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的植物
在傳世文獻中，最早記載“茱萸”之名的是據推定成書於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的《神農本草經》。原書在宋代以後已亡佚，如今只有後世學者從引用該書的著作中摘出引文編排而成的輯本。按照現在流行的輯本，《神農本草經》中已有“吳茱萸”和“山茱萸”兩味藥，均列為“中品”。然而，有人發現宋代類書《太平禦覽》在引用該書對吳茱萸的介紹時沒有“吳”字，懷疑原書恐怕只是管這味藥叫“茱萸”，“吳”字是後人加上去的。
吳茱萸的果實。圖片：uttiy
到了唐代，蘇敬主編的《新修本草》又新收壹種“食茱萸”，指出它和吳茱萸相似，但藥效“少為劣爾”（稍微有點差罷了）。在此之後，歷代學者對於吳茱萸和食茱萸的關系壹直有爭論，大體有兩派觀點，壹派認為吳茱萸就是食茱萸，另壹派認為二者是不同的植物。明代李時珍就極力主張吳茱萸和食茱萸並非壹物，食茱萸是上古所說的可以做調料的“藙”，又有“欓子”、“越椒”等別名。
“食茱萸”椿葉花椒的花。圖片：Davi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經過現代植物學家的考證，今天學界的***識是，山茱萸指的是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Cornus officinalis），其枝葉和果實都沒有氣味。至少自李時珍以後，吳茱萸指的是蕓香科植物吳茱萸（Tetradium ruticarpum，有的文獻也用其異名Euodia ruticarpa或拼寫錯誤的“Evodia rutaecarpa”），食茱萸指的則是蕓香科另壹種植物椿葉花椒（Zanthoxylum ailanthoides），它們的枝葉和果實都有濃烈的氣味（至於是香是臭，隨各人的感受不同而不同），特別是果實，入口極辛辣。至於李時珍之前的吳茱萸和食茱萸的關系，則沒有定論。在我看來，古人最早很可能並不嚴格分辨吳茱萸和食茱萸，都用“茱萸”來稱呼，只是入藥的時候以吳茱萸為多，做調料的時候以食茱萸（欓子）為多罷了。
山茱萸的果實。圖片：wiki commons／Alpsdake
在今天，以“茱萸”為名的植物除了上述吳茱萸、山茱萸、食茱萸之外，還有蜜茱萸、草茱萸、單室茱萸等，但這三者都是現代植物學家起的名字。蜜茱萸屬（Melicope）因為和吳茱萸屬（Tetradium）近緣、同屬蕓香科而得名；草茱萸屬（Chamaepericlymenum）和單室茱萸屬（Mastixia）則因為和山茱萸屬（Cornus）近緣、同屬山茱萸科而得名。
馬王堆醫書引發的爭論
如果把出土文獻也包括進來，茱萸之名出現的時間還要再早大約兩百年。
1973年秋，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量隨葬文獻，均為西漢初年的抄本，其中包括醫書《五十二病方》。這部醫書中有壹個治“癃”病的藥方用了“朱臾”，與“椒”（花椒）合用，另有兩個治“疽”病的藥方分別用了“朱臾”和“樹臾”，均與“桂”（肉桂）、姜、椒合用，這不僅說明“朱臾”就是“樹臾”，而且強烈暗示它是壹味和肉桂、姜、花椒壹樣具有強烈氣味的植物藥。學界因此認定，“朱臾”和“樹臾”都是“茱萸”的別寫，它必是《神農本草經》所謂“（吳）茱萸”無疑。
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帛書（局部）。圖片：wiki commons
然而在2011年，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杜鋒把吳茱萸和食茱萸之爭引入了對馬王堆醫書“朱（樹）臾”的解釋中，試圖用語言學的證據表明“茱萸”最早指的是食茱萸（椿葉花椒），因此《五十二病方》裏提到的“朱（樹）臾”是食茱萸而不是吳茱萸。他的邏輯是：
第壹，“茱萸”是個疊韻聯綿字，按照語言學家孫景濤、江藍生的理論，壹部分聯綿字是由單音節詞變形重疊而成（如“蹀”變形重疊為“蹀躞”，後來又演變出“抖擻”、“哆嗦”和東北話的“嘚瑟”等形式；“躇”變形重疊為“躊躇”等），“茱萸”也是這樣由“茱”變形重疊形成的。
第二，“茱”的本字是“朱”，按照聞壹多的解釋，“朱”就是“有刺之木”。
第三，食茱萸（椿葉花椒）正好是壹種有刺的樹木。
乍壹看這個推理很嚴密，實際上卻不怎麽令人信服。首先，認為“茱萸”由“茱”變形重疊而來的證據就非常薄弱。要知道，孫景濤、江藍生都曾警告說，如果沒有特別充分的證據，絕不能輕易認定壹個聯綿字的單音節詞源。更重要的是，學界現在普遍不贊同聞壹多的觀點，並不認為“朱”是什麽“有刺之木”。臺灣學者季旭升就通過比較大量的古文字指出，“朱”字其實本來是“束”字，是假借了這個字的發音表示“紅色”之意；後來兩字發生分化，古人把“束”中間的“口”塗實成壹橫，就分化出“朱”字。既然“朱”字和“有刺之木”根本沒有關系，杜鋒的推理就也出現了致命的缺環，而不能成立了。
在我看來，既然古人最早並不嚴格區分吳茱萸和食茱萸，那麽硬要考證馬王堆醫書中的“朱（樹）臾”是吳茱萸還是食茱萸，又有什麽必要呢！
為什麽說重陽節佩戴的是吳茱萸？
不管怎樣，杜鋒在做考證的時候，是基本充分考察了歷代古籍裏有關茱萸的各種記載和前人的各種考證結論的。如果沒有這種充分的考察，就貿然推翻學界的結論，那就總讓人覺得假設的膽子太大了壹些。
為什麽學界認為包括王維在內的唐代人在重陽節佩戴的茱萸是吳茱萸呢？因為只要考察壹下佩戴茱萸的節俗的起源，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西晉有壹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叫周處（就是那位“除三害”的猛少年），曾經著有壹部記述地方民俗的《風土記》。雖然此書在後世和《神農本草經》壹樣不幸亡佚，但靠著後人的輯本，它至今仍然是中國民俗史研究的基本參考文獻之壹。就是這部書明確記載：“俗尚九月九日謂上九，茱萸氣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頭，雲辟惡氣而禦初寒。”由此可見，重陽節所佩之茱萸是有強烈氣味的吳茱萸，而不可能是沒有氣味的山茱萸。我們甚至可以進壹步確定，古人所佩的吳茱萸就是今天植物學上的吳茱萸，而不太可能是枝條上都是刺、容易紮傷人的食茱萸（椿葉花椒）。
雖然不壹定聽說過《風土記》，但是周處除三害的故事大家應該都有所耳聞。
事實上，古人用於“辟惡氣”的很多植物如佩蘭、艾、菖蒲、蒼術等都是有濃烈氣味的植物，這可以說是中國民俗的常識。如果非要說重陽節佩戴的是沒有氣味的山茱萸，而不是有濃烈氣味的吳茱萸，對於研究民俗史的學者來說未免有些不可思議。不僅如此，因為重陽節的月數和日數都是九，而九在陰陽學說裏是“至陽之數”，所以從漢代開始，受陰陽學說的影響，古人認為九月九日陽氣太盛，陰陽失調，是兇日，需要辟邪，這正是推動重陽節佩戴茱萸的節俗發展的主要原因之壹。
與此類似的是五月初五的端午節。因為它與夏至日接近，夏至後晝長漸短，古人認為陰氣開始滋生，為不祥之兆，所以端午節也是兇日，需要用香草辟邪。《風土記》又記載西晉民間在端午節“以艾為虎形，或剪裁為小虎，帖以艾葉，內人爭相載之；以後更加菖蒲，或作人形，或削劍狀，名為‘蒲劍’，以驅邪卻鬼”。直到今天，端午節在家門口懸掛艾和菖蒲仍然是中國南北興盛不衰的節俗，可見這種用香草辟邪的民俗影響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