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趙頊即位。神宗立誌革新，熙寧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王安石建立壹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條例司撤銷後，由司農寺主持變法的大部分事務，有呂惠卿、曾布等人參與草擬新法。
這些新法按照內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限制商人：供應國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1）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頒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由發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然後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從便變易蓄買”，貯存備用，借以節省價款和轉運的勞費。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稍稍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
2）市易法。
熙寧五年三月，頒行市易法。在開封設置市易務。市易務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後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面發揮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3）免行法。
熙寧六年七月，正式頒行免行法。免行法規定，各行商鋪依據贏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
2、發展農業生產：調整封建國家、地主和農民關系的政策以及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1）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谷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
2）募役法。
熙寧四年頒布實施。募役法（免役法）規定由州、縣官府出錢雇人應役。各州、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村居民回鄉務農，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壹宗收入。
3）方田均稅法。
熙寧五年頒行。方田均稅法規定每年九月由縣官丈量土地，檢驗土地肥瘠，分為五等，規定稅額。丈量後，到次年三月分發土地帳帖，作為“地符”。分家析產、典賣割移，都以現在丈量的田畝為準，由官府登記，發給契書。以限制官僚地主兼並土地，隱瞞田產和人口。
4）農田水利法。
熙寧二年頒布。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築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壹時形成“四方爭言農田水利”的熱潮。北方在治理黃、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壤變成了良田。
3、穩定封建秩序：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和整頓、加強軍隊的措施，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等。
1）將兵法。
作為“強兵”的措施，王安石壹方面精簡軍隊，裁汰老弱，合並軍營，另壹方面實行將兵法。自熙寧七年始，在北方挑選武藝較高、作戰經驗較多的武官專掌訓練。將兵法的實行，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
2）保甲法。
熙寧三年頒行。各地農村住戶，不論主戶或客戶，每十家（後改為五家）組成壹保，五保為壹大保，十大保為壹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壹人為保丁。農閑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與正規軍相參為用，以節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定封建秩序。
3）保馬法。
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余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壹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4）軍器監法 。
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八月廣設軍器監，負責監督制造武器；並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4、改革教育制度：王安石等變法派還改革了科舉制，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需要的人才。
1）太學三舍法。
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後來地方官學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
2）貢舉法。
王安石認為“欲壹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改革貢舉法，廢明經、存進士，熙寧三年（1070年）三月，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熙寧四年（1071年），二月，頒新貢舉制，廢明經，專以進士壹科取士。另設“明法科”。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後將近15年時間。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並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壹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壹些特權，而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封建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但是新法立意雖好，卻未處理好具體實行的問題以及與與反對者的關系，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加之在變法過程中在政策推行中的使用不當，於是與反對者間長期反覆地爭鬥，最終失敗。
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