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學·二
清代對文獻整理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清代，版本學成為專門之學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中，把清代學術成就歸納為十三個方面，即經書的筆釋、史料的搜補鑒別、辨偽書、輯佚書、校勘、文字訓詁、音韻、算學、地理、金石、方誌的編纂、類書的編纂和叢書的校刻。這些成就的取得與清代文網嚴密，學者回避現實，埋頭考據有關。乾嘉學派的知名學者惠棟、江聲、余蕭客、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錢大昕、趙翼等，就把研究經史諸子、文字音韻、名物訓詁、歷史地理、天算樂歷等等壹切學問都納入了考據的軌道。而要考據，版本問題就成為首要問題。因為“版本之學，為考據之先河，壹字千金，於經史尤關重要”(葉德輝《書林余話》卷下)。對此，考據大師們體會尤深，段玉裁《經韻樓集·與諸同誌論校書之難》說：
校書定是非最難，是非有二： 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立說之是非。……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
段氏所謂“正底本”就是要訂正版本中的錯誤，還底本的本來面目，這是考據的第壹步。顯然，考據學的發展推動了版本學的研究。
私家藏書的興盛是開展版本學研究的物質基礎，它開闊了版本學家的視野。中國古代藏書有官藏、私藏之分。秦漢至清，歷朝都有數量可觀的官府藏書，但官藏圖籍僅只為皇帝及王公權貴等少數人使用，壹般讀書人難以見到;而每逢改朝換代，官府藏書必遭兵燹之難，損失嚴重。因此，相對而言，官藏在保存書籍、傳播文化、開展學術研究方面的作用，還不及私家藏書那樣大。私家藏書起源也很早，《史記·孔子世家》有 “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莊子·天下篇》也有“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的記載，隨著紙的發明，印刷術的傳播使用，書籍數量增多而易得，私家藏書的規模也呈遞增的趨勢。約自明末清初，藏書之風更盛，明清兩代知名藏書家數以千計，如範欽天壹閣、毛晉汲古圖、錢謙益絳雲樓、黃丕烈士禮居、黃虞稷千頃堂、吳騫拜經樓、楊氏海源閣、丁氏八千卷樓、陸氏皕宋樓、汪氏藝蕓書舍等，各家所藏動輒幾萬卷，甚至幾十萬卷。這些藏書家不僅僅藏書，還從事校書、編書、刻書，開展學術研究，不少人成為清代有名的大學者，其中包括版本學家。藏書量的增多，版本品種必然豐富，見多識廣是成為版本學家所必備的條件。
清代版本學的論述可分作兩類，壹類是兼及版本的學者們的論述，壹類是專攻版本的版本學家的著作。
清代許多著名學者在從事經史子集的研究中，往往需要研究版本和借助於版本學知識。如盧文弨、錢大昕、王鳴盛、趙翼、孫詒讓、王先謙、王念孫、俞樾、段玉裁、阮元、顧廣圻等，是為了訂正經史諸子的字句訛誤來研究版本的。近人余嘉錫介紹他們的情況說：
壹事也，數書同見，此書誤，參之他書，而得其不誤者焉。壹語也，各家並用，此篇誤，參之他篇，而得其不誤者焉。文字、音韻、訓詁則求之於經。典章、官制、地理則考之於史。於是近刻本之誤，宋元刊本之誤，以及從來傳寫本之誤，罔不軒豁呈露，了然於心目，躍然於紙上。(《余嘉錫論學雜著·黃顧遺書序》)
這些考據學家常把自己對於版本的見解記入文集、日記、筆記題跋中，如王士禎《居易錄》、朱彜尊《曝書亭集》、何焯《義門讀書記》、盧文弨《群書拾補》和 《抱經堂集》、錢大昕 《竹汀日記抄》和《十駕齋養新錄》、顧廣圻《思適齋文集》和《思適齋書跋》、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和《蕘圃藏書題識》、錢泰吉《甘泉鄉人稿》、法式善《陶廬雜錄》、阮元《揅經室外集》、蔣光煦《東湖讀書記》、陸心源《儀顧堂集》等，大抵於所見古書或有考據、或有題記，在壹定程度上對清代的目錄學、校勘學和版本學的發展有所推動，但僅從對版本學的建樹來講，他們的研究不是主流，原因就在於缺乏對版本學系統的總結、探討。
清末民國初年，葉德輝的《書林清話》是清代版本學的壹個重要成就。
葉德輝(1864—1927)，字煥彬，又號郋園，湖南長沙人，光緒十八年(1753)進士，官吏部主事，不久棄官歸鄉，壹生致力於古書的收藏和校勘。他在經學、史學、文字學、文學、考據等方面都有壹定的研究，但在學術上的影響還是以他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造詣為最著，其代表作為《觀古堂書目》、《郋園讀書誌》和《書林清話》。《觀古堂書目》是他的藏書目錄，《郋園讀書誌》是他收藏各書的題跋。《書林清話》十卷、《書林余話》二卷是他壹生對版本學研究所得經驗的總結。此書是他有感於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僅僅綴述歷代藏書家的遺聞佚事而無出版方面的資料而作，為人們提供了系統的有關雕版書籍以來的版本學知識。葉氏根據豐富的資料，用筆記體裁說明書籍和版片的各種名稱，歷代刻書的規格、材料以及工料價值的比較，印刷、裝訂、鑒別、保存等方法，並敘述了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創始和傳播，各時代特出的著名刻本，刻書、抄書、賣書、藏書的許多掌故。
由於葉德輝的《書林清話》是第壹部版本學的專著，所以對後世版本學的研究、版本目錄的編制影響很大。但這部著作亦有不少偏頗之處，比如由於取材廣泛，編排體例不夠理想;由於時代的局限性，他經眼的書籍也受到限制，特別是葉氏之後發見的大批珍善本，都是向所未見的，因而書中的論述自然不夠完備、不夠真確。
版本學的核心是版本鑒定。關於古籍鑒定問題，清代學者多所註意，並開始尋找壹定的規律。除葉德輝的《書林清話》有不少這方面的內容外，錢曾、黃丕烈、孫慶增等均有論述。孫慶增的《藏書十約·鑒別》說：
夫藏書而不知鑒別，猶瞽之辨色，聾之聽音。雖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濟之。
清代的版本學家從前代版刻印刷中的字體、版式、紙墨、諱字、刻工、序跋、牌記、印章、題識等方面歸結了壹些有***性的形式上的特點，以指導其版本目錄的編制。
由於清代考據之風的影響，社會上對版本目錄的要求越來越高，無論是官藏，還是私藏，湧現出不少版本目錄，較有影響的有於敏中、彭元瑞等人先後奉命編撰的《天祿琳瑯書目》、錢曾《讀書敏求記》、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徐乾學《傳是樓書目》、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誌》、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朱學勤《結壹廬書目》、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丁丙《善本書室藏書誌》、丁日昌《善本書室藏書誌》、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和《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陸心源《皕宋樓藏書誌》、楊紹和《楹書偶錄》、繆荃孫《藝風堂藏書誌》和《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楊守敬《日本訪書誌》等，其中，又以《天祿琳瑯書目》、《讀書敏求記》、《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註》、《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影響最大。
錢曾 (1629—1701)，字遵王，號也是翁，江蘇常熟人。其父錢裔肅，明萬歷間即以藏書精善著名。遵王繼承其父所藏，又得到其族祖錢謙益絳雲樓燼余之秘籍。他將家藏四千壹百余種圖書分類銓次，編成三部藏書目錄：《也是園藏書目》、《述古堂書目》、《讀書敏求記》。此三部目錄，詳略不同，體例各異。前二種惟記書名、卷數，間載冊數及版本。《讀書敏求記》所著錄之書，卻為錢氏藏書中之精萃，專記宋元精槧或舊抄，每書之下標明次第完闕，古今異同，並加以詳細考訂，兼及作者、作品的評論。為版本作書錄，後人認為始於錢曾。在版本的鑒定上，錢氏多從版刻、字體、紙張、墨色入手考訂版本的年代，從初印、重印、原版、翻刻等方面去評定圖書的版本優劣。《讀書敏求記》對後世眾多的善本書目和題跋記影響很深。
約在纂緝《四庫全書總目》的同時，乾隆、嘉慶兩朝還相繼完成了《天祿琳瑯書目》的正續編。這部由於敏中、彭元瑞等人奉敕編輯的版本目錄，以經、史、子、集為類，每類之中，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寫宋本各以時代為次，或壹書而兩刻皆工，則兩本並存;壹版而兩印皆精好，也兩本並存。每書各有解題，對刻年、刻書地以及收藏家題識印記，都加以考證。這壹版本專目，盡管所錄之書不過壹千余種，但由於它是清代官府所藏書目，並在體例上較《遂初堂書目》、《讀書敏求記》有所發展，因而對後世版本目錄產生了壹定影響。在版本鑒定方面，卻有不少錯誤。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以《四庫全書總目》卷帙浩繁，不便查檢，命紀昀等別編 《簡明目錄》。此目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流於民間。後來《四庫全書》與《總目》幾經增刪，故所收之書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稍有出入。《簡明目錄》僅收選入《四庫全書》中的三千四百余種書，提要從簡，只記述卷數、作者和主要內容。後邵懿辰又為此目作標註。
邵懿辰(1810—1860)，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舉人，官內閣中書、員外郎。著有 《禮經通論》、《尚書通義》、《半巖纂遺書》等，治經學尊朱熹，尤究心版本目錄，案頭置《四庫簡明目錄》壹部，每見《四庫》書宋、元、明及清初刻、抄本，均“標註”各目之下。流傳後，王懿榮、孫詒讓、黃紹箕、繆荃孫等各作批校增補。光緒間，其孫邵章繼續輯錄鹹豐以後嗣出各種版本，為“續錄”。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將各家批校增補為“附錄”，與邵章“續錄”，合成壹書。這部版本目錄對有關《四庫全書》所收書籍的版本記載相當廣泛，且間評其優劣。但囿於見聞，某些有價值的本子難免遺漏。再者，它的材料來源多輯自他人著錄或得之傳聞，未經目驗，因而各家著錄中的失誤也都未能更正。盡管如此，在中國古籍總目尚未編成之前，這部目錄仍有較高的實用價值。
約與邵懿辰同時的大藏書家莫友芝對版本目錄也頗有研究。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別號郘亭，晚又稱眲叟，貴州獨山人，道光十壹年(1831)舉人。他在所到之處，大力搜購秘籍古本，藏書卓然可觀，名其藏書處為“影山草堂”。所藏間有宋元刻本，但以明清精刻、名抄、名校為多。編成《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附錄三卷;《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十六卷。前者所錄有他個人經藏，也有他經眼;後者則是莫氏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上所做的箋註，他把每遇到壹書的不同版本，均記於《簡目》該條之下，甚至有壹書列出數十種版本的。《簡目》未收之書也在相應類裏備錄。這兩部目錄也具有壹定的參考價值。
清末楊守敬寫成並刊行《日本訪書誌》十六卷，這是壹部知見版本書錄，記錄了他在日本所得、所見的各種珍秘古籍。講究版本之風由此播及海外。日本學者森立之《經籍訪古誌》、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也是很有名的。
清代的版本目錄蔚為大觀，尤其是乾嘉以降，考據學的大興，推動了版本之學的研究，各門學術研究的開展都離不開被稱之為學術津梁的版本目錄。由於版本學的實用性，版本目錄就成為檢驗這門學術成就高低的試金石。清代版本目錄數量多，規模亦廣，使得版本學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牢固地確立了其與目錄、校勘等並存的學科地位。通過版本目錄的實踐，使得版本學的內涵不斷豐富，《書林清話》 的出現就是明證。
因有許多清代版本目錄經不起推敲，故清代版本目錄學受到後人的批評。究其原因，在於“掠販”。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三有這樣壹段話：
藏書家有數等：得壹書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版片，註其錯訛，是謂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弨、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範氏之天壹閣、錢塘吳氏之瓶花齋、昆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鄔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壹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
這說明，講求版本雖已成專學，有所謂“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賞鑒家”、“掠販家”。但對後世收藏、鑒別與著錄起直接影響的，還是“賞鑒家”和 “掠販家”。
所謂“賞鑒家”正是“佞宋”的嫡派，“第求精華，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果真如此，原也該算是壹種紮實的學問，但實際上多是徒有其聲，經不起推敲。所以如此，正是失於把版本學只用來玩古董，玩古決非考古，是隨意的、主觀的，不受科學方法的約束。清人鑒別版本，每從字體、版式、紙墨、諱字、刻工、序跋、牌記、印章、題識等方面入手。公允地講，前代版刻印刷確實形成了壹些以時代為核心的***同性特點，約略地歸結，有助於對版本的認識，是必要的，但要絕對化，用來指導版本目錄實踐，就難免不出差錯。所以清末學者朱壹新曾諷刺地說過：
多識書名，辨別版本，壹書估優為之，何待學者乎! (《無邪堂答問》卷二)
伴隨“賞鑒家”出現的“掠販家”，明知“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壹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要積壹定功力的，但為獲利，不惜用種種手段造偽欺人。古籍版本中的壹些假案、疑案幾乎全是他們造成的。其實壹些案子做得很拙劣，今人往往壹眼就能識破，這從反面反映出清代版本目錄問題之所在。
綜上所述，清代版本學的研究隨考據學的發展而成為壹門有理論、有方法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