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觀是三國時期兼唯壹具備館閣形態的文館，存在於曹魏前期。因為著重培養年輕學子，造就文學人才，而在魏晉文館史、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無論從文學史還是文館史的角度，目前學界對它的研究都很不充分，對於像曹魏這樣的文學初盛卻又資料缺乏的時代，加強這壹研究尤有必要。造成研究滯後的原因有三：壹是典籍對它的記載過簡，正面的史料僅《三國誌·魏書·明帝紀》壹條；二是後代對此館的稱引，都承用前代舊說，不僅記載混亂，而且多有錯誤；三是因為受了《文心雕龍》誤說的影響，把它當成了文學之館。由於以上三點，學界對它的設置目的、性質作用、學士選任、文館活動、發展變化都不清楚，甚至還存在某些錯誤，有必要就上述問題做出解答。
崇文觀始置於魏明帝青龍四年（236），史載這年“夏四月，置崇文觀，征善屬文者以充之”（《三國誌》卷三《明帝紀》）。不久就任命著名學者王肅出任崇文觀祭酒，主管觀內事務。地點據《河南通誌》卷五二，在魏都洛陽皇宮。建在宮中，主要是出於漢魏文館建置的先例和習慣。兩漢藏書機構多設在宮中，依傍宮殿而建，崇文觀承襲兩漢館閣制度而來，其建置也是如此，也體現了這壹規律。其所依托的宮殿，本名崇文觀，遂循漢代慣例，以宮殿名為館閣名。而取名崇文，也寄寓了統治者的修崇文德、提倡儒學之意，其設置背景是漢魏帝王的崇文重學。《冊府元龜》卷四將曹魏置崇文觀壹事列入《帝王部·好文》，序雲：“王者奉若天時，順乃人理，來同區宇，班政函夏，風教所資，文學為始。故聖明之世，寤寐以求。聽賦誦之聲，覽駢麗之作，則欣聞想見，恨不同時。延鴻筆之士，辟詞林之館，則諷上化下，賡唱叠和，蓋以潤色皇猷，助成盛業。”所述即闡明了帝王崇儒重學和創置文館的內在聯系，表明只要時運太平，帝王就會延儒生，辟文館，置學士。大概自西漢中葉起，好文就成為壹種自上而下的大勢。武帝好辭賦，宣帝好楚辭，都曾招引文人進入書館侍從供奉，應制作賦，首開其風。東漢明帝、章帝皆雅好文章，又承襲前制度，招攬詞人，文人得幸。賈逵班固，作頌著書，應對左右。魏世三祖更加好文。武帝雅愛詩章，文帝妙善辭賦，陳思王下筆琳瑯，其公府和王府中都詞人匯集，文雅之風蕩漾。高貴鄉公曹髦長於書疏文章，嘗幸辟雍，命群臣賦詩，在宮廷興起君臣集體創作之風。明帝置崇文觀不過是漢魏君主好文舉動的壹個環節，應當放在這個大背景、大趨勢中去考察、去理解才有意義，孤立地看待它確實看不出什麽。
崇文觀具備館閣形態，這從《三國誌》的記載即可得知。該書《明帝紀》記其建置，作“置崇文觀，征善屬文者以充之”，《藝文類聚》卷六三、《太平禦覽》卷壹七九、《冊府元龜》卷四同。“置”即創置、設置；“征”即臨時征召，因事征集。古籍中記興辦文館，凡曰“征”曰“集”，都屬臨時建置，非經國之常制，這裏的“征”，亦當作如是觀。至於“善屬文者”則是指學士選拔在專業知識技能方面的要求，前面並未明確交代這些“善屬文者”的身份、來歷。只是從其他史料看，可以斷定征的不是民間文學之士，也不是朝官中的善屬文者，而是皇室勛貴子弟中的擅長屬文者，是為培養他們屬文的才能而設置的。《三國誌·王肅傳》說：“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記其職官任命，而曰“兼”曰“領”，表明其本官為散騎常侍，兼官為秘書監，皇帝是要他以散騎常侍的職事官身份去兼秘書監之職。至於崇文觀祭酒則是此次新設，屬於權制，朝廷以王肅博學有威望，故把這項事務交他兼管，作“兼”表明是壹種臨時性職務。這種命官任職方式，同後世的征某人入館充學士、命某官依前充學士、招引才學之士入館充學士沒什麽兩樣，隋唐文獻中類似例子有壹百多個。被選來的人壹般都有官資，有俸祿，即使不是官員也多出身貴族，非平民之身。總之，這些史料從命官方式、人員選拔、資歷任遇上表明了曹魏崇文觀的文館性質，說明它不是壹個官署，而是壹個文館。具體說來是屬於古代文館系統中的學館，不是純粹的文學之館。
劉宋的總明觀祭酒也是主管國學的兼官，與王肅擔任的崇文觀祭酒性質相同。晉末宋初戰亂叠起，建國以後又內亂不已，局勢不穩，國學久廢，直到宋明帝時情況才稍微好轉，明帝遂於泰始六年置總明觀，權充國學，置祭酒壹人總領其務。內設玄、儒、文、史四科，每科置學士十人，作為學館的主體。管事者有正令史壹人、書令史二人、幹壹人、門吏壹人、典觀吏二人。平時的館務是培訓生徒，掌治五禮。劉宋總明觀的這套做法，仿效的很有可能就是曹魏的崇文觀，其職官設置和人員體系可為我們提供參照，可據此推想曹魏崇文觀也當如此，祭酒之下，當根據需要設有數科，每科置有學士數十人，館中有辦事吏員若幹人。學士在館，平時的事務就是修讀經史，練習文學。名為學士，實為學生，與古代那種著撰文史、編校圖書的館閣學士名同實異。
崇文觀設置的青龍四年正當曹魏前期，青龍之後還有景初，明帝之後還有曹芳、曹髦、曹奐三少帝，為時長達二十五年，才國亡入晉。入晉以後，因為改朝換代，並未再置，曹魏三少帝時期也未得到很好的延續，所以崇文觀在《三國誌》的後半部分及《晉書》中就都不見記載，找不到實例。曹魏自齊王曹芳以後就是司馬氏專權，皇權旁落。崇文觀在此情況下，必定沒有得到扶持，故迅速衰落，加上館中也未像南朝隋唐文館那樣常態化地開展學術文化或文學活動，只是從事普通的經學教學活動，征集的學士也是些普通的皇室勛貴子弟，而不是名公巨卿、文壇宿老，所以關於崇文觀的細節也就無人得知了。這意味著崇文觀的黃金時期只有明帝壹朝，三少帝朝可能還有些余波，入晉以後，它就全然消亡了。
崇文觀的具體性質，史未明言。但據現存史料推斷，它是魏國設立的壹個貴族學校，並不是因君主好文而設的文學館。學士來源不是朝官，而是皇子和勛貴子弟。征集的不是文壇的“鴻筆之士”，而是皇室勛賢子弟中的那些粗解篇章者。辟的不是“詞林之館”，而是培養皇室勛貴子弟的學館。今《唐六典》《通典》《舊唐書·職官誌》追溯初唐崇文館的來歷，無壹例外地提到了曹魏崇文觀，指出它是唐代東宮文館的遠源。通過這種前後文館的內在聯系，我們得知曹魏設置的是壹座貴族學館，其設立是為了讓皇室子弟粗知經學，懂得文藝，能賦詩文，而不是讓大臣中的能文者跟著皇帝屬文賦詩。館中學子都是貴族子弟，不是皇帝侍臣，不具備官員身份，自然不可能如此。而懂得經史文藝則可在當時社會立足，所以統治者有在宮中興學的考慮。那時社會上最為看重的就是經史文藝之事，壹個貴族子弟懂得這些知識，具有這方面的才藝，就有生存能力，並且能有美譽，得官位，與貴族和士人交遊，好處多多，所以皇帝在國家政局趨穩後，就設置此館，來培養他們經史文藝方面的才華和能力，這應當是明帝設置崇文觀的初衷。其所崇之“文”不僅包括文藝，而且兼指經史，此三者在漢魏間均屬文學範圍，都在學習之列。可見這個所謂崇文觀的設置，原來帶有較強的務實性，是壹座以知識和能力培養為目的的學校，不是純粹從發展文藝著想的，這是它的壹大特色。
受曹魏崇文觀的影響，兩晉南北朝還出現了幾個類似機構，也是學館，而不是文館。魏亡以後，前涼張軌於西晉末年，官拜涼州刺史，仿效魏制，於河西征集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他立的也是座貴族子弟學校，崇文祭酒是他任命的主事官。他的這壹舉措緊承曹魏之後，表明前代典型猶在。這條材料雖是側面的，但卻能說明曹魏崇文觀的性質，表明它正是後世東宮文館、太子學館的淵源。此後的南北朝亦有崇文館之設，性質壹如曹魏崇文觀。《文選》卷四六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據《文選》該條李善註，這裏的“崇文”是用典，源出魏明帝所置的崇文觀，指的卻是南齊新置的國子學。將其與成均對舉，說明它是國家太學，性質與秦漢太學、唐國子監同。《文選》“六臣註”張銑曰：“崇文、成均，文學官也。言理道德之本，齊禮樂之先。”進壹步點明南齊所置“崇文成均之職”的性質和作用。據《北史》卷八壹《儒林傳序》，周世宗即位，“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逾於向時矣”。北周的這個崇文觀承自北齊，亦為學館，用於教育皇室子弟，指導其讀書習藝，設在內廷，故王融、李延壽舉以與外朝的國子監對應。它雖然不是純粹的文學之館，但也不無修習文學的性質，和當時文學的發展也不是全無關聯。唐代崇文館和弘文館的情況與此相近。《唐六典》卷八：“弘文館學士，無員數。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元嘉有玄、史兩館，宋太（泰）始至齊永明有總明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訓生徒，若今弘文館之任也。”這段話包含了漢魏學館和文學館兩類館閣，其中魏崇文觀、宋元嘉玄史二館、宋齊總明館都是以訓生徒為主的學館，學生平日在館，主要的事務就是修習經史文藝，並未限於文學壹途。《文苑英華》卷二七閻隨侯《西嶽望幸賦》：“若乃詩書禮義之府，禮樂典章之則，設金馬石渠之署，修成均崇文之職。”這段話實際上也把崇文觀的學習內容和事務範圍交代清楚了。《文苑英華》卷六九九高士廉《文思博要序》：唐興，“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館，揚班與潘江霧集。搢紳先生，聚蠧簡於內；軒使者，采遺篆於外。刊正分其朱紫，繕寫埒於丘山。”這則是就唐代崇文館而言之，兼及館中論經、校書、撰文等日常事務，不是在說曹魏崇文觀。盡管如此，但畢竟是承此而下，故對讀者理解崇文觀及其影響也有啟發作用。
唯有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對崇文觀作出了不同的解釋，雲：“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群才，叠相照耀。”把篇章之士解說為朝士，將崇文觀說成制詩度曲的文學之館，以為它是南北朝慣見的那種文學館，其實是個誤解。劉勰為人長於文學，短於史學，他的《文心雕龍》中，只要言及史學就多出錯誤，例子多見。這裏他並未細考曹魏崇文觀制度，只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做了這樣的籠統敘述，其實不見得有什麽真憑實據，所寫多半為他平日讀書得來的主觀感覺，而不壹定是客觀事實。從文意上看，明帝制詩度曲，乃是壹事；“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又是壹事；“何劉群才，叠相照耀”，此又壹事，三者之間，未必有很大的必然聯系。“篇章之士”是說學士征入的條件限於皇室成員和勛賢子弟，有嚴格的身份限定，只是正史沒有載明這壹點，易致疑惑。“崇文”不是後人理解的推崇文學，而是指培養後代的經學及文藝技能，以體現天子的崇文之意，是有特殊政治含義的。故他的這番話只能用來說明魏晉好文的風氣，不可據以考曹魏崇文觀制度。何指何晏，劉為劉劭，此二人為朝官，非王子，並未入崇文觀。
《通典》卷三記崇文觀職能雲：“崇文館學士，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為祭酒。其後無聞。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員，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生。”《舊唐書》卷四三《職官誌二》：“弘文館，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後周有崇文館，皆著撰文史、鳩聚學徒之所也。”其中“教授諸生”“著撰文史、鳩聚學徒”說的是崇文觀的職能、作用。這些意思若改以《唐六典》的話來概括，則可精煉為“司撰著”和“訓生徒”兩項，其中“訓生徒”三字實已兼曹魏崇文觀而言之。以訓生徒為主，這即是曹魏給它的功能定位。生徒平時在館可以自由撰著，屬文賦詩，但這不是他們的本位，不能看到史書中有“征善屬文者”“征篇章之士”之類的字樣，就徑直認為是文學館閣。
[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廳創新平臺開放基金項目“館閣制度與北朝文學研究”（課題編號：16K033）成果]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社會文化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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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美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