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作品本身來看。作品的明線也是主線，突出地描寫了群眾的愚昧和麻木。主人公華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饅頭能治癆病，居然讓孩子把革命者的鮮血當“藥”吃，而且對革命者這樣冷漠無情，對劊子手康大叔反倒畢恭畢敬。茶館裏的壹夥人對革命者宣傳革命，“感到氣憤”；對革命者挨牢頭的打，幸災樂禍；對革命者嘆息牢頭不覺悟，紛紛胡說“瘋了”。革命者被殺害，人們“潮水壹般”地去看熱鬧。這些都充分說明群眾毫無覺悟，麻木不仁。 作品的暗線突出地描寫了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憂國忘家，卻被族人告發；在獄中仍然宣傳革命，卻招來壹陣毒打；在刑場被殺，只招來壹幫“看客”；鮮血還被別人當“藥”吃。他的母親上墳，還感到“羞愧”，也不理解他為之犧牲的革命大業。可見他是多麽寂寞，多麽悲哀。 魯迅與友人談到《藥》時說：“《藥》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說，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鬥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並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增加群眾中的某壹私人的福利。”(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藥〉》) 魯迅先生自己的說法，既符合作品本身的實際，又符合當時他的思想，是對《藥》的主題的精當的概括
《藥》的題目含義深刻。主要包含以下三層意思： 1.全文以華老栓買藥為兒子治病為故事的開頭，題中的“藥”即蘸著革命者鮮血的人血饅頭。 2.這篇文章是魯迅寫給麻木不仁的人民群眾的壹帖藥，意在拯救他們的靈魂，醫治他們的精神。 3.文章同樣也是提醒革命者的藥，指出革命不能脫離群眾。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1、“藥”的表層意思是人血饅頭。 貧民華老栓夫婦拿出長期辛勤積攢而舍不得花的錢，為小栓治病買“藥”——人血；在茶館裏，茶客都對“人血饅頭”津津樂道。廣大的下層老百姓都相信人血饅頭是治肺癆病的“包好”的良“藥”，但是小栓服了人血饅頭卻還是死了，可見，這所謂的“良藥”其實是使人早日喪生的迷信之藥。從這點來看，小說揭露了封建統治對人民群眾思想的毒害，反映了廣大民眾迷信、愚昧和落後的社會現實。這樣的主題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藥》並沒有停留在這壹點上。小栓治病的饅頭上，蘸的是為推翻封建制度而英勇就義的革命者身上流出來的鮮血，這樣，這味“藥”，也就有了特殊的意義。 2、“藥”第二層次的意思是夏瑜式的奮鬥和犧牲。 夏瑜是為民眾奮鬥的革命者，革命者以不畏強權爭取民主，赴湯蹈火甚至流血犧牲為“藥”，去救治病入膏肓的舊社會，建設民主社會，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然而，就義之時，夏瑜卻成為民眾圍觀、取樂的對象；被害之後，本應“治國”的血卻又成了拿來治癆病的“藥”。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藥》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說，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鬥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並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魯迅先生二三事·藥》）。華老栓們並不知道夏瑜的血是為他們而流的，所以才“潮壹般向前趕”看殺人找樂子，所以才對夏瑜的死無動於衷而羨慕夏三爺賺了壹筆，所以才為小栓能吃上夏瑜的血而慶幸不已。尤其可悲的是茶客中有個“二十多歲的人”，年紀與夏瑜相仿，按說青年人比較容易接受新的民主與科學的思想，但當康大叔說到夏瑜勸牢頭造反，他第壹個“現出氣憤模樣”，還附和眾人說夏瑜罵阿義可憐是“發了瘋了。”茶客從老到少，沒有壹個是夏瑜的知音，“我欲只手援祖國，奴種流傳遍禹域。心死人人奈爾何？”（秋瑾《寶刀歌》）真是可悲！ “名曰同胞意未同，徒勞流血嘆無功。”（秋瑾《吊吳烈士樾》）革命行動失敗了，不能救國；夏瑜的死也不能喚醒民眾的愚昧和麻木，而且華小栓服錯了藥，還貽誤了治病。國家疾未治，民眾病未醫，夏瑜式的奮鬥和犧牲，可說是壹劑無效的“藥”。 3、“藥”更深層次的意義，是探討“病態”的社會要什麽“藥”才有“療救”的希望。 魯迅曾遠赴日本學醫，他寫這篇小說是不是為了宣傳西醫西藥？當然不是。老百姓拿人血饅頭治病，方法固然錯誤，更可怕的是，“人血饅頭”事件所反映的集體的思想的愚昧。,魯迅清醒的意識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壯，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吶喊》自序）因此，即使使用先進的西藥治好了肺病，但空有健壯的身驅，精神依然落後愚昧，也無助於國家民族的復興。 夏瑜式的奮鬥和犧牲，魯迅贊賞其精神，但不認同其方法。夏瑜的進步思想和行為不被民眾所理解，夏瑜宣傳“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但是，“大清”是誰的，國家什麽概念、政體如何變遷，是華老栓這樣的小老百姓所不關心的，他們只關註實際地影響到他個人、家庭的具體的事件。所以，他在監獄裏勸牢頭造反，招來的是毒打；甚至，夏瑜自己的母親都不理解兒子的革命壯舉，她上墳時，“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 通過夏瑜的悲劇，魯迅揭示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的致命弱點：輕視群眾，脫離群眾。至於如何教育民眾、喚醒民眾，小說中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魯迅先生作這篇小說時，還是壹個在黑暗中摸索的戰土，他還沒有找到真正的濟世良“藥”。魯迅先生自己也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不幸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註意”（《我怎麽做起小說來》）。魯迅寫華夏兩家的悲劇，為的就是啟發人們尤其是革命者，去探究療救中國病態社會的切實有效的良藥。 此外，“藥”本身又是聯結情節的線索。 小說第壹部分是買“藥”，第二部分是吃“藥”，第三部分是談“藥”，最後“藥”無效而終結。“藥”，不僅僅概括了小說的主要情節，而且在華家的求藥治病與夏家的流血犧牲之間巧妙地搭建起壹座橋梁，形成明暗線的雙線結構，從愚昧落後的群眾和無謂犧牲的革命者兩個側面來表現主題，線索分明，寓意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