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時期雕版印刷的擴大，體現在刻書地點的增加。當時以開封、成都、杭州、金陵、敦煌、福州最為著名。開封是五代梁、金、漢、周四的都城，國子監就設在首都，著名的五代九經就在這裏完成。
932年，晚唐宰相馮道首先倡導刻經。據說他看到當時刻在吳、蜀周圍的書籍種類很多，但大多是老百姓用的歷法，壹些通俗書籍和佛經，沒有儒家經典。於是上書皇帝，要他按照石經刻五代九經的印版。經皇帝批準，馮道請當時的大學者田敏等人從國子監中召來儒士博士，並按照當時最好的官制《唐詩經》範本，取六朝以來壹直沿用的經書註本註釋，編成了壹本既有註本又有註解的書。經六七位以上的專家學者仔細閱讀後，請書法家用楷書書寫，再組織工匠雕琢印刷。
就這樣，從932年到953年，歷時22年，完成了五代九經。同時刻了兩部輔助作品，***130卷，是政府大規模刻書的開始。
公元955年，也就是五代刻《九經》後的兩年，儒學大師田敏奉命刻壹部解釋經典音義的書。刻於晚唐的《五代九經》，因刊於國子監，後被稱為《五代九經》。此後，類型學中出現了“建本”壹詞。五代獄版九經的出現，使古代經典有了統壹的標準版本，並在當時允許公開出售，使五代獄版九經得以廣泛傳播，從而對文化的普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從此刻書不再是民間書店或僧侶的生意，而是成為歷代朝廷的出版業務，極大地促進了後世印刷業的發展。由於朝廷對印刷業的推動，文人私刻的數量增多。私刻被稱為“家刻”。
蜀都成都在唐代是刻書的先進地區，此時更為繁榮。因為從唐末到宋初七十多年沒有大的戰爭，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人們對書籍的需求越來越大。此外，麻紙豐富，印刷技術根深蒂固，為該地區印刷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當時的後蜀宰相趙是私刻大量書籍的先驅。他命人刻了《詩文選》、《初學書》、《白居易六帖書》。趙還自費創辦了壹所學校，刻制了五代九經和後蜀石經，但並沒有全部完成。在他的倡導下，後蜀文風興盛起來。趙對蜀文化教育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到了宋代，吳佳刻的書已經銷往全國各地。正因為如此，當滅蜀時，他破例把所有的刻本都歸還給了吳家。他的後代繼續從事圖書刻本，成為壹代又壹代成都著名的出版人。
此外，前蜀任看到了印刷的優勢，於909年至913年，自掏腰包刻制了著名道士、道教學者杜光庭所著的《正德經·廣》,共30卷，5年間刻制460余版，並加以印刷，使之廣為流傳。
同樣刻在成都的還有蜀國和佛教高僧譚羽。他收集了65，438+0，000首他的師父禪宗大師關修的詩，於923年印刷出版，書名為《禪月集》。這些都反映了五代成都圖書印刷業的發展，從而為宋代久負盛名的“書本”奠定了技術基礎。
吳越國首都杭州的印刷業也相當發達。僅《錢弘俶國王與高僧的長壽》就刻了大量的佛經、佛像、塔圖和咒語，印數可達68萬多冊，這是前所未有的。
吳越國的印刷技術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印出的紙張潔白，墨色均勻，字體清晰悅目，畫面精美。還有兩萬個觀音像印在素絹上，前所未有。這是中國最早的用絲綢印制的印刷品，反映了杭州印刷技術的高水平。
後來，公主黃建造的西湖雷峰塔倒塌了。考古人員發現，塔磚內藏有《達拉尼經》，並有郭題寫的簡牘。此外，考古學家還發現塔磚中還有其他木刻畫，刻有人物故事，比《達拉尼之書》中的卷軸畫更為詳盡。
五代時期，著名詩人何寧在五代各朝都有任職，壹直擔任宰相壹職。他好學，機智，擅長短歌和情色歌曲，特別註重自己的名聲。為此，他在家鄉山東出版了100冊文集，分發給朋友們。他的作品流傳到開封和洛陽。何寧是第壹個出版自己作品的作家，從此刻本私藏風氣盛行。晉代後期，石敬瑭命道士張建明刻印老子的《道德經》，是何寧寫的序言，並在卷首加冠，使之頒布於天下。南唐都城金陵，也就是現在的南京。還刻有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的史學理論專著《史通》和南朝陳的詩集《玉臺新詠》。
敦煌位於偏遠的河西地區。當時我們駐敦煌歸義軍的大使曹，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就讓雕刻師刻印各種菩薩、大聖人毗沙門天、金剛經、切雲、唐雲。
其中，947年制作的大聖毗沙門王像，結構緊湊，中心突出，所描繪的線條剛健而不刻板，豪放而不粗糙，古樸而不庸俗，充分顯示了這壹時期雕版印刷技術的水平。另壹幅木刻畫《觀世音菩薩》，與大聖毗沙門天王同時產生，其特點是畫面簡潔明了，雕刻流暢。這幅畫的落款是“工匠雷艷美”。“雷艷美”這個名字是古代版畫和插畫史上刻刻名字的第壹人。
除了曹的名字，觀世音菩薩和金剛經也有古代歷史上最早的刻書人的名字。這幾類佛像和佛經是五代代代相傳的珍貴印刷資料，標明了主要雕刻者和雕刻年份。
福州位於東南沿海。當時的福建王非常重視文化教育。他的大臣徐夤寫的《幾何人生賦》曾被書商印刷出售，所以他寫了壹首詩“拙作偏向被印刷出售”。可見當時福州有壹家書店，以刻書賣書為生。
隨著刻書業的發展，藏書比以前容易了，所以私人和國家的書也多了。據記載，後梁大臣趙匡寧“頗有學問，有萬卷書”。唐末將軍王度，家中有3000冊“好書”。接下來的壹周，張昭積累了上萬冊藏書，建起了圖書館。荊南士人孫光憲是壹位孜孜不倦的學者。他精通經史，家有萬卷書。南唐三君李傕、李靖、李煜，皆買書立教，“宮中藏書萬冊”。吳越國君錢镠的子孫都信奉儒家思想，喜歡藏書。“家裏有壹萬多冊法國書法書籍，不同的書很多。”所以史稱“江南藏書之豐，天下第壹”。
這壹時期的書籍有上千種，在戰亂騷擾時期非常罕見，從壹個側面反映了五代十國時期刻書業的發展。五代十國時期的木刻插圖也是壹大特色。
唐代木刻印刷技術的發明實際上是木刻版畫藝術的初級階段，當時木刻主要是為宗教的宣傳服務的，宗教的大發展使印刷業蓬勃發展。至於文學書籍和民間書籍中的木刻插圖，直到五代以後才逐漸受到應有的重視。木刻版畫原本屬於壹個獨立的藝術門類，但隨著木刻印刷技術的發明和普及，木刻版畫被印刷在書籍中，從而拓展了書籍的內容和形式，成為我國古代書籍發展的壹個亮點。
五代時期，由於印度佛教文化的輸入，對古代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恰恰體現在書籍的木刻插圖藝術上。
事實上，木刻佛教繪畫是五代時期書籍中的重要作品。通過書籍中的佛畫，生動地表達了輪回、因果論的佛教思想，佛、菩薩的形象貼近人類的人格特征，從而達到普及民眾的目的。
書籍的插圖會給人更直觀的感覺，也容易理解書籍的文字內容。當時很多普通的宗教信徒，也就是所謂的“信女”“善男”，都不識字。他們雖然背了《經》或《懺悔錄》，卻聽不懂經上寫的是什麽。但有了插圖，至少普通信徒也能理解經文的大致意思，所以當插圖經文出現時，其嶄新的面貌立刻受到了廣大信徒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