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高臥隆中，聲稱自己“茍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實則“藏器在身”《諸葛亮集》附錄卷二引裴度《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是胸懷大誌的。他曾對好友石韜、徐庶、孟建雲：“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當三人反問諸葛亮可仕至何官時，“亮但笑而不言”。《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註引《魏略》。笑而不言者為何？蓋因刺史、郡守壹類官職皆不在諸葛亮眼中，而其大誌所欲則難以啟齒告人也。諸葛亮抱經緯天地之才，“每自比於管仲、樂毅”《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然而，管、樂亦並未建立蓋世之功，任官不過諸侯之將相而已。諸葛亮誌存高遠，他自比管、樂，很可能僅是其追求的較低目標。以當時形勢而言，不排斥諸葛亮亦有爭奪天下、建立王霸之業的雄心。
東漢末年，皇綱解紐，各路諸侯紛紛起兵，稱孤道寡者不可勝數。曹操、袁紹、孫策、孫權、劉備等人皆有並吞八荒、囊括宇內、掃平四海之誌。難道諸葛亮就不如他們，註定只能為人臣，而不能為人君？可惜的是，由於諸葛亮出道太遲（按：較曹操、袁紹、劉備等人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同上。其余軍閥，如劉表據荊州，“地方數千裏，帶甲十余萬”《三國誌》卷六《劉表傳》，劉璋占益州，張魯守漢中，馬騰、韓遂稱雄於關中。漢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諸侯瓜分殆盡。諸葛亮已失去自樹大旗，成為獨霸壹方諸侯的最佳時機。胸懷濟世之才，欲圖王霸之業的諸葛亮要想攀上權力的高峰，唯壹的途徑只能是擇主而事之，這對諸葛亮而言，雖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但與司馬懿相似，仍是實現其政治目標的重要契機。
需要探討的是，諸葛亮“擇主”的標準是什麽？我認為，諸葛亮考慮的標準不外乎兩條。其壹，人主必須是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須成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重用。從《隆中對》中可知，諸葛亮對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觀火，壹目了然。劉表、劉璋、張魯等碌碌之輩，根本不在他考慮的範圍之內，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從當時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統壹天下的當然是曹操。那麽，諸葛亮為何要放棄這壹選擇？我以為這並非因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諸葛亮要與“漢賊”劃清界限。
諸葛亮棄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慮到中原汝、潁地區人才濟濟《三國誌》卷十四《郭嘉傳》載曹操與荀彧書信曰：“汝、潁固多奇士。”《晉書》卷壹百壹十八《姚興載記》載姚興之語：“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俊異，汝潁多奇士。”，曹操平定北方後，已非初起兵時可比，其帳下確是猛將如雨、謀臣如雲，初出茅廬的諸葛亮要想在曹操帳下脫穎而出，談何容易？對此狀況，諸葛亮是有足夠認識的。當其好友孟建思鄉心切，欲往中原求取功名時，諸葛亮勸阻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後來諸葛亮伐魏時獲悉徐庶任禦史中丞，石韜任郡守時，不由感慨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註引《魏略》。為徐、石二人仕途不暢而鳴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豈能謂曹魏未予重用），未嘗不是為自己未投魏而感到慶幸！以諸葛亮之慧眼，當然深知孫權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諸葛瑾亦在東吳供職，然而當東吳重臣張昭推薦諸葛亮予吳主時，諸葛亮斷然拒絕：“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註引《袁子》。
為什麽諸葛亮最終選擇的是劉備？劉備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諸葛亮擇主的重要條件。加之劉備求賢若渴，三顧茅廬，諸葛亮“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除此之外，歷代政論家談論的最多的是諸葛亮心存漢室，他同劉備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擁劉安漢基礎上的。“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己任故也。”《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裴松之自註。裴註的這條材料為眾多史家所引用，以論證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諸葛亮集》附錄卷二引習鑿齒《側周魯通諸葛論》。，以“興復漢室”為己任。對此分析，我頗不以為然。東漢中葉以來外戚、宦官輪流專權秉政，朝政日益敗壞。東漢末年，董卓作亂，軍閥混戰，漢家朝廷已是茍延殘喘，奄奄壹息，史稱：“自安帝以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壹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三國誌》卷壹《武帝紀》註引《魏略》。對此形勢，深諳“人事”、“天道”的諸葛亮會看不出來？兩漢時期，盛行五德終始說，時人皆知炎漢火德已衰，土德將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諸葛亮難道真的對“歷數”、“期運”壹點兒都不相信？諸葛亮不事孫權的理由很清楚，是孫權“能賢亮而不能盡亮”，而並不是孫權姓“孫”，不姓“劉”。那麽，為何諸葛亮要輔佐“羈旅奔逃，寄人籬下，無寸土可以立業” 的劉備？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古今幾乎所有的政論家都未深究個中奧秘，大都認為諸葛亮目光遠大，並沒有在乎劉備在軍事實力與人才資源上的“壹窮二白”，而以為劉、葛的合作是誌同道合。其實這個問題大有玄機，劉備的“劣勢”、“短處”在諸葛亮眼中恰恰是“優勢”、“長處”。試想，倘若劉備和曹操壹樣地廣兵眾，人才濟濟，諸葛亮還能受到特殊的重用嗎？正因為劉備手下，武將不過關羽、張飛、趙雲，謀臣不過糜竺、孫乾、簡雍等數人。“亡命於行旅之間”《諸葛亮集》附錄卷二引尚馳《諸葛武侯廟碑銘》。的劉備集團的人才匱乏到如此程度，這就給諸葛亮大展宏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足夠的平臺。
諸葛亮出山的條件很高，人主對其不僅要做到“賢”之，還必須做到“盡”之，“賢”、“盡”兩字的寓意深長，必須參而悟之。所謂“賢”，即把諸葛亮視為“賢士”，對待“賢士”的最高規格無非是以“國士”待之，如同春秋時智伯待豫讓《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傳》載：“豫讓曰：‘臣事範、中行氏，範、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戰國時燕昭王待郭隗。這在諸葛亮看來是遠遠不夠的。而“盡亮”就很難用壹兩句話來表達個中之意。諸葛亮自視甚高，雖然年輕，且初出茅廬，但絕不願壹步壹個臺階地從“下曹從事”關於“下曹從事”，《三國誌?魯肅傳》載魯肅諫孫權不可降曹操時雲：“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又《三國誌?龐統傳》載：“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裏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的才幹與抱負皆高於龐統，當然更不願任從事。的基層工作做起，而必須從高起點開始。既然要“盡”全力發揮亮之大才，當然要將其放到最重要的崗位，賦予重權要職。
諸葛亮高臥隆中時，雖在司馬徽、龐德公等名士的鼓吹下，在荊襄地區有壹定的知名度，但仍然有許多人不以為然，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只有其小圈子內的幾個好友“謂為信然”《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至於中原、江南地區對其更不了解，可謂仍是壹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在諸葛亮還未成名前，就要求人主使用他必須“盡亮”，其出山的“心理價位”如此之高，這在人才資源極其充足的曹、孫兩家那裏是不可能壹開始就能得到滿足的。至於劉玄德那裏就不同了。劉備雖然其時官拜左將軍、豫州牧。漢制，將軍、州牧雖可以開府治事，然劉備的“幕府”空虛，人才奇缺，趙翼雲：“是時人才已為魏、吳二國收盡。”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諸葛亮“高瞻遠矚”看中的正是劉備的這壹其他諸侯無法與之相比的“優勢”，故甘心輔佐劉備。
其實，諸葛亮進入劉備集團以後，其地位和權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戰後（公元208年），“亮為軍師中郎將”同。秩比二千石；劉備取益州，亮遷為軍師將軍，秩二千石。而關羽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就被拜為偏將軍、漢壽亭侯，赤壁之戰後，羽為蕩寇將軍，秩二千石。劉備稱漢中王，羽遷為前將軍，位次三公。張飛在建安四年已為中郎將，赤壁之戰後，為征虜將軍、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劉備稱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三國誌》卷三十六《張飛傳》。位次三公。在劉備稱帝之前的兩個時間段內，關羽、張飛的地位均高於諸葛亮。文官之中的許靖雖為清談客，但因名望甚高，故“先主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太傅乃上公，當然在“軍師將軍”諸葛亮之上。《三國誌》卷三十八《許靖傳》。甚至連才具極為平庸的糜竺之官職亦在諸葛亮之上。“益州既平，先主拜竺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三國誌》卷三十八《糜竺傳》。其他如龐統、法正、黃忠、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低於諸葛亮，正如大多數史家所指出的，劉備與關羽、張飛之關系比之諸葛亮似乎更進壹層。他們“寢則同床，恩若兄弟”《三國誌》卷三十六《關羽傳》。故任何加入劉備集團的人都只能居於關、張二人之後。這對於壹心欲謀取壹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諸葛亮來說，這個排他性極強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嚴重障礙。 其實，劉備對諸葛亮亦並非壹開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猶如魚水。闖蕩半生，歷經數十年軍閥混戰磨難的劉備，此時已經是壹個相當老練成熟的政治家。在諸葛亮沒有顯山露水之前，他不可能壹開始就厘定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劉備收取荊州江南四郡後，並沒有委諸葛亮以軍政重任，而僅使其“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而已。《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田余慶先生在其《隆中對再認識》壹文中指出：“劉備並未以《隆中對》的方略為念，孜孜以求實現，當然也沒有把諸葛亮放在運籌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詢。劉備死前，諸葛亮長時間內並不在劉備身邊，戎機大政，並無諸葛亮參贊其間的事實，決計入蜀和叛攻劉璋，是法正、龐統之謀。他在荊不得預入蜀之謀，在蜀不得參出峽之議，這些關鍵之事不論正確與否，都與他無幹系。”田文載《歷史研究》1989年第5期。我認為，田先生這個分析相當精辟，道出了諸葛亮相當長時間內並不是劉備手下第壹號人物的真相。
諸葛亮攫取權力的最大障礙是誰，毫無疑問，是關羽。關羽驕橫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攻益州，西涼馬超來投，馬超是當時頗具聲望的虎將，劉備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為平西將軍，位同關羽，遠在荊州的關羽聞之極為不滿，當即寫信給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諸葛亮作書答稱：“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壹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關羽閱信後，洋洋自得，將信“以示賓客”。《三國誌》卷三十六《關羽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自稱漢中王，欲重用黃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羽）、馬（超）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飛）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三國誌》卷三十六《黃忠傳》。劉備所謂“自當解之”，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馬費詩前往。《三國誌?費詩傳》曰：劉備“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案：史家習知，魏晉時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為對人侮辱的稱呼，這類例證並不罕見。《三國誌》卷三十九《劉巴傳》註引《零陵先賢傳》，劉巴以張飛為武人而罵之為“兵子”；卷四十《彭羕傳》，彭羕罵劉備為“老革”，裴松之註謂：“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羕罵（劉）備為老革，猶言老兵也。”東晉時也有例證。《世說新語?簡傲》謂謝萬矜豪傲物，謝安誡之，萬“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憤恨之”。《通鑒》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胡註曰：“凡奮身行伍者以兵與卒為諱。”
關羽如此狂妄，不可壹世，諸葛亮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討其歡心呢？我以為，這正是諸葛亮工於心計、深藏不露的韜略。亮、羽二人的關系如何？史無明文記載。然細加考察，亦可略窺壹二。諸葛亮初出茅廬，劉備“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可見，關羽、張飛並沒有把諸葛亮放在眼裏，對劉備“與亮情好日密”是壹肚子的不高興。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軍南下，欲壹鼓蕩平東南，劉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形勢危如累卵。諸葛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赤壁之戰，諸葛亮建立奇功，不僅鞏固了他在劉備集團中的地位，而且樹立了壹定的威信，使關、張等人再也不敢小覷他了，但關羽卻由過去的輕視而變為嫉妒諸葛亮。王夫之對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說：昭烈之敗於長阪，羽軍獨全，曹操渡江，不能以壹矢相加遺。而諸葛公東使，魯肅西結，遂定二國之交，資孫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於亮。劉琦曰：“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出壹儒生。”羽於是以忌諸葛者忌肅，因之忌吳，而葛、魯之成謀，遂為之滅裂而不可復收。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九，中華書局，1975。
關羽和張飛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國誌》卷三十六《張飛傳》。張飛對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關羽卻對士大夫始終心存芥蒂，盛氣淩人，諸葛亮作為劉備集團中的頭號士大夫，當然也在其中。諸葛亮對關羽目空壹切、不把他放在眼裏的情況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考慮其與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關系，加之自己投奔劉備的時間要比關羽晚得多，官職也比關羽低，故不得不虛與委蛇，巧為周旋。諸葛亮考慮的不是如何懲罰關羽，而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等待時機除去關羽。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發動襄樊戰役，雖然水淹七軍，威震華夏，但最終卻導致荊州失守，自身也為孫權所殺。這其中有很多隱情至今令人費解。襄樊戰役前後，吳、魏使者往來不絕，密謀夾擊關羽，可謂緊鑼密鼓，配合默契，而劉備、諸葛亮對此卻壹無所聞，對關羽未作任何具體的軍事、後勤與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曹操親統大軍屯駐摩陂，並不斷調遣於禁、龐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規模巨大的軍事行動，蜀漢方面也絲毫沒有采取任何對策，最後當關羽敗走麥城，將全軍覆沒之際，蜀中援軍還是遲遲不至。這就引發後人的紛紛猜議。國學大師章太炎有他獨特的見解。他說：“臨沮（關羽被擒殺之地）之敗，葛氏不以壹卒往援，昧者譏其無遠略，而或解以敗問之未通。茍羅騎斥侯之疏如是，則政令愈慢矣！”對“無遠略”、“敗問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論：關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無罪狀，除之則不足以厭人心，不除則易世所不能禦，席益厚而將掣撓吾大政，故不惜以荊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非媢之也。壹國之柄，無出於二孔；出於二孔，其所舉雖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齊人心，壹法令，則國已分裂矣。雖殺之而疆易侵削，終不以易內訌。其故事則有蕭何之戮韓信。何公用之於韓信，而葛氏陰用之於關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26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關羽鎮守荊州，手握重兵，驕狂不可壹世，不但易代（劉備死後）之後將難以對付，即使劉備健在之時，諸葛亮也很難越過關羽這道障礙，而攫取更大的權力。故“葛氏”寧可丟失荊州，也要借吳人之手除掉關羽。章氏的這個見解很大膽，當然這僅僅是猜測。也許章氏覺得此說理由不夠充分，故不久又補充曰：“當是時，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撫民劃策見任，未能壹切領錄。其任武侯又不如關羽舊人保信，荊州之敗，始於嬈吳，終於失援，則先主之褊迫疏慢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頁。將“荊州之敗”歸咎於劉備的“疏慢”輕敵。但章氏此說亦頗牽強。是時諸葛亮雖不能“壹切領錄”，執掌軍政大權，但他明知關羽攻取襄樊條件並未成熟，且完全違背了《隆中對》提出的待“天下有變”，兩路北伐曹魏的戰略決策。然《三國誌》正文及裴註中均未見諸葛亮勸諫的記載。退壹步而言，即使劉備寵信、縱容關羽，不把《隆中對》放在心上，但襄樊戰役打響後，劉備、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關註戰役進展的壹舉壹動。盡管川、鄂之間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傳播不甚暢通，但整個襄樊戰役從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開始，至翌年壹月結束，首尾長達半年之久，蜀漢作為壹個完整的新興政權，不可能沒有任何信息傳播渠道。
關羽攻襄樊，守荊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時孫劉聯盟已呈破裂之勢。“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孫吳隨時可用奇兵偷襲荊州，諸葛亮深諳兵法，難道他會掉以輕心？眾所周知，諸葛壹生唯謹慎，從不肯弄險。他為何不提醒“疏慢”的劉備？方詩銘先生在《三國人物散論》（62）《劉備與關羽》壹文中認為，不是諸葛亮要除去關羽，而是劉備要剪除關羽。茲節錄方詩銘先生在《劉備與關羽》壹節中的部分原文：“關羽斥罵黃忠為‘老兵’，這是憤怒至極的表現，是誰將自己與這個‘老兵’同列，當然是劉備，因而關羽的憤怒不是指向黃忠，而是指向劉備。由此可知，關羽對劉備的不滿已經到了何等程度，對此，劉備不可能不有所知曉。但是，關羽手握重兵，鎮守荊州，不但易代（即劉備死後）之後將難於控制，即劉備健在之時也感到沒有把握。怎麽辦？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這時必然提上劉備思考的日程。……《隆中對》的破滅，荊州的失守，關羽不能辭其責。但是，由於劉備與關羽的矛盾，壹方面派糜芳、士仁各據荊州政治軍事重地，以監視關羽，終於矛盾激化……更為重要的是，聽任關羽破壞《隆中對》策劃，挑起對曹操的戰爭。對此，劉備似皆若無其事。”並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將諸葛亮“不除（關羽）則易世所不能禦”篡改為劉備“不除（關羽）則易世所不能禦”。還說：“章太炎在《訄書》中的看法是大膽的，更是有見地的。”方詩銘：《劉備與關羽》，見《三國人物散論》（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方先生這種移花接木的方法實不可取。我以為，只要諸葛亮負起自己作為“軍師”的職責，隨時將荊州的“險情”提醒劉備，與關羽“自少結契”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情同手足的劉備絕不會“疏慢”到只作壁上觀，對兵敗臨沮的關羽不以壹卒相救的。所以把關羽送上斷頭臺的除了孫權、呂蒙之外，諸葛亮也要承擔壹部分責任。羽死後，諸葛亮的地位和權勢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壹人之下”。入蜀後，劉備對法正的信任程度遠遠超過了諸葛亮。對此，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劉備東征，“以復關羽之恥”，群臣紛紛勸諫，劉備壹概不聽，“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三國誌》卷三十七《法正傳》。對劉備發動的夷陵之戰，諸葛亮是否諫阻，因史無記載，無從得知。但從諸葛亮這番言語中，即可知法正在劉備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諸葛亮難以企及的。
劉備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規劃，法正不僅助劉備取益州、定漢中，建立了卓越功勛，且“智術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雲：‘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三國誌》卷三十七《法正傳》裴松之註。由此足見，法正對於劉備可謂以身相助，事事取信於備。攻取成都後，備“以（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法正壹身兼內外要職，這是劉備對其絕對信任的充分體現。法正對“壹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有人對諸葛亮說：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國誌》卷三十七《法正傳》。
諸葛亮所雲反映了當時的實情。但也不難看出，這是諸葛亮在自我解嘲，壹方面是法正自以為淩駕於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裏，另壹方面則是諸葛亮對法正的“縱橫”、“威福”，也深感無可奈何。
法正的驕橫跋扈，諸葛亮當然是不快的。但如何在適當時機削弱其權勢，諸葛亮心中自有打算。劉備與曹操爭奪漢中，因兵力不足，“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三國誌》卷四十壹《楊洪傳》。漢中是“益州咽喉”，得失關系蜀漢政權的“存亡”，對此諸葛亮焉有不知之理？至於“急書發兵”，這是主公劉備的命令，豈能違抗。諸葛亮之所以詢問楊洪，目的只有壹個，就是借機推薦楊洪興辦蜀郡發兵之事，從而以楊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職位。在法正“缺崗”的情況下，劉備也無可奈何。楊洪將軍隊、糧草等物資及時運送到漢中前線，以“眾事皆辦”之功繼法正之後，“即真”為蜀郡太守。
法正失去“外統都畿”的重任，權勢大為削弱。然而，諸葛亮與法正之間的矛盾並未緩和。“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所謂“公義相取”其實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實質性的。對法正的聰明才智，諸葛亮內心是十分欽佩的，“亮每奇正智術”《三國誌》卷三十七《法正傳》。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當時唯壹能使劉備言聽計從的謀臣，這壹點連諸葛亮也自嘆弗如。因此，如果法正長壽，其與諸葛亮矛盾必然加劇。使諸葛亮感到幸運的是，劉備稱漢中王的第二年，法正病故。劉備稱帝時，關羽、龐統、法正、黃忠皆亡。張飛雖然與劉備“恩若兄弟”，但畢竟只是壹員武將，馬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三國誌》卷四十《彭羕傳》。更不足信任，太傅許靖僅是“清談”之客。劉備環顧左右，除諸葛亮外，竟無壹人可賦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諸葛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諸葛亮奮鬥了整整十五年，才爬上了他夢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劉備白帝托孤，對諸葛亮曰，若其子劉禪“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論此，多贊其君臣肝膽相照，並取魚水之喻相印證。但也有人認為此乃劉備“詭偽之辭”《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註引孫盛曰。對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試探之。田余慶先生對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為然，在其《蜀史四題——劉備托孤語》壹文中作出新的詮釋。田先生的見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暫且不作評論，我以為劉備托孤之語，是真心還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無從考證，誠然是千古之謎。現在要檢討的問題，不是劉備要不要諸葛亮當皇帝，而是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壹個臺階，由宰相登上龍椅。這個問題古今從未有人作過思考。正如田余慶先生所說：“諸葛亮對蜀漢的忠誠，從來沒有人懷疑過。”田余慶：《蜀史四題——蜀國新舊糾葛的歷史追溯》，載《文史》，第35期，中華書局，1992。之所以沒有人懷疑過，無非是經過歷代文人及小說家的渲染，諸葛亮已經被衍化成“聖人”，成了“鞠躬盡瘁”、忠貞冠世的典範。歷史學家受其影響，大概也會感到這是古史中的壹大“禁區”，輕易不敢染指。要把諸葛亮從聖壇上請下來，我想很有必要對這壹最棘手的問題作壹番探討。
其實，諸葛亮執政時並沒有被時人視為事君以禮、謀國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漢政權中，李嚴、廖立、來敏、魏延等人對諸葛亮專政攬權頗多微詞，諸葛亮在世時，迫於其權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諸葛亮甫卒，丞相參軍、安漢將軍李邈即上書後主劉禪，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華陽國誌》卷十中《先賢士女總贊?廣漢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