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張綖：“少遊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為主。”清王士禎加以補充道：“仆謂婉約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見《花草蒙拾》）這些從宏觀角度概括宋詞中兩川主要藝術風格，而以秦觀、李清照和蘇軾、辛棄疾分別為其代表作者。這幾乎已成為宋詞研究中的通論。前代論詞者多崇尚婉約而以豪放為別調，近世論者則有獨推豪放為積極而以婉約為低靡。那些硬把宋代詞人劃分為對立的兩派並在其間強分優劣的，均不免有其片面性或屬機械論，有些學者完全否論兩種風格流派的存在，也似矯枉過正。按詞中之豪放與婉約乃屬藝術風格範疇，猶南宋嚴羽論詩“大概”有“優遊不迫”與“沈著痛快”，清姚鼐論散文風格之分陽剛與陰柔，近世王國維論美學之有宏壯與優美。兩種概念本身有著相當的模糊性，兩者相互關系也是辯證的，並非壁壘分明。宋代詞人之分派乃後人參照其代表作品的主要特色而作大概的歸納，不是說其作品都是清壹色，不妨礙他們創作或欣賞多種藝術風格，尤其大作家往往是多面手，更不是說婉約、豪放之外，詞壇別無其他藝術風格存在。
“婉約”壹詞，早見於先秦古籍《國語·吳語》的“故婉約其辭”，晉陸機《文賦》用以論文學修辭：“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按諸詁訓，“婉”“約”兩字都有“美”“曲”之意。分別言之：“婉”為柔美、婉曲。“約”的本義為纏束，引伸為精煉、隱約、微妙。故“婉約”與“煩濫”相對立。南北宋之際《許彥周詩話》載女仙詩：“湖水團團夜如境，碧樹紅花相掩映。北鬥闌幹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並評雲：“亦婉約可愛。”此詩情調壹如小詞。“婉約”之名頗能概括壹大類詞的特色。從晚唐五代到宋的溫庭筠、馮延巳、晏殊、歐陽修、秦觀、李清照等壹系列詞壇名家的詞風雖不無差別、各擅勝場，大體上都可歸諸婉約範疇。其內容主要寫男女情愛，離情別緒，傷春悲秋，光景留連；其形式大都婉麗柔美，含蓄蘊藉，情景交融，聲調和諧。因之，形成壹種觀念，詞就應是這個樣子的。北宋中期時人曾說：蘇軾的“以詩為詞”為“要非本色”（見陳師道《後山詩話》）；秦觀“詩似小詞”，蘇軾“小詞似詩”（見《王直方詩話》）。“本色”“小詞”之論當屬婉約派的主張。李清照“別是壹家”說中認為只有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始能知之”（《詞論》），反映她所崇尚也是婉約壹宗，雖然賀鑄以至李清照都有並不婉約之作。宋末沈義父《樂府指迷》標舉的作詞四個標準：“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可說是對婉約藝術手法的壹個總結。
宋人也有以婉約手法抒寫愛國壯誌、時代感慨的，如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及宋未周密、張炎等壹些詞章。但其表現多用“比興”象征手段，旨意朦朧，須讀者去體味。有些論者對原來也許並無專門寄托的委婉隱約之詞，也深求其微言大義，如清代詞論家張惠言《詞選》評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蘇軾《蔔算子》（缺月掛疏桐），句句為之落實時事，以為諷喻政治，那就不免穿鑿附會，反而縮小這些詞作的感慨萬端而難以名狀的典型意義。
婉約詞自有其思想藝術價值，已見上文。然而有些詞人把它作為凝固程式，不許逾越，以至所作千篇壹律，或者過於追求曲折隱微以至令人費解，這就走到創作的窮途了。
“豪放”壹詞其義自明。宋初李煜的“金劍已沈埋，壯氣蒿萊”（《浪淘沙》），已見豪氣。範仲淹《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也是“沈雄似張巡五言”。正式高舉豪放旗幟的是蘇軾，其《答陳季常書》雲：
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又其《與鮮於子駿書》雲：
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永）風味，亦自是壹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是壹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子，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
這了說明他有意識地在當時盛行柔婉之風的詞壇別開生面。這裏談到的近作當即其《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少年狂）。詞中抒寫自己“親射虎，看孫郎”的豪概和“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壯誌，與辛棄疾的“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破陣子》)及“看試手，補天裂”（《賀新郎》）等“壯詞”先後映輝。
豪放之作在詞壇振起雄風，註入詞中強烈的愛國精神，唱出當時時代的最強音。然而可以看到，蘇軾的審美觀念認為：“短長肥瘦各有態”，“淡妝濃抹總相宜”，“端莊雜流麗，風健含婀娜”。他是崇尚自由而不拘壹格的。他提倡豪放是崇尚自由的壹種表現，然也不拘泥於豪放壹格。如所作《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即為王士禛《花草蒙拾》稱為“恐屯田（柳永）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坡但解作‘大江東去’耶？”有些豪放詞的作者氣度才力不足而虛張聲勢，徒事叫囂，或堆砌過多典故，也流於偏失了。
總之宋詞中婉約、豪放兩種風格流派的燦爛存在，兩者中詞人又各有不同的個性特色，加上兼綜兩格而獨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騷雅”等等，使詞壇呈現雙峰競秀、萬木爭榮的氣象。還應看到，兩種風格既有區別的壹面，也有互補的壹面。上乘詞作的風格即有偏勝，往往豪放而含蘊深婉，並非壹味叫囂，力竭聲嘶；婉約而清新流暢、隱有豪氣潛轉，不是半吞半吐，萎弱不振。辛棄疾《沁園春》雲：“青山意氣崢嶸，似為我歸來嫵媚生。”董士錫說秦觀詞雲：“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介存齋論詞雜著》引）馮煦《六十壹家詞選·例言》說：秦觀、晏幾道“談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劉過詞為辛棄疾詞“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婉轉”。可見崢嶸生嫵媚、平易清淺而深致永味，乃辛棄疾、秦觀等豪放、婉約詞的極詣。
六、列嶽崢嶸、百花競艷的宋代詞壇
公元 960年趙宋政權建立後，先後兼並了各地割據的勢力。耐人尋味的是，西蜀、南唐政權雖為北宋所滅，可是後蜀趙崇祚所編《花間集》及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及大臣馮延巳的詞風卻深深影響著北宋詞壇。特別李煜入宋以後所作，正如王國維所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王鵬運說李煜是“詞中之帝，當之無愧色矣。”所以李煜在政治上是亡國之君，在詞壇則無愧為開創壹代風氣的魁首。
北宋前期重要詞作家如張先、晏殊、宋祁、歐旭修以至晏幾道等，都是承襲南唐、《花間》遺韻的，晏歐之詞，甚至有與《花間》《陽春》（馮延巳詞集名）“相雜”者。然而試讀他們的代表作，其氣象高華而感情深沈，也各具個性，“士大夫之詞”的格調成熟了。尤其是晏殊之子晏幾道，貴介公子而沈淪下位，落拓不羈，其詞“清壯頓挫”，更勝乃父，故論者以晏氏父子比擬南唐李璟、李煜。柳永則是其時進壹步發展詞體的重要作者。他長期落魄江湖，因在其詞中更能體現壹部分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能采用民俗曲和俗語入詞，善用鋪敘手法，創作大量慢詞。柳詞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形成宋詞的新潮。
北宋中期蘇軾的登場，詞壇上聳峙起氣象萬千的巨嶽。他不僅倡導豪放詞風，“指出向上壹路”，（王灼《碧雞漫誌》），且“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詞的境界更大為拓展。蘇門弟子及追隨者秦觀、黃庭堅、賀鑄等都能各自開辟蹊徑，卓然成家，在詞壇呈現萬紫千紅的繁榮景象。尤其秦觀的詞深婉而疏蕩，與周邦彥的富艷精工、李清照的清新跌宕如天際三峰，各超婉約詞之頂巔。前代論者或謂周邦彥是詞藝的“集大成”者。周邦彥與柳永並稱“周柳”，主要是指他們在詞中的情意纏綿；與南宋姜夔並稱“周姜”，則主要指他們對音律的精審，故也有稱周姜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語有味”“淺語有致”、“輕巧尖新”“姿態百出”方面，周邦彥是不及秦觀、李清照以至柳永的。故明、清人推秦、李為婉約宗主，是很有見地的。李清照生當南北宋過渡時期，南渡以後詞風由明麗而變為淒清，沈謙謂：“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見《填詞雜說》），以與李煜相提並論，確也當之無愧。
南宋以後，由於民族矛盾的尖銳，從宋金抗爭到元蒙滅宋，愛國歌聲始終回蕩詞壇，悲壯慷慨之調，應運發展，把豪放詞風提高到壹個新層次。張元幹、向子諲、嶽飛、張孝祥、陸遊、辛棄疾、陳亮、劉過、劉克莊、吳潛、劉辰翁、文天祥等，如連峰疊嶂，崢嶸綿亙。其中以辛棄疾的成就為最高，他壹生有詞六百多首，其中有抒寫抗金和恢復中原的宏願，壯誌被抑的悲憤，對茍安投降派的批判，也有對自然風景、田園風光的贊美，深摯情意的低訴；風格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為主，也有瀟灑超逸、清麗嫵媚的。辛棄疾在宋詞人中創作最為豐富，歷來與北宋蘇軾並稱“蘇辛”，也各有特色。前人或在蘇、辛之間比較高低，正如唐人之作李（白）、杜（甫）優劣論，是很困難的。陳毅《吾讀》曾說：“東坡胸次廣，稼軒力如虎。”不加軒輊，允稱卓識。南宋時期還有許多傑出詞人對婉約詞風進壹步開拓，宛如叢叢奇葩爭勝，也不可能都用婉約壹格來概括。妻夔的“清空”“騷雅”，史達祖的“奇秀清逸”，吳文英的“如七寶樓臺”，王沂孫的“運意高遠”、“吐韻妍和”，張炎的“清遠蘊藉”、“淒愴纏綿”，等等。他們都是在詞的音律與修辭藝術上精益求精，有時也在所作中寓托家國之感。值得註意的還有與南宋大略同時北方金朝地區之詞，大致都是受宋詞的影響，而與南方桴鼓相應，故當為當時詞壇的組成部分。金末元好問詞為北國之冠，足與兩宋詞家媲美。在藝術上他學習蘇（軾）辛（棄疾）而廣泛吸取各家之長，兼有豪放婉約多種風格。元郝經《祭遺山先生文》說他“樂章之雅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辛棄疾）。”張炎《詞源》謂其詞“深於用事，精於煉句，風流蘊藉處不減周（邦彥）、秦（觀）”。故可作為宋、金時代詞藝發展的終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