確闡明問題,魯迅翻譯和鉆研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他聯系中國革命及文藝運動的實際,發表了許多精辟意見,對創造社等的“左”傾錯誤提出正確批評,這有助於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健康發展。1929年,魯迅主編《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先後翻譯出版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和蘇聯的壹些著名論著。在認真學習革命學說的過程中,他認識到“惟新興無產者才有將來”。這期間,他和柔石等組織朝花社,介紹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新興的木刻藝術,先後出版《朝花周刊》和《藝苑朝華》等。1929年 9月,兒子海嬰在上海出生。這兩年的雜文收在《三閑集》裏。這個集子反映了他在論爭和學習馬克思主義中的思想變遷,表明他逐步掌握新的思想武器的歷程。
魯迅從青年時代起,就關心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利益。為了改造舊中國,他不斷尋找改革的武器和改革的道路。先是用生物進化的觀點來觀察世界,後來才找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他最初著眼於“國民精神”的改造,後來才重視經濟、政治制度的改革。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產主義者,從啟蒙主義者轉變成無產階級革命家,這就是魯迅的思想發展的道路。魯迅的戰鬥道路,反映了中國文化革命的方向。魯迅是帶著自己豐富的鬥爭經歷和痛苦的經驗教訓,來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他壹旦接受了,就深信不疑,成為壹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於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是簡單地復述或演繹別人的說法,而是善於用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感受,用自己豐富的鬥爭經驗和廣博的歷史知識,去印證它,闡發它。馬克思主義真正化成了他的靈魂和血肉。
1930年1月起,魯迅主編《萌芽月刊》(後為左聯機關刊物)。1930年2月,他參加並發起黨所領導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旋即遭到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以“墮落文人”的罪名發出的“通緝”,魯迅對此毫無所懼。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魯迅是發起人之壹,並參加了領導工作。他和創造社、太陽社等作家消除分歧,團結戰鬥。在左聯成立大會上,他發表了題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說,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文藝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正確提出對革命作家的要求和左聯工作的方向,因而成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指導性文獻。左聯成立前後,魯迅團結許多革命作家,對資產階級文化社團新月社和國民黨反動派豢養的“民族主義文學”進行堅決的鬥爭。他批判人性論,闡明文學的階級性的原理,揭露“揮淚以維持治安”的“劊子手和皂隸”的本質,並對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下的流氓政治所產生的流屍文學,堅持徹底的批判。
1931年2月,左聯成員、***產黨員柔石、殷夫等被國民黨捕殺。魯迅也處在被國民黨搜捕的險境,他被迫離家避難,但依然不忘戰鬥。他在左聯秘密刊物《前哨》上發表文章,紀念戰死者,並撰寫《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委托美國友人史沫特萊譯成英文,投寄國外,控訴國民黨的血腥罪行。兩年後,他又寫下《為了忘卻的記念》,再壹次悼念亡友和控訴反動派。
左聯成立前後,魯迅自覺地站在中國***產黨的旗幟下戰鬥。個人奮戰的痕跡消除了,長期以來“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麽”(《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的矛盾解決了,代替艱苦的求索,他的雜文出現了為捍衛理想而英勇奮戰的內容:他捍衛無產階級文學,捍衛人民革命事業,捍衛***產主義學說及其偉大實踐;並在這個思想基礎上形成壹種從容不迫、應付裕如的戰鬥風格。在有關文藝問題的文章中,階級論已經成為他理論的基石;他明確宣言文學應該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壹翼”,在文藝與社會、思想與藝術、作家與革命等關系問題上,他作出了科學的論述,作家的世界觀問題更是他經常論述的中心。他不僅是左聯的主將和旗手,也是革命文學家的諍友。他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上的成就和貢獻,克服了中國***產黨內“左”傾路線對文藝的壹些影響,指引著左翼文藝運動前進的方向。
空前的民族英雄 1931年 9月18日,日本侵略者進攻沈陽,東北三省相繼淪陷,民族危機日益嚴重。魯迅撰寫許多雜文,尖銳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國民黨的反動政策。為了使宣傳深入群眾,他還主編時事和文藝的普及性小型報刊《十字街頭》。1930至1931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