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宋代農民流動的特點以及當時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農民流動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局限。這種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壹）、經濟發展提供給農民職業流動的機會的限制。
流入城市的農民是不能自由地受雇於人或獨立地從事工商業，而必須加入行會，這主要因為經濟發展沒有提供充足的謀生機會，從業者為免除新來者的競爭，組成行會，劃界經營，維持著對某壹區域某壹行業的壟斷。
如，“若養馬則有兩人日供切草，養犬則供錫槽，養貓則供貓食並小魚……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註：孟元老撰，鄧之誠註《東京夢華錄》卷三《諸色雜賣》，中華書局，1982年版。）；“凡民間吉兇筵會，椅桌陳設器皿合盤酒擔動使之類，自有茶酒司管憑；吃食下酒，自有廚食；以至托盤、下請書、安排坐次、尊前執事，歌說勸酒，謂之白席：人總謂之四司。人欲就園館亭榭寺院遊賞命客之類，舉意便辦，亦各有地分承攬排備：自有則例，亦不敢過越取錢”（註：孟元老撰，鄧之誠註《東京夢華錄》卷四《筵席假賃》，中華書局，1982年版。）。
如果有人擅自從事某種生產經營，不僅同業行會不同意，而且政府也是不允許的。“《鄭俠奏議跋》雲：京城諸行……有指揮：元不系行之人，不得在街市賣壞錢納免行錢人爭（疑此句有脫字）；仰各自詣官投充行人，納免行錢，方得在市賣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賞。此指揮行，凡十余日之間，京師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負水擔粥以至麻鞋頭發之屬，無敢不投行者”（註：《文獻通考》卷二十《市糴壹》，中華書局，1986年版。）。因此農民的職業流動受到限制，對工商業發展的作用也受到限制。
（二）、農民雇工隊伍的不穩定。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首先，農業生產的季節性。農業生產主要是在農忙采用雇工生產，而這段時間是很短的，因此那些依靠受雇於農業謀生或補助生活的農民，不得不尋找機會從事其他行業，因為低廉的雇值是不允許他們大半年不勞動的。如，漳州壹帶“客戶則無立錐，惟藉傭雇，不能營三餐之飽，有鎮日只壹飯，或達慕不得食者”（註：陳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四《上莊大卿論鬻鹽》，四庫本）。這使得雇工不能長期穩定地從事某壹職業。其次，礦坑興廢不常和政府有關政策的影響。
由於技術和礦藏儲量等方面的原因，宋代坑冶興廢不常，並且有很多外地農民只是在農閑季節才從事采礦，到農忙季節便回家收種，這些都影響了雇工隊伍的穩定。
如“（銅山縣）新舊銅窯凡二百余所，匠戶近二百家，……此縣銅礦有無不常，……諸村匠戶多以耕種為業，間遇農隙，壹二十戶相糾入窯，或有所贏，或至折閱，系其幸不幸，其間大半往別路州軍銅坑盛處趁作工段，非專以銅為主而取足於此土地”（註：王之望《漢濱集》卷八《論銅坑朝》，四庫本。）。
不僅如此，政府有關政策也影響雇工的穩定。如信州鉛山銅坑，“昔系招集坑戶，就貌平官山鑿坑，取垢淋銅，官中為置爐烹煉，每壹斤銅支錢二百五十。彼時百物俱賤，坑戶所得有贏，故常募集十余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斤……數十年以來，百物翔貴，官不增價收買，坑戶失利，散而之他，而官中兵匠不及四百人，止得銅八九萬斤，人力多寡相去幾二百倍”（註：《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之二七。）。官府不及時增價收購，引起坑戶和雇工離散，直接導致銅產量的嚴重下降。
（三）、客戶依附關系減弱的有限性。
宋代客戶的人身依附性總的來說減弱了，但由於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壹些地區客戶的人身依附性還相當嚴重。如，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對夔州路的主客關系頒布的專法規定：“夔州路諸州官莊客戶逃移者，並卻勒歸舊處，他處不得居停。又敕：施、黔州諸縣主戶、壯丁、寨將子弟等旁下客戶逃移入外界，委縣司畫時差人計會所屬州縣追回，令著舊業”（註：《宋會要輯稿》六九之六六至六七）。可見，這裏的客戶無權自由流動。這種情況到南宋時也未得到很好的改變。
寧宗開禧元年（1250年），夔州路轉運判官範蓀乞將皇佑官莊客戶逃移之法校定：“凡為客戶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為他客；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註：《宋史》卷壹百七十三《食貨上壹》，中華書局，1985年版。），這正反映了此前客戶的地位更加低下。
另壹方面，那些從強烈依附關系中解脫出來的“自由”客戶實際並不自由，他們所面臨的是到處為人庸工，為生計而掙紮，“不能營三餐之飽”的客戶是存在的，死後“貧無葬地”（註：《慶元條法事類》卷七十七《喪葬》，《海王古籍叢刊》，中國書店，1990年版。）的客戶也是常見的。
因此，由於種種原因，宋代農民流動對經濟發展所引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