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漢民[1879－1936，原名衍鴻，字展堂，廣東番禺人。國民黨元老之壹。長期追隨孫中山從事反清革命活動。1912年1月民國成立後，任總統府秘書長。後來曾擔任過南京國民政府主席(1927年4月)和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1929年3月)。
英國的歷史家韋爾斯韋爾斯：英國著名作家，畢業於英國皇家學院。其著作有《時間機器》、《隱身人》、《世界簡史》等。，於今年春間，發表壹篇文字，同情於中國革命，而警告歐洲人，內裏說及歐人之了解中國，決不如中國人之了解歐洲，大意歐洲人只是壹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說話的幾個新聞通訊員，他們耳目既然狹隘，而帶了著色的眼鏡觀察，更其靠不住，至於中國人呢？卻是壹年壹年許多留學生到歐洲，受學校的教育，和社會接近，經過長期的體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這壹種比較的批評，認為公允，幾乎令歐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譏，中國人也覺得非常悅耳。不過我們壹搜查中國留歐學生關於批評歐洲有系統的研究較為成器的著作，好像還未出世，中國人對於韋爾斯的公道評論，就怕要暗暗叫聲慚愧。
不要說歐洲，就是日本，我們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壹半相同的，風俗習慣是相去不遠的，留日學生較之留歐學生，數量要多十幾倍，而對於日本，也壹樣的沒有什麽人能做有價值的批評的書。從好的方面說，小心謹慎，不輕於下筆，也是有的。從不好的方面說，就無異表示我們學界科學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說，我十幾年來總抱著壹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壹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開來，再壹絲不亂的裝置起來。現在《日本論》壹書，就是季陶十幾年來做他所誌願的工作寫出來的結晶。我前十年聽見宮崎寅藏和萱野長知兩個日本同誌說，戴先生作長篇演說的時候，他的日本話，要比我們還說得好。我拿這句話來贊《日本論》，我敢說，季陶批評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評還要好，是否武斷，且讓讀者下最後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說這句話，就因為他不止能說明日本的壹切現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構成壹切的動力因素，譬如壹個武士道，在日本是最普遍的倫理，好像英國的gentleman，日本人自己也弄到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說：武士道這壹種主張，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壹種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於山鹿素行山鹿素行(1622～1685)日本江戶前期的儒者、軍事學家。曾從著名的朱子學者林羅山學習儒學，後又研習軍事、神道、和歌學、佛法等。寬文年間，他對被確立為官學的朱子學的抽象性展開批判，主張儒學的實踐性和日本的學問體系，提倡古學，因此獲罪流放。晚年獲準回到江戶。主要著作有《兵法神武準備集》、《武教全書》、《山鹿語錄》、《中朝事實》等。、大道寺友山那些講武士道內容的書，乃是在武士的關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們要註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壹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壹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壹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的擴大和變遷，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明治維新，都知道是起初打著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壹倒，後來政治的建設成績，卻大過當初的預想。這是天皇聖明嗎？是元勛元老的努力嗎？是統壹的效果嗎？直到明治四十壹年，日本文明協會叢書出版的《歐美人之日本觀》，還是說，我們動輒把日本維新的成效歸功於日本人壹般的天才，事實卻是相反，日本之壹大飛躍，只是指導者策劃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國，沒有像日本指導員和民眾兩者間智力教育、思想、伎倆懸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無何等嫉視，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導者策劃設施壹切得宜，他們遂能成就此之當世任何大政治家毫無遜色的大事業，(略見原書中篇第壹節)這樣淺薄皮相的話，我從前看見，就覺得肉麻得沒趣。而季陶先生說：那時代歐美的民權思想，已經漸漸輸入進來，漢學思想和歐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許多人覺得這壹種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這實在是由種種環境發生出來的“自覺運動”。……明治維新，壹面是反對幕府政治的王政統壹運動，壹面是民間要求人權平等自由的運動……這民權運動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類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發展，而歐洲思想做了他們的模範，和薩長兩藩專靠強力來占據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權運動最有力的領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國盧騷《民約論》的感化，近來日本的文化制度，雖然大半由德國學來，卻是喚起日本人的同胞觀念，使日本人能從封建時代的階級統治觀念裏覺醒起來，打破階級專橫的宗法制度，法國民權思想的功績真是不少。而我們更可以得到壹個重要的材料來證明“辯證唯物論者”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並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實。[反對階級鬥爭學說，是戴季陶主義的主要觀點，]譬如日本維新的結果，解放了農民階級，使農民得到土地所有權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這個運動並不是起自農民自動，而仍舊是武士階級當中許多仁人誌士鼓吹起來的。
季陶先生在日本維新壹個大過程中，並不是抹煞壹切指導者的勞績，不過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歐美人之日本觀》的壹段膚淺可笑的議論不同。他說：壹個時代的創造，有很多歷史的因緣，決不是靠壹兩個人的力量創得起來。不過領袖的人格和本領，也是創造時代的壹個最大要素。創造時代的人物，不壹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倫，有的是以智識覺醒民眾，有的是靠他的優美的道德性，給民眾作壹個信仰依賴的目標，有的是靠他堅強的意誌，壹面威壓著民眾，同時作民眾努力奮鬥的統帥者。至於智仁勇兼備的聖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犧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與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維新史，都曉得薩摩長門並起，而長藩的人物，壹直延續到今日，尚成為日本的軍閥，薩藩的領袖西鄉隆盛，卻是失敗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維新以前的勛業。而季陶先生說：壹代歷史的創造，不是簡單的東西，成功失敗，不是絕對的問題。……個人事功上失敗的，倒往往是時代成功的原動力，而個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敗者的福。我們試把這幾十年歷史通看起來，西鄉隆盛失敗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絕對支配者，各種事業的進行，都靠著他的人格來推進。當時隨著他敗了的土肥兩藩的勢力，壹化而為後來民權運動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蔭還是支配著日本全部的既成政黨。那事功上成功的長藩，壹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鄉的人格下面，壹方面也不能不隨著公論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業說，西鄉的征韓論征韓論：由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等於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提出的侵略朝鮮的論調。明治初年，木戶孝允等主張把戊辰戰爭時動員的軍隊用於征韓，後由於日本與朝鮮的邦交談判陷入僵局，征韓論得以通過。但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後來又主張解決內治，於是西鄉下野。這次事件也成為自由民權運動和士族叛亂的開端。，直到死後十八年依然成為事實，到死後三十年，公然達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鄉的征韓論通過了，也許是闖了壹場大禍，日本的維新事業，完全付之東流，而西鄉的人格也都埋沒幹凈。 這壹段話，抵得過別人壹百篇西鄉的傳贊。我們只看西鄉當王政統壹的時代，舉兵造反，犯了彌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後不到幾年，他的銅像巍峨矗立於上野公園，受全國人民的崇拜，並且全日本沒有壹個銅像可以和他並稱的。至於伊藤博文伊藤博文(1841～1909)政治家，分別於1885～1888年、1892～1896年、1900～1901年四次擔任首相。1871年任巖倉出訪團副使訪問歐美。1873年升任參議兼工部卿。1882年主持擬定憲法。1885年任日本首屆內閣總理大臣。1909年10月赴中國哈爾濱與沙俄協商侵朝事宜，在火車站被朝鮮愛國誌士安重根槍殺。事業上的成功，從表面看來，中外人都覺得他遠過於西鄉，死在高麗人之手，也是歿於王事，而他的銅像，在東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這些事說明了什麽？就是說明畢竟成功的是失敗了的西鄉，而不是伊藤壹輩人，長藩的領袖雖然享著福蔭，畢竟是有限的。季陶先生這壹段話，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對，不過見不到，說不出這樣徹底罷了。
我常以為批評壹國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壹民族特性難。政治有許多明顯的跡象，就是它因果聯絡關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較。至於壹個民族的本真，縱的是歷史，橫的是社會，如季陶先生所說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還要切實鉆到它社會裏面去，用過體察的工夫。韋爾斯說，歐洲人不知中國，其重要意義就在此點。我們看了上中下三篇整千頁的《歐美人之日本觀》，覺得他無甚心得，並不深刻真摯，也是此理。到得本國人說本國的民族，這些條件工具是比之外國容易完備了，然而卻有第二種的障礙，這種障礙更是不容易打破，其由外力支配所生的障礙，姑且撇開，而自身的因緣成為心理的拘囚偏執，就會弄到如黑智兒(即黑格爾——編者註。該書註解均由編者所加，後不贅述。)那樣壹個大哲學家，擡起德意誌民族，認做神的表現，世界的選民，其實如季陶先生此書所引吉田松蔭《坐獄日錄》壹段話，也和黑智兒的出發點相同，不過壹個穿了古代神教的衣，壹個穿了近代哲學的衣而已。《大學》說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惡，而莫知其苗之碩。”上句是由於愛，下句是由於貪，真是不把種種“之其所……而辟焉”的障礙打銷，決尋不出鞭辟入裏公平至當的批判。批評自己的民族，猶之批評自己本身。近來有見識的人也曉得說說，如果真是壹個革命者，就能對自己作公開的批評，這話是不錯的。自己的檢查，比別人的檢查更為便當。責備自己，應該比別人的責備更為深刻。然而事實上往往不然。遇著老於世故人情的人，反而善於用責備自己的口頭話來作辯護自己的手段。淺之如張作霖罵張學良，說這小子太不懂事，深之如莫斯科CP本部，罵中國CPCY幼稚，都是假責備來為自己辯護的。日本人批評日本，說到自己短處，曉得回護不來的，也每每犯這種毛病。然而因為他有他的立場，我們應該原諒他的。白香山的詩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該詩題目應為《題西林壁》，為蘇軾所作。)批評自己的民族，仿佛有這個道理。而“我田引水”，又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季陶先生說：壹個關閉的島國，他的思想變動，當然離不了外來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絕不容易創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卻是島國的特長，我們觀察日本的歷史，應該不要遺漏這壹點。
他們以赤條條壹無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島，居然能夠滋生發展，平定土番造成壹個強大的部落，支配許多土著和外來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們更從高麗、中國、印度輸入各種物質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夠通通消化起來，適應於自己的生活。選出壹種特性，完成他的國家組織，更把這個力量來做基礎，迎著歐力東侵的時代趨向，接受由西方傳來的科學文明造成現代的勢力，民族的數量現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東方各民族中，取得壹個先進的地位，這些都是證明他的優點。我們看見日本人許多小氣的地方，覺得總脫不了島國的狹隘性。看見他們許多貪得無厭崇拜歐美而鄙棄中國的種種言行，又覺得他們總沒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們在客觀的地位，細細研究他，實在日本這壹個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總理說：壹個民族的存在和發展，要以自信力作基礎。這的確是非常要緊。所以日本人那壹種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
大抵批評壹種歷史民族，不在乎說他的好壞，而只要還他壹個究竟是什麽，和為什麽這樣？季陶先生這本書，完全從此種態度出發，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師，同時又做了他的審判官，而且是極公平正直不受賄托，不為勢力所左右壓迫的律師審判官。說日本是信神的民族，不含壹些鄙視的心事。說日本是好美的民族，也並沒有過分的恭維。壹個自殺情死的事實，說明他是信仰真實性的表現。這壹種科學的批評的精神，是我們應該都提倡的。
季陶先生這次回到上海，壹見面就說：“我近來又做了壹部日本論，可惜今天沒有帶稿子來給妳看。”我說：“此之前幾年登在建設雜誌的那篇《日本論》怎麽樣？”他說：“妳先說妳對於我的舊作，有什麽意見。”我說，那壹篇文字好是好的，不過我覺得主觀過重，好像有心說人家壞話，人家有些好處，也說成壞處了。他說：“對得很，簡直被妳壹言道破，我這回改作的壹部日本論，卻完全是平心靜氣的研究，決沒有從前偏執成見的毛病，我明天帶來，妳看過覺得不錯，就請妳作壹篇序。”到第二天，他果然把稿子帶來，壹眼望去已經是十多萬字，他笑著說：“我做《建設》和《星期評論》文章的時候，我總是將稿子帶來尋妳，站在妳的椅子後面，把捉著妳的手，按到紙上，而我卻壹句壹句的朗誦起來，遇有商榷的疑問，才始停止，商榷過了，又是繼續的朗誦，我認為是我生平壹件快事。現在這部《日本論》太長，可惜用不著這個頑意。”我和他都不覺大笑起來，及他去後我費壹日壹夜的工夫，將他這本書細細讀過，真有點愛不釋手的光景。看過從前那篇《日本觀》，尤其覺得這書有味，不只他的研究和構成方法，和舊作不同，就是文章也有異樣的色彩。季陶的文章，大概有三個時期不同。第壹個時期是從做《天鐸報》，以至《民國雜誌》，雄暢是他的本色，惟有時修詞的工夫，有些來不及。到《星期評論》、《建設雜誌》是第二個時期，既改文體為話體，大暢所欲言，而修理整然，渣滓絕少，比以前有很大的進步了。現在這部《日本論》，就更加陶練，深入顯出，不露壹些辛苦的痕跡，理解的精確，而文章的能事，足與相副。其中如《今天的田中大將》壹個題目下，指摘世界的思潮。《信仰的真實性》裏面，發抒他的人生觀，都是博大雄深的文字。而《秋山真之》壹篇，仿佛極善寫生的短篇小說。《好美的國民》壹篇，卻含有許多詩意。在做《國民雜誌》那時候季陶先生常對我說，自恨做文章的工具不足，現在應該沒有這種遺憾了。其余還有許多緒論名言，往往可以摘取出來，或作國民壹般的殷鑒，或作青年行動的指針。而季陶先生卻是偶然證合，有感斯發，既不是“我田引水”“削足適履”，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壘塊”，季陶先生的高聲朗誦，確是“奇文***欣賞”的方法。我在壹日壹夜之中，欣賞所得，就隨手寫些出來當作壹篇序文，貢獻於閱者，並留著許多說不盡的好處，讓讀者自己去欣賞。固然介紹這部日本論，應該還有重要的意義，不止是從這本學得科學批評的方法，和鑒識季陶先生最近的作風。但是中國人何以有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季陶先生開宗明義，已經說得清楚盡致，不用我來贅述，這並不是我的忽略，我想青年壹經提醒，決沒有做智識上的義和團的。
民國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