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工作。他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中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陳寅恪治學主旨“在史中求識”。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系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壹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註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系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壹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中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淵明杜甫，雖愛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過他的學生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樞的整理、校勘，壹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文集》已於1979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壹人而已！”——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