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百三十篇，漢太史司馬遷所作。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今陜西之同州韓城縣。
兩漢時並未有“史記”之名，劉歆《七略》稱“太史公百三十篇”，《楊惲傳》謂之“太史公記”。“史記”之名，蓋起於魏、晉間，實“太史公記”之省稱耳。
司馬遷為當時春秋家大師董仲舒之受業弟子，其自序有雲“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就是說我本有救世之誌，但如果只是幹巴巴的講道理，妳們看了也沒多大印象，倒不如借諸多人物史實說個歷史故事，之後再抒發議論，這樣妳們便能更加深刻的體悟到這些興亡治亂的道理了。
所以其著書的最大目的，也就是借這史事為手段，而抒發司馬遷的“壹家之言。”這其實和《春秋》之旨趣相同——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壹部二百四十年的史，但其中實在有很多微言大義，以壹字寓褒貶。比如殺有罪為“誅”，殺無罪為“殺”，下殺上曰“弒”。
司馬遷也私下將其所作《史記》自作《春秋》。在其《自序》中有言“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註：漢武帝獲麟在元授元年冬十月，即公元前122年），而孔子作《春秋》，也是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為之。
剛才雖說司馬遷借諸多列傳而抒發自己的“壹家之言”，但不能說《史記》就毫無歷史價值了。古代史官大都世襲，積攢了不少史料，司馬遷早年足跡幾遍至天下。所述秦漢間事，因年代相差不遠，更是有幸親自聽當地老人談及古事，是以其史料之真實性應有壹定保證。且其《自序》有雲：“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可見司馬遷是很有職業情操的，只是“整齊其世傳”，而並非憑空創作。
除此之外，《史記》開創了以個人列傳而入史的先例，《史記》凡百三十篇，除十表八書外，其余都是個人傳記，這不僅是在中國，即使是在外國史及過去的古籍中也沒有過這種體例。
另外，以前的史書要麽是壹件事情的關系文書（尚書），要麽屬於各地方的記載（像《國語》、《戰國策》）要麽是壹個時代的記載（春秋、左傳）。而《史記》舉其時所及知之人類全體自有文化以來數千年之總活動冶為壹爐，自此認識歷史為整個渾壹的、永久相續的（梁啟超語）。《史記》實際上是整個中國通史的第壹個開創造，而班固以下，基本就都是斷代史，跟不上司馬遷的精神了。
第三、《史記》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本紀及世家壹部分為編年體，用以定時間的關系；
列傳則以人為主體，貫徹歷史及其時代風貌精神；
八書則描寫自然現象及社會制度，與列傳當中“人的歷史”相互協調
十表仿效《周譜》，表法確立好後，各個事件的脈絡也都清楚了。
《史記》以這四個部分而成書，互相調和，脈絡交織，體例謹嚴，***築成壹個總的整體。其影響力可謂籠罩千古，後世作史者，雖有增減，但總的體例組織概莫能出。
四、《史記》雖然說是史，但僅就文學來看，依然有很大的價值。其敘列扼要美妙。後世列傳，多藉史以傳人，而《史記》之列傳，唯藉人以明史，所以和社會沒太多關系的、對歷史進程沒多少影響的這些，濫竽的也少。
另壹方面，《史記》也有頗多後人誤入補續之作。讀史時需對其加以甄別剖析，還太史公以本來面目。
首先，《史記》就不壹定是全本，就像《紅樓夢》等很多名著都有後人續作，《漢書·司馬遷傳》說:“十篇有錄無書”，《後漢書·班彪傳》說：“十篇缺焉”。但現存《史記》壹百三十篇具足，不亦怪哉？
而且前面說過，太史公《自序》說，史記也就寫到武帝獲麟為止，這個時候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然而《史記》中記載元狩元年以後事甚多。
但是這個年限並非鐵證，另還有“訖太初說”“訖天漢說”“訖武帝末說”，後兩者是後人所附加，且不必理會。但第壹個也是出自《太史公自序》，不過是在序言後的壹小段字。太史公以史記自比春秋，衡以情理，應該以武帝西狩獲麟為止，但太初、天漢間，太史公也還在世（天漢元年，太史公才46歲，其卒年據考證應該和武帝相仿佛，大約58，59左右），如果記錄下這時候的事，也可以理解。但在公元前88年之後（也就是太史公卒後），《史記》中所述之事，絕非子長親筆，必為後人補續偽竄。
嚴格甄別的話，還是應該以元狩元年為分界點。即使稍微放寬壹點，也最多到太初末年。這之後的，必是後人附會（有褚少孫之補作、有劉歆等故意竄亂）。
比較明顯的如《滑稽列傳》、《田叔列傳》、《張丞相》傳篇末皆有“褚先生曰”
全篇皆偽的，已經考證出來的有《武帝記》、《日者傳》、《龜策傳》
而劉歆故意竄亂的，要分辨出來難度比較大。
據此，諸君讀史時，必得對其加以甄別，還太史公以真面目。
但是除此之外，如《項羽本紀》、《淮陰侯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信陵君列傳》、《太史公自序》等皆是千古名篇。如班固所言史公之“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史相襯，良史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