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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對《資治通鑒》的說明?

司馬光是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字君實,生於宋真宗天熹三年(1019)。父親司馬池官至天章閣待制。司馬光少年時即喜讀史書,嗜《春秋左氏傳》,甚至“手不釋書”,“不知饑渴寒暑”,雖有些誇張,但也可以看出少年時讀書用功的程度。宋仁宗寶元初年,司馬光考中進士,不久就做了奉禮郎、大理評事、國子直講等中央的閑散官職。後來又任並州通判,不久又任直秘閣、開封府推官、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等官職。仁宗死,宋英宗即位,司馬光又任龍圖閣直學士。英宗死,神宗繼位,司馬光升任翰林學士,曾上疏神宗論修養之書,即用仁、明、武三種品德修練自己。在治國方略上,司馬光主張取賢任能,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在神宗時期,中國出現了壹位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馬光同朝***事,但政治觀點卻大不相同,前者主張改制變法,後者則主張維持現狀,二人經常爭論不休。後來,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全面推行變法。司馬光對變法措施極為不滿,聯合攻擊新法,特別是青苗法、助役法等。但宋神宗並沒改變對王安石的支持,新法繼續實行下去。道不同不相謀,司馬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上疏辭去中央官職,到外地擔任永興知軍,從此以後“絕口不論事”,不再談論朝政是非了。

後來,司馬光又到洛陽,在洛陽期間,司馬光做了壹件中國史學史上的大事,編撰了《資治通鑒》壹書。《資治通鑒》編撰期間,宋神宗對司馬光十分關懷,開置書局,由朝廷委派助手劉恕、劉?、範祖禹及司馬光兒子司馬康作為助手,協助司馬光編撰這部中國史學名著。書成之後,神宗“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資治通鑒》”。這標誌著司馬光學術思想的成熟。

據史書記載,司馬光的性格十分固執,但是品德高尚,聲譽很好,流傳著很多他的故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官員還是百姓,都十分尊敬他。在他居住洛陽的日子裏,朝野上下都把他當作真宰相來看待,稱他為司馬相公。

宋神宗死去後,王安石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他所推行的變法改制也無法進行下去了。王安石辭去相職。哲宗即位後,太皇太後兼政,任用司馬光為宰相。司馬光擔任宰相後,便廢棄了王安石所推行的壹系列新法,如保馬法、保甲法、青苗法、市易法等。但好景不長,司馬光很快壹病不起,於元?元年(公元1086)九月去世,終年68歲。死後加贈太師,溫國公,賜謚文正,故後人稱他為“司馬溫公”、“司馬文正公”。

司馬光的主要著作是《資治通鑒》。這部書卷帙浩繁,多達二百九十四卷,記述自戰國至五代時期長達壹千三百多年的歷史。《資治通鑒》的編撰目的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胡三省《新註資治通鑒序》)就是將歷史上君臣的為君之道、為臣之道及政治、軍事上的善惡忠奸、盛衰興亡、進退行失匯集在壹切,以供當世的皇帝吸取借鑒,因此《資治通鑒》後來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皇帝和大臣的政治教科書,對中國的政治文化起了十分重大的影響。

司馬光壹生著述豐富,除了《資治通鑒》外,還有《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目錄》、《通鑒舉要歷》、《通鑒節文》、《稽古錄》、《涑水記聞》等。《涑水記錄》是司馬光的重要著作之壹。《宋史·藝文誌》作三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十卷。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認為此書是司馬光未成之稿,自宋朝以來就沒有壹定的卷數,將當時流行的三個不同的本子刪重合並,訂為十六卷。這個十六卷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通行本。

司馬光撰寫的《資治通鑒》是記載戰國時期至五代十國的編年體通史,然而司馬光是北宋中葉的史學家、政治家,距離北宋建國已將近百年,自己耳聞目睹、親身經歷了自北宋建國以來近百年的歷史變遷,因此十分想撰寫壹部反映這壹歷史時期的歷史書,而重視對近代史、當代史的研究也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司馬光準備撰寫的這部反映北宋建國以來的史書擬定為《資治通鑒後記》,而《涑水記聞》壹書,就是把他平時所見所聞的關於北宋建國以來與國家的軍國大事、皇位變動,將相大臣升遷黜斥、朝廷的典章禮儀及與契丹、西夏的關系等事項,隨手記錄下來,以備將來撰寫《資治通鑒後記》之用的資料匯編。關於《涑水記聞》的編撰目的,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說:“文正公初與劉道厚***議:取實錄、正史,旁采異聞,作《資治通鑒後記》。屬道原早死,文正起相,元?後終,卒不果成。今世所傳記聞及日記並朔記,皆《後記》之具也。”這就說明《涑水記聞》的編寫確實是為撰寫擬議中的《資治通鑒後記》而準備的壹部資料匯編性質的書。

因為這部書是隨手記錄的資料匯編,所以司馬光本人並未對該書進行整理、編排,當然也沒有刻印出來。司馬光死後,也沒有人對這部書進行整理、編排、刻印,但是在北宋末年,社會上已經流傳著這部書的鈔本,這些情況在李心傳編撰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裏有所反映: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真為嗣,而?真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諭範沖合編進入。

於是沖裒為十冊上元。上因覽沖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這是對《涑水記聞》的第壹次整理,盡管當時還只是稱《記聞》二字。

在宋高宗命趙鼎諭範沖對《涑水記聞》進行整理後,卻沒有馬上印行它,因為趙鼎同範沖及司馬光的後人司馬樸及兒子司馬倬關系十分密切,而範沖又是與司馬光壹起編撰《資治通鑒》的範祖禹的後人。南宋初年,趙鼎被反對抗金、力主和議的秦檜排擠出朝廷,這樣,與趙鼎關系密切的範沖所整理的司馬光的《涑水記聞》的刊刻也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大約在紹興十五年(公元1145年),建州的私人書坊中私自刊刻了《涑水記聞》,司馬光的曾孫司馬亻及聽說這部書被刊刻後,馬上上疏皇帝,說這部書乃是假冒司馬光名義撰寫的壹部偽書。因此,南宋政府又下詔命令建州的地方官把此書的書版毀棄,關於此書的禁行經過,李心傳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有以下記載:紹興十五年七月丙午,右承務郎新添差兩浙東路安托司幹辦公事司馬亻及言:“建安近日刊行壹書,曰《司馬溫公記聞》,其間頗關前朝故事。竊緣曾視光平日論著,既無上件文字,顯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說。伏望降旨禁絕,庶幾不惑群聽。”詔委建州守臣將不合開板文字盡行毀棄。亻及特遷壹官。

按照上述記載,司馬亻及請求禁毀《涑水記聞》的主要原因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說”。但是在南宋人的所有記載中,沒有壹條記載和司馬亻及所說的“妄借名字,售其私說”相印證,相反,很多南宋人的論著如朱熹的《朱子語類》等書中明白無誤地說《涑水記聞》是司馬光所著。南宋晚年的陳孫振為在其所著《直齋書錄解題》卷五中有如下記載:《涑水記聞》十卷,司馬光撰。此書行於世久矣。其間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認為諱,蓋嘗辨之,以為非溫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亻及季思逆從而實之,上章乞毀板,識者以為譏。

這樣看來,《涑水記聞》的被禁毀的原因是被人認為此書非司馬光所作,而由別人冒名頂替,私售其說。但既然被禁毀,肯定有原因。這原因主要有二個,壹是禁毀前後的政治背景,二是此書的內容。

紹興十四年(公元1144年)四月間,高宗跟丞相秦檜提及將作監丞蘇籀提出的把當代儒學名臣撰寫的註釋經典的文字匯編起來,認為這樣壹來可以使學子知道什麽是自己應該遵奉的東西,避免受到異端說教的影響。秦檜對此並沒有積極的反應,但卻提出了請高宗下令禁止野史的建議,高宗同意了秦檜的建議,很快頒發了禁止野史流布的詔令。詔令雖然頒布了,但似乎收效不大,私人撰寫的野史仍然在刊刻流布,有關的書籍仍在書肆中銷售。於是秦檜又於紹興十五年秋天再次建議高宗下詔禁止野史流布,於是高宗再次下詔禁止私撰野史流布。在第二次下詔禁書的時候,司馬光的曾孫司馬亻及沈不住氣了,就給皇帝上了壹個奏章,認為《涑水記聞》不是司馬光撰寫的,而是別人冒名頂替,私售己說。於是,包括《涑水記聞》在內的大量的不應該開板雕印的文章書稿統統毀棄,南宋的第二次禁毀野史的高潮開始了。

那麽為什麽司馬亻及如此膽小如鼠地上章申明,這就不能不從《涑水記聞》的內容說起了。

《涑水記聞》因為是為編撰《資治通鑒後記》準備的資料匯編,所說司馬光的意圖十分清楚,就是寧失之於繁,勿失之於簡。因此該書依據傳聞,集錄上自太祖,下迄神宗,十分詳細的記載了北宋六朝的國家大事、朝廷要聞、宮闈秘事,而且是顯隱必聞,洪纖靡失。這樣壹來,北宋朝廷的壹些見不得人的醜事、趣事、軼事便被司馬光不小心地記錄下來,使後人得以窺見北宋朝廷的壹些隱秘。如卷壹第十七條有這樣的記載:太祖嘗彈雀於後園,有群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在後人的心目中,宋太祖趙匡胤是壹位賢明的皇帝,但這壹段記載裏的趙匡胤是多麽昏庸、霸道、無理,僅僅因為大臣上奏壞了自己彈雀的雅興,就把大臣的牙齒打掉,而且還不準大臣撿拾打掉的牙齒。這樣的記載是趙匡胤的子孫無論如何不願讓臣民知道的。

類似這樣的記載還有卷五第壹百三十七“廢郭後”條,《涑水記聞》的記載如下:初,莊獻太後稱制,郭後恃太後勢,頗驕橫,後宮多為太後所禁遏,不得進。太後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尚氏、楊氏尤得幸。尚氏文自所由除殿直,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後妒,屢與之忿爭。尚氏嘗於上前有侵後不遜語,後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後誤查上頸,上大怒。閻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後。上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後止以怨懟坐廢,況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秘閣校理範仲淹因登對析陳其不可,且曰:“宜早自此議,不可使有聞於外也。”夷簡將廢後,奏請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在這壹條裏,郭後的專橫,仁宗皇帝面對驕後的無奈,呂夷簡的霸道,無不躍然紙上,而更令人可笑的是,看起來威嚴肅穆的宮庭生活也和平常百姓壹樣,也有夫妻間的不和,且皇後的被廢居然是因為給了皇上壹個耳光。這樣的記載如果讓臣民知道該是如何損傷百姓對皇室的崇敬!

《涑水記聞》有很多篇幅記載王安石變法的史事,因為司馬光堅決反對新法,故對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及其支持者多所貶抑;相反,對自己的支持者卻是多所褒揚,這樣的記載很多,褒貶也十分明顯。如卷十五第壹百二十四“蘇頌草罷呂誨制”條雲:介甫初參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請使出居於外。”太後怒與上言:“辟光離間兄弟,宜加誅竄。”辟光揚言:“王參政(王安石)、呂惠卿來教我上此書,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能置此二人者。”惠卿懼,以告介甫(王安石)。上欲竄辟光嶺南,介甫力營救,上降監當而已。是獻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聞於上,獻可坐罷中丞、知鄧州。

在這壹條記載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專權跋扈,也可以看出宋神宗對王安石的遷就、依賴,當然,司馬光記載這件事的態度也是十分明顯的。

《涑水記聞》雖然被南宗政府下詔禁毀,但禁毀詔書也是壹紙空文,並不能阻止它在民間的流行,而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此書保存了北宋自太祖至神宗時期的大量原始資料。除此之外,《涑水記聞》的價值還在於它在歷史編纂學上的意義,因為司馬光在編撰《涑水記聞》時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他在編撰《資治通鑒》時采用的長編法和考異法,這種歷史編纂方法對後代影響很大。南宋時期李燾編撰的長近千卷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就是嚴格按照司馬光的編輯體例和指導思想所做。而且《涑水記聞》所記錄的四百九十余條目中,有近五分之二被李燾編入《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正文及附註中,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涑水記聞》,《續資治通鑒長編》將會是另壹種面目的。

再者《涑水記聞》這部書表現了作為歷史學家的司馬光的嚴謹作風,它大致依朝代先後的秩序編排條文,每條皆註述說之人、如卷六第壹百六十五“真宗決獄”條自註是“張錫”述說,如果忘記材料來源,則註“不記所傳”。

當然,在《涑水記聞》裏也反映出作者的保守思想,特別是關於王安石變法期間的壹些記載,對王安石及其支持者的醜化和對反對派的美化都是顯而易見的,這些也都影響到《涑水記聞》的可信性。

壹九八九年中華書局出有鄧廣銘、張希清點校的《涑水記聞》,書中附有《涑水記聞輯佚》、《溫公日記》、《溫公瑣語》,書後附有《涑水記聞》、《溫公日記》、《溫公瑣語》三書的人名索引,十分方便讀者。

片段:呂蒙正相公,不喜計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遂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壹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人皆服其量

《資治通鑒》:編年體通史

《資治通鑒》:司馬光奉皇帝的命令而修,主要是為了做後世治理天下的參考

語言風格:《資治通鑒》則客觀的描述史實,並做適當評價,供治世者參考。

《資治通鑒》全書***294卷,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23年寫起,壹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6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壹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壹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壹***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占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通鑒》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168篇。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醒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鑒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壹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這壹個特點由書名也可看出,“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鑒”則有引為借鏡之意。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

此書雖有不少司馬光自己的意見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壹人完成,據資料記載,他邀請了劉攽、劉恕、範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壹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範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壹起編修《通鑒》,負責檢訂文字。此外,又出版了《資治通鑒考異》與《資治通鑒目錄》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通鑒》編修工作艱巨,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通鑒》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歷,作為全書的骨幹,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如果發現匯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

司馬光撰《通鑒》,重視戰爭之描寫,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

另外《通鑒》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沈汨羅江,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悉闕而不錄。司馬光思想保守,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對於壹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詆毀商鞅變法,盛贊曹參謹尊蕭何律。溫公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禦史臺,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1084),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通鑒》;哲宗元佑元年(1086),在司馬光重新執政之後,盡廢新法。

《通鑒》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壹***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開始壹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西元1084年)才完成,書成之後,只有他的朋友王勝之看過壹遍,其他的人只翻壹頁,就哈欠連連,欠伸思睡。此書完成後兩年,司馬光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