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若幹年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偽吉兇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了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讀此書，尤能開滌靈襟，助發神觀。”
——朱熹
溫公作《通鑒》，不特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
——胡三省
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鑒》，“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其論古皆折衷至當，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論風俗，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
——曾國藩：
“此書直到清代乃至今天，還是壹部學歷史的人所必讀的書。”
——錢穆
我讀《資治通鑒》幾十年，壹面看，壹面研究……《資治通鑒》令我了解中國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行事。
——金庸
文白對照，按朝代分輯，破除閱讀巨著的障礙。
暢銷千年，英雄豪傑縱橫天下的“帝王之書”，名臣良將從政經略的“權謀之書”，蕓蕓眾生安身立命的“生存之書”。“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清·王鳴盛）。
柏楊曰：“中國有兩部書可以和它（《德川家康》）相比，壹是《資治通鑒》，壹是《三國演義》。《資治通鑒》因壹直封閉在艱深的文言文中，影響不大。”
本書以流暢典雅的白話譯文+完整原文，全新的分輯形式，以助巨著走出封閉，走近現代讀者。
讀通史 《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第壹輯，戰國、秦、西漢）》德川家康只是小兒科
新京報（2008年12月6號） 作者：塗塗
都知道《資治通鑒》，但沒幾個人讀過。這麽重要的壹本書被鎖閉在文言文裏面，實在是可惜了。
《德川家康》大概是市面上最流行的書之壹了，這書確實好看，不過每每在書店看到這本書的時候，總會覺得它腰封上的那幾句話有點刺眼：“中國只有兩部書可以和《德川家康》相比，壹是《資治通鑒》，壹是《三國演義》。”
上面那句引文，是柏楊說的，出版商再印在腰封上，我想大概都是為了宣傳的目的誇《德川家康》吧，不過硬要把這書和《資治通鑒》相提並論，實在還是讓人覺得有點兒不倫不類，特別是對於曾經以白話翻譯過整部《資治通鑒》的柏楊來說。
雖然我覺得《德川家康》更像是壹部歷史勵誌小說，不過在出版商的宣傳上，它首先是壹部講謀略的書，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商界人士都可以從中學習鬥爭技巧，我猜，《資治通鑒》會被拿來與《德川家康》並提，大概也因為在大部分人心裏，司馬光這部書，講的就是謀略吧？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德川家康》和《資治通鑒》的謀略，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只能算是小兒科罷了。家康那些生存技巧，我們在《資治通鑒》裏面可以讀到更多更了不得的例子，便是豐臣秀吉聞名日本的“位攻”戰術，和《資治通鑒》裏面記錄的那些戰術大師比起來，更是不可同日而語。關於這壹點，還是柏楊說的對，《資治通鑒》被鎖閉在文言裏面，影響不廣，可惜了。
不過，《資治通鑒》絕對不僅僅是講謀略的書，雖然司馬光私下的意思，確實也希望這書能給皇帝提供壹點謀略上的參考，但更重要的，書裏面傳達的還是兩千年間綿陽不絕的傳統精神。從這個角度來看，《資治通鑒》和《明朝那些事兒》有點類似，二者都是充滿陽剛之氣的歷史著作，惟壹的不同，是當年明月寫得太過淺顯，而《資治通鑒》對歷史的敘述、對人物的刻畫，都要生動和深刻得多。
我正在讀《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而且還真的存了壹點點把這書和當年明月的寫作比較壹番的意思。其實早就有人說過，當年明月寫明朝，基本上遵循的就是“紀事本末”的套路講故事，相比之下，《資治通鑒》就宏大多了，不但故事都在，而且所有故事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也壹目了然。或許我們可以這麽說，沒有讀《明朝那些事兒》的話，大概很少會有人動心去讀《資治通鑒》，即便是白話版，而在讀了《資治通鑒》之後，讀者恐怕就再也不會滿足於當年明月的敘述了。
最後絮叨兩句，《資治通鑒》版本很多，流傳最廣的自然是中華書局的校點版，不過我猜沒有很多人有耐心讀完20大冊文言文的。至於白話版麽，柏楊的譯本自然最出名，不過把校尉翻譯成警備隊司令，水軍大都督翻譯成海軍總司令，總是讓人覺得別扭。我讀的，是臺灣學者黃錦鋐主持、二十七位臺灣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合譯的白話全譯本，清淺好讀之外，文字古雅，與原文的氣韻頗為相合，是讀起來最舒服的地方。當然，如果有耐心的話，我還是覺得，直接去讀文言文，是最好的。柏楊之外的另壹種<通鑒>讀法(圖)
《廣州日報》（2008年12月6號） 作者：壹泓秋水
白話文的興起和發展，使得中國文化在上世紀末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但另壹方面，人們對於文言文產生了很大隔閡。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以後，隨著簡化字的普遍實施，讀者對於古籍的閱讀能力更是直線下降。壹個鮮明的事例是，來，許多圖書館都發出了“古籍整理人才匱乏”的聲音。盡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復雜，但是，能夠直接閱讀古籍和文言文的讀者與上世紀50年代之前相比大量減少卻是無可改變的事實。這壹方面是因為生活節奏的加快和獲取信息途徑的增多，而更主要的原因在於，現代人時間相對很寶貴，而非經專業訓練就難以盡得奇妙的文言文讓人望而生畏。由黃錦鋐主編，臺灣二十七位教授合譯的《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似可為古籍的“再生”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從上世紀80年代起，《資治通鑒》的譯本就出現了多種。但是，有的譯文純粹是出自現代人的眼光，很通俗，也很有邏輯性，但是沒有文采。有的譯本，譯者喜歡發些感慨，評論是非。諸如柏楊先生就是如此。對於這種評論的得失，讀者可以自行評判。但是，《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的做法也不失為良策：每頁都采用文白對照的形式，既解決了閱讀原典時因文字古樸帶來的困難，又直接接觸到了原典。對於司馬光自己的評論，本書在段落中刻意標明。此外，每壹輯前增加了本輯所設計的朝代世襲表和主要官制對照表，閱讀時可作為重要的參考。
司馬光編《資治通鑒》的時候，助手有劉攽、劉恕、範祖禹等人，歷時十九年編纂而成。黃錦鋐先生等二十余人，花費三年時間翻譯此書，時間上雖然沒那麽長，人力卻是更多。在我看來，本書最具特色的是文言文與現代漢語每壹頁的嚴格對應。這種做法為讀者搭建了通往歷史的橋梁，不僅讓讀者毫無困難的進入了司馬光的歷史，而且可以增強文言文方面的知識。但是，由於《資治通鑒》是壹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巨著。原書文字即達300萬字，再加上500萬字的現代漢語，因此，本書的規模較大。但是，對於那些誠心希望吸收歷史經驗，“鑒於往事，資於治道”的讀者而言，讀完本書並不十分困難。另壹方面，由於《資治通鑒》采用的是編年體結構，書中有些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系不易看出。如果將《柏楊版通鑒紀事本末》作為參照，必有更多的收獲。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加入了大量的“臣光曰”，而富有批判精神的柏楊，在翻譯時也夾雜了自己的“私貨”，他甚至將自己閱讀《資治通鑒》的感想結集成《柏楊曰》。兩“曰”相距千年，歷史的滄桑盡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