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能改變人的命運。有些人只因為讀了《山中王》，不辭千裏甘赴偏遠的異國大學擔任文學教授；壹部《德米安》令成千上萬年輕學子醉心東方哲思；海明威的小說造就出許許多多戶外健兒；大仲馬的著作則教無數婦女從此陷入愁雲慘霧，所幸其中不少人藉由食譜、烹飪書，得以從自殺邊緣撿回性命。布魯瑪如今則成了書本底下的冤魂。
但她並非惟壹的受害者。壹位鉆研古文的老教授，利奧納德?伍德，曾在自己的書房被書架上掉落的五大冊《大英百科全書》砸傷腦袋，導致全身癱瘓；吾友理查德某次打算伸手抽出壹本擺得太高的威廉?福克納小說《押沙龍，押沙龍！》，不慎從書梯上頭跌下來，當場摔斷壹條腿；另壹位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朋友，則因為長時間待在公***檔案館的地下書庫而染上結核病；我甚至還聽人說過：智利有條狗，某天下午突然瘋了似地狂啃整本《卡拉馬佐夫兄弟》，結果活活被紙頁噎死。
我的祖母每回只要看到我躺在床上看書，就會說：“快把書擱下，那玩意兒可危險了。”過去好幾年以來，我壹直認定她簡直蒙昧無知，可是隨著年歲增長，我逐漸明白流著日耳曼血液的老祖母委實睿智過人。
劍橋大學絕大多數有頭有臉的人都出席了布魯瑪的喪禮。羅伯特?勞雷爾教授在告別式上朗讀壹篇備極哀榮的悼文，由於該文頗具學術價值，後來還輯印成冊。他在演說中極力推崇布魯瑪在學術工作的非凡成就，並以“機敏、慧黠”總結其歷時四十載的生命。那篇悼文花許多篇幅稱頌她生前在盎格魯-撒克遜對拉美文學之影響的研究領域成績斐然。可是文章的結語卻惹來頗大爭議：“布魯瑪將畢生奉獻給文學，卻萬萬沒料到文學到頭來卻奪去她的生命。”
有些人指謫勞雷爾以壹句“蹩腳的拐彎抹角”毀了通篇演說，因而杠上壹票為他辯護的支持者，雙方僵持不下、壁壘分明。事後幾天，我在友人安家中，親耳聽到約翰?伯農斬釘截鐵地朝壹群勞雷爾的門生說：
“害她喪命的是那輛汽車，可不是那首詩。”
“說者無意，完全是聽者有心。”兩名年輕人和壹個最直言不諱的猶太女生不甘示弱，當場毫不客氣把話頂了回去，“任何人都有自行選擇表達形式的權利。”
“還有把好好壹篇文章搞砸的權利。那倒是，”年邁的紳士以其慣用的話中帶刺語氣悻悻地說，“這會兒咱們城裏有上百萬輛汽車滿街橫沖直撞，正足夠讓妳們從中揀好詞兒來使。”
光是為了這麽壹個欠高明的句子，整座校園吵得不可開交。甚至有人以“現實與語言之關聯性”為題，舉辦了壹場學生征文比賽。還有人跑到索霍區的人行道上，實地測量布魯瑪當時到底走了幾步路，連意外發生時她正打算展讀的那首十四行詩也被拿來逐字逐句分析研究。大家針對倫敦市區的交通符號學，還有，當大家敬愛的布魯瑪五臟隨文學與整個世界俱裂的那壹瞬間，文化、都市、以及語言相互之間產生的文本連動關系展開壹連串激烈辯論。由於我奉命臨時遞補她在西葡文學系的遺缺，除了要進駐她的辦公室、也得忙著代理她的授課工作，根本無暇關照身邊熱鬧上演的紛紛擾擾。
某天早上，我收到壹個以這位亡故的同事為收件人的包裹。郵戳顯示它寄發自烏拉圭，但是上頭完全沒有註明寄件人姓名、地址，我原本以為那是她屢屢收到的作者贈書，希冀她能在學術刊物上就該書寫點兒評介。除非事先知道那本書是寄自非常大牌、正紅火的作家，寫寫吹捧文章能給她帶來某些實質的好處，否則布魯瑪根本連拆開都懶得拆開。她往往都是直接往紙袋上潦草寫上壹個大大的“可”字（“不看可也”之意），然後交代我把那玩意兒往成堆待處理的檔案裏頭壹塞了事，從此不加聞問。
那個包裹裏頭果然是壹本書，不過並非我原先料想的那種書。當我壹拆開包裹，突然感到心頭壹緊。我先走到門口，把辦公室大門關上，然後回到桌前仔細端詳那本遍體鱗傷、陳舊不堪的《陰影線》。我曉得布魯瑪手頭上正在進行關於約瑟夫?康拉德的研究計劃。我百思不解的是：那本書前前後後沾滿了又臟又粗的灰垢。三面書口還附著狀似水泥的粗礫，稍稍壹碰，當場掉下壹層薄灰在光潔的桌面上。
我掏出手帕，忐忑不安地撿起壹小片碎屑。確實是尋常水泥沒錯，從書上的痕跡看來，整本書原本曾被水泥密密嚴嚴裹覆，後來才被人硬敲下來。
包裹內並沒有附上任何信函，裏頭就只有這麽壹本破破爛爛、幾乎不堪拿取的書。我小心翼翼用手指挑開封面，布魯瑪的題贈落款映入眼簾。綠色的鋼筆字，百分之百是她的筆跡，幹凈、利落，壹如她本人的壹貫作風。字跡倒不難辨認：“致卡洛斯，這本小說壹路伴隨我飛過好多地方，謹以此書紀念我倆在蒙特雷的那段瘋狂時光。容我為自己料事如神的好本事說聲抱歉，打壹開始我就說了：妳的任何舉動都不可能令我吃驚。1996年6月8日。”
我對布魯瑪的香閨了若指掌：冰箱裏存放哪些食物、床單的氣息、內衣上頭的香水味。我和系上另兩位主管與壹名不知怎麽勾搭上的學生同列她的入幕之賓。也和其他幾位壹樣，我心知肚明她趁著赴蒙特雷參加學術研討會之便，照例談了壹場閃電戀情，以滿足虛榮、彌補自己漸逝的青春和兩段不順遂的婚姻，也順道壹圓自從讀了《百年孤獨》之後便無法自拔的夢想：劃獨木舟上溯馬康多河。這本書為何在兩年之後又回到劍橋？過去這兩年它去了哪裏？假如布魯瑪此刻依然健在，她又會從這些水泥殘跡中讀出些什麽端倪？
我曾夤緣親撫由威廉?巴特勒?葉芝作序、詹姆士?托蘭斯繪制插圖的《愛爾蘭傳說與民間故事集》善本，還有《薩德侯爵及其眾親好友之未刊書劄》。我曾有幸得以捧讀若幹搖籃本古籍、壹壹輕啟其書葉，除了感受其重量，也壹嘗得天獨厚的滋味，但從來沒有任何壹本書能像眼前這本平裝書如此教我深深著迷，它那因受潮而彎曲起翹的紙頁，仿佛正張口殷殷召喚著我。
我將書本放回紙袋，收進公文包裏，然後作賊似地鬼鬼祟祟抹掉桌面上的泥渣。
接下來整整壹個星期，我翻遍布魯瑪的檔案，試圖從中查出舉辦單位例行寄發給出席者的與會評論家與作家的通訊簿。我在壹個封面標示著“蒙特雷摭憶”的赭紅色卷宗裏頭找到壹份名單。兩名參加那次會議的烏拉圭作家的名字都不是卡洛斯，但我還是壹壹記下他們的聯絡地址和電子郵件信箱。雖然我壹再告誡自己不該擅自涉入布魯瑪的個人隱私，但同時我也認為：這本古怪透頂的書──完全無法從漫漶的水泥殘跡中解讀合該由她本人接收的訊息──實在應該退還給寄件者。
我暫時把那本書擱在書桌上的閱讀架，老實說，壹連好幾個晚上我都目不轉睛盯著它，混雜著好奇與焦慮的心情。或許因為愛麗絲總是用吸塵器把書房打理得纖塵不染，不只書架頂層，連每塊地毯、每吋桌面也絲毫不放過，這本平裝書仿佛當場打破整間書房的均衡狀態，活像壹個叫化子貿然闖進國宴場合。這本書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埃梅塞出版社於1946年11月印行。我花了壹些工夫，查出它原屬博爾赫斯當年與維奧埃?卡薩雷斯合編的“象牙門”叢刊之壹。在層層泥灰的覆蓋之下，該書系特有的帆船圖案仍然依稀可辨，底下似乎還有隱隱約約的魚群，但是我並不十分確定。
接下來幾天，愛麗絲在閱讀架底下鋪了壹塊抹布，防止書上不斷剝落的泥灰弄臟了玻璃桌面，而且每天清晨她都會更換新的抹布，如此壹絲不茍，怪不得打從她壹來幫傭就深得我心。
頭幾封從墨西哥新裏昂市回復的電子郵件完全無法提供任何進壹步的消息。那些與會成員名單、議程、街道圖，全是我手上已經取得的。不過，其中壹名烏拉圭作家透漏：有壹位名叫卡洛斯?布勞爾的人當時也參加了該次會議。布勞爾是烏拉圭的藏書家，那位作家還聲稱曾目睹他摟著布魯瑪壹同離開某次晚宴，兩人都累得不成人形，想必是在宴會上喝了不少龍舌蘭、連跳幾支哥倫比亞巴耶那多的後果。“此事請勿張揚，”他寫道，“否則就顯得我太口無遮攔了。”
我的腦海浮現壹幅畫面：風雨欲來的典型墨西哥燠熱夜晚，布魯瑪在壹座南美大宅院的陽臺上挨著燭光翩翩起舞，賣力地證明自己縱使沒有半點拉丁血統，照樣能跳得有板有眼，她壹臉正經，活像壹回事。然後，我仿佛看見她踉踉蹌蹌地（開開心心地？），讓壹個男人牽著手，並肩走在鋪著圓卵石的街道上，接著，兩人的身影雙雙隱沒在壹道黑黝黝的門裏。
那位作家還透漏：布勞爾已喬遷到烏拉圭瀕臨大西洋的羅恰省，從此失去聯絡，但如果我能等個幾天，他或許可以設法向壹位朋友打聽看看。
十五年是壹段漫長的歲月，恰恰也是我遠離故國來到英國的時間。每三年，我固定會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壹趟，探望母親、和老朋友敘敘舊，也讓自己整個人沈浸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滿城滿街、各色人等開口閉口全是母語的環境當中，然而我對烏拉圭卻幾乎壹無所知。腦海裏只能尋出壹丁點模糊的記憶：五歲時曾隨父親登上開往蒙特維的亞的夜班渡輪，再隨著父親下船。還有壹次，某位朋友邀我去埃斯特角城小住幾日，但我從未到過羅恰省。我只大概知道它約略所在的方位。
阿根廷南部海灘，過去不曾給予我雨天的骯臟擋風玻璃的印象。或許是因為那壹大片無邊無際的天空、蒼勁的風與沙使然，再加上後來經歷了那場追索卡洛斯?布勞爾的過程，現在只要有人開口贊美我的藏書，我便會馬上聯想起從擋風玻璃望出去的羅恰海岸，以至於感到惶惑不安。每年我總會清出至少五十本書送給學生，即使如此，我的書仍舊無可避免在架上前後挨成兩排的窘境；書籍在屋子裏無聲無息地不斷滋生、持續蔓延。我對此完全束手無策。
我每每自問：到底為什麽要保留很久以後才可能稍稍派得上用場、和本行簡直八竿子打不著的書籍？收藏這麽壹大堆只讀過壹遍便束之高閣的書，究竟所為何來？待下回（倘若真有下回的話）再度取下展讀，天曉得又是何年何月！可是，這麽說吧：壹旦丟掉那本《野性的呼喚》，或者那本讓我揮淚告別苦澀青春的《希臘人佐巴》、抑或《戰火遊魂》，豈不是壹並葬送了構築我童年歲月之壹磚壹瓦？至於其他所有隨著時光荏苒，逐漸移往書架頂層，從此紋絲不動、默不吭聲，忠心鎮守著我們心中那方神聖凈土的任何壹本書就更甭說了。
割舍書籍往往比獲得書籍來得加倍困難。書籍與我們之間以互需、相忘之契緊緊相系，它們見證我們生命中某個永遠不能回首的吉光片羽。只要書本仍在身邊，便依然是我們的壹部分。我曾留意許多人會記下他於某年某月某日讀了某部書；他們以此留下私人記錄。還有人借書給別人之前會先在扉頁簽署自己的姓名、有人會在通訊簿上壹壹登記哪些書被誰借走，甚至不忘加註日期時間等等。我還知道有些書主比照圖書館作法，在書上蓋章、夾借閱卡。沒有人甘心自己的書壹經出借，從此流落在外、遲遲不歸。我們寧可遺失壹枚戒指、弄丟壹只手表、或是掉了壹把傘，也不情願壹本書從此佚失，縱使我們永遠不會再次翻閱那本書，但是光憑著鏗鏘有聲的書名，那些書頁仍然保存著久遠以前、連自己或許都早已忘卻的情感。
歸根結底說穿了，藏書量多寡的確大有關系。我們將它們擺著供人檢閱，活像公開展示壹副巨大、裸露的腦子，透漏若幹卑微的借口與些許虛假的矜持。我曾認識壹位古代語言學教授，他總是借著泡茶煮咖啡的機會，刻意在廚房裏多耽擱壹會兒，讓訪客有充裕的時間瞻仰、欣賞他書架上的藏書。等到確定目的順利達成，他才會兩手捧著托盤、臉上堆滿笑容再度現身。
既然同為讀書人，只要壹逮到機會，我們也會窺探朋友們的藏書，即使當作壹項消遣。有時是因為我們企圖從中找出自己壹直想讀卻無能擁有的某本書，有時候則因為我們想弄清楚眼前這家夥的特殊攝食習性。如果是在自己家裏，我們要是讓某位來訪的同僚獨自壹人留在客廳裏，待回頭壹瞧，他往往不出所料已站定在書架前、睨著壹雙眼睛仔細打量咱們的書。
有朝壹日，當我們累積的書本數量越來越多，終於沖破壹道無形的界線，原本的優越感將全部化為負擔，因為從此以往，空間問題將會如影隨形、無法擺脫。早在那本《陰影線》寄達我的手上那壹天之前，我已經傷透腦筋，尋思哪兒還能勻出地方再容納壹組新書架。打從那壹刻起，它成了壹道揮之不去的恒常警訊。
幸好學校正值考季，我的心思得以暫離那本書。它兀立在閱讀架上，我則必須在自己和布魯瑪的授課工作上兩頭忙碌。排山倒海的論文報告、紛至沓來的課堂作業令我絲毫不得喘息。還好，暑假接踵而至，我決定提前回國探望母親，順道也給自己壹個機會，把這本書送還給那位男子（當時他對我而言不具任何意義）並順道告知他布魯瑪的死訊。老實說，我當然也想藉此探清此人底細。
（二）
壹周之後，我已置身布宜諾斯艾利斯。我赫然發現城裏到處充斥玻璃帷幕，變得比從前摩登許多；我的母親和朋友們卻顯得較以往更加沮喪，仿佛震耳欲聾的街市的喧囂、明滅閃爍的燈光霓虹與酒吧裏哇啦作響的電視，必須借由居民的意氣消沈，才能提供足夠的空氣餵飽城市肺囊。
……
只是壹部分！只有書，沒有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