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雖然協約國管制委員會制定了去納粹化的原則和標準:徹底解除德國武裝，逮捕納粹黨人戰犯，解散各種納粹組織，進行民主改造，但美、英、法、蘇在各自占領區實施的實際去納粹化有其特點，而且隨著戰後國際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去納粹化”也走樣了。
作為反對西方意識形態的蘇聯，“去納粹主義”的動作是最快的，標準是最嚴格的，也是最有特色的:蘇聯軍委從未正式使用過“去納粹主義”，而稱之為“社會主義改造”。
1948年8月，東柏林蘇聯軍事委員會對前納粹分子曼弗雷德·鮑姆(右立男)進行了審判。
1945年8月，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內務部)官員率先在柏林篩選被關押的納粹黨核心成員。相比之下，美國的軍事和法律機關在6月份才正式開始考試工作，1946。到1947，在蘇區逮捕了67179人，其中審判後釋放8214人，占12%，遠低於釋放人數)。
蘇聯將去納粹主義與占領區的“社會主義改造”結合起來。比如德國工商界和舊勇克貴族手中的生產資料和土地被沒收充公；律師除非能證明自己在除納粹德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有合法資格，否則壹律解聘；所有以納粹主義或帝國主義命名的城市街道將被改為社會主義名稱。納粹德國占領的東普魯士大部分被劃給波蘭，蘇聯指示波蘭政府對這壹地區的德國居民進行種族清洗。因此，大量德國居民逃離波蘭，返回德國。
當然，蘇聯也不會放過征集前納粹德國精英人才的可能，但如上所述，很多像馮·布勞恩這樣的精英因為害怕蘇聯的恐怖統治而逃到西方國家的占領區(主要是美國占領區)，所以很少有有價值的人才落入蘇聯手中，大部分都是投降或被俘的士兵。
前德國第四集團軍司令中將·文森茨·米勒於1944年7月向蘇聯投降，並向蘇聯表明了他的反希特勒立場。他被關押在莫斯科附近的Krasnogorsk監獄，並在Krasnogorsk的die Antifa-Schule學校上課。穆勒從1949獲釋後，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擔任警察總監兼內務部副部長。
1953年，穆勒被任命為東德警察部隊(KVP)參謀長，1956年，他被任命為新整編的國民軍參謀長兼國防部副部長。但東德(MfS)國家安全部不信任這位前納粹德國將軍，從1952到10開始通過他的私人秘書海因茨·斯珀林上尉秘密監視穆勒。
1955和1956年，穆勒代表東德政府在東柏林會見了當時的聯邦德國財政部長弗裏茨·舍費爾。Ffer，CSU)就德德達成諒解的可能性進行了會談。他說，民主德國的利希特政府即將被推翻，德國和德國有可能統壹。1958年9月，前東德官方宣布穆勒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並批準了他的退役請求。
1943 65438+10月，德國元帥保盧斯在斯大林格勒向蘇聯投降，被送往戰俘營。
蘇聯手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德國第6集團軍元帥弗裏德裏希·威廉·弗裏德裏希·保盧斯。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由於部隊被圍，無法逃脫，全軍無法躲避。保盧斯元帥不服從希特勒的命令，於1943 1年向蘇聯投降，之後被關押在不同的戰俘營。他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作證，很多人認為他應該像戈林元帥、凱特爾元帥、約德爾元帥壹樣受到審判和判刑。
然而，保盧斯並沒有被帶回普通的戰俘營或監獄，而是被轉移到莫斯科附近托米利諾的壹座別墅，配有廚師和勤務兵。那裏還有另外兩位前德軍將領，其中壹位就是上面提到的文森茨·穆勒。享受這樣的特殊待遇，預示著他們將面臨與其他戰俘不同的命運。
1948年6月，保盧斯以幫助建立民主德國為由，要求返回德國的蘇聯占領區，但沒有得到答復。相反，對他的監視加強了，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奇怪的是，雖然1949有足夠的證據給他定罪，但蘇聯並沒有以任何罪名起訴他。
1954保盧斯在東柏林出席新聞發布會。
保盧斯的妻子和壹雙兒女住在聯邦德國。1949年妻子去世後，保盧斯再次申請回到東德。1953年9月，保盧斯會見了東德領導人烏布·李希特，他的請求得到了批準。對此，他給蘇聯政府寫了壹封感謝信，使他成為西德人民心中的叛徒。然而，他受到了東德官員的隆重禮遇。
1953，10年10月26日，保盧斯終於回到了德國。在東柏林，他受到了東德統壹社會黨和政府領導人的正式歡迎。他沒有任何有影響力的職位，被冠以“Kasernierten Volkspolizei大學戰爭歷史研究委員會主席”的假名。他被安置在德累斯頓附近的奧伯羅斯維茨(Oberloschwitz)的壹棟別墅裏，享受著在西德擁有壹把手槍和壹輛歐寶汽車的特權。
然而，東德政府顯然對這位前元帥感到不安。他的日常生活受到秘密警察的監視，他周圍的工作人員是告密者。他的信件被檢查，他的電話和住所被監控。保盧斯為東西德之間的交流做了壹些工作。自1955起，因健康原因淡出公眾視野。1957二月1死於別墅。
無縫對接:從納粹骨幹到西德高官
從蘇聯占領區到後來的民主德國，對前納粹黨成員或軍警人員的調查極其嚴格。東德官員定期向人民分發所謂的“褐皮書”，其中列出了東德政府仍在通緝的所有在逃納粹黨成員。任何加入武裝部隊的前納粹成員都將被立即驅逐和審判。1949年民主德國成立後，只有12名前納粹黨成員經過嚴格審查才被允許加入統壹社會黨。
相比之下，在聯邦德國，前納粹黨成員可以輕松進入各級政府，仕途要順利得多。其中最具代表性和爭議性的是漢斯·格洛伯克(Hans Globke)，他是壹個典型的從普魯士帝國、納粹德國到聯邦德國無縫銜接的行政官員。
格羅布克曾是普魯士帝國和納粹德國內政部的行政律師。1938年7月升任侍郎。他領導編纂了壹系列種族歧視法案，如1935年頒布的帝國公民法、1937年頒布的德國基因健康保護法和公民法，他還幫助設計了猶太人文件上的“J”印章。
二戰開始後，他多次前往被占領土，參與指導驅逐猶太人或將其送往集中營。1941年9月，格羅布克陪同納粹德國內政部長威廉·弗利克訪問斯洛伐克。不久後，斯洛伐克政府頒布了《猶太法典》，成為迫害猶太人的法律依據。人們認為格羅布克的訪問幫助了斯洛伐克政府。
漢斯·格羅布克(左1)和納粹帝國內政部長威廉·弗裏克(左2)於1941年9月在納粹附屬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
然而，另壹方面，格羅布克與地下反納粹組織和民間團體保持聯系。在戰後對前納粹的審判中，他作為證人參與，為公訴人作證。從1948到1949，格羅布克·格洛伯克擔任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稅務局副局長。聯邦德國成立後，他被康拉德·阿登納總理任命為總理府國務秘書，後來成為阿登納的私人顧問和核心團隊成員。
不可思議的是，阿登納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擔任科隆市長。因為拒絕與納粹合作，在1933年納粹上臺後被解除職務，並在1934年的“長刀之夜”短暫被捕入獄。獲釋後，他流亡海外。1944年7月刺殺希特勒失敗後，阿登納因涉嫌參與再次被捕。他中尉的兒子親自去柏林向秘密警察投訴，阿登納於當年6月165438+10月被釋放。正是因為他在納粹時代的不合作，美國才支持他成為德國第壹任聯邦總理。壹個納粹對手用了壹個納粹官員做他的顧問，阿登納真是心胸寬廣。
1963年，漢斯·格羅布克成為德國第壹任總理阿登納(左)十周年，擔任總理府國務秘書，兩人關系非常密切。
所謂“總理府國務秘書”，相當於聯邦總理府的首長，其職責來自聯邦政府議事規則(GOBReg)第七條，至今未變。格羅布克在阿登納政府的決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阿登納經常和他壹起在總理府的官方花園散步，並就重要的政治決策征求他的意見，比如和以色列的賠償協議。格羅布克向阿登納提出內閣人事建議，並負責監督內閣官員的忠誠度。他還與基民盟/基社盟議會黨團保持密切聯系，並管理CDU的捐款。
1963 10 15阿登納辭職四天後，向時任西德總統的海因裏希·呂布克提出建議，將德意誌聯邦* * *和中華民國大十字勛章授予格洛布克。同年，格羅布克退役，準備移居瑞士。早在1957年，他的妻子就已經在日內瓦湖的Chardonne買了地，建了別墅。
1963年秋，沃州議會決定不給格羅布克發放居留證。無奈之下，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移民計劃，他發誓要斷絕與瑞士的壹切聯系。當時，時任瑞士聯邦主席的路德維希·馮·穆斯(Ludwig von Moos)在議會宣布，瑞士政府因此避免對他發出入境禁令。
格羅布克在戰爭期間的活動被美國刻意隱瞞，其中最嚴重的包括希臘戰區的猶太人清洗，以及他與另壹名著名的納粹戰犯艾希曼的聯系。1961年5月，猶太法官弗裏茨·鮑爾得到的記錄是，在塞薩洛尼基處決兩萬多名無辜平民之前，艾希曼曾與格羅布克談判，但由於聯邦情報局的介入，此案很快被駁回。此外，格羅布克的戰時檔案被列為機密，不允許向公眾公布。
與美國和西德政府對格羅布克的保護不同，東德政府在政治局和國家安全部的領導下，於20世紀60年代初進行了大規模調查，證明格羅布克是納粹種族歧視法案和迫害猶太人的策動者和組織者，並與大屠殺的主要執行者艾希曼有聯系。
1963年7月，東德最高法院院長海因裏希·托普利茲(Heinrich Toeplitz)主持了對格羅布克的缺席審判，最終認定格羅布克犯有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判處無期徒刑。審判雖然有實際效果，但宣告了東德政府和西德政府的對立。
因為冷戰，西德的去納粹主義虎頭蛇尾，不徹底。大量前納粹分子被輕判、減刑甚至無罪釋放，許多人逃往南美國家。以色列建國後，成立於1949的以色列軍事情報機構“摩薩德”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追捕前納粹分子，並於1962年將阿道夫·艾希曼從阿根廷綁架到以色列受審，堪稱傑作。
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烏克蘭出生的猶太人，曾被關押在12集中營，在戰爭中幸存。作為大屠殺的少數幸存者，維森塔爾開始了對納粹戰犯的不懈追捕。1947年，他在維也納建立了猶太文獻中心，維森塔爾追尋前納粹，從未放棄。他跟蹤調查了6000多起納粹案件，將1，654，38+0，000多名戰犯繩之以法。正是他追蹤到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藏身之處，並告知摩薩德有罪的劊子手落入法網。
與魔鬼共舞:陪他下地獄。
自古亂世出各種“英雄”:英雄、梟雄、奸夫...摩西、漢尼拔、凱撒、秦始皇、劉邦、項羽、曹操、李世民、成吉思汗、趙匡胤、拿破侖、斯大林、希特勒、丘吉爾...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中的壹些人被載入史冊，而另壹些人則永垂不朽。他們是國家命運的主人，也是歷史的書寫者。
歷史絕不是偶然的。在某個時刻，必然會出現決定歷史的特殊人物: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秦始皇滅六國，成吉思汗指揮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大陸，希特勒幻想優越的德意誌人統壹歐洲...對於壹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是福是禍都是註定的。這些主宰歷史的人是來自天堂的使者——也許是天使，也許是惡魔。他們帶著使命來到這個世界，並全力以赴去完成他們的使命:繁榮或毀滅。
希特勒與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合影。
具體到希特勒，他早年就是壹個典型的失敗者，在社會邊緣漂泊，沒有尊嚴。這就是他人格扭曲，厭惡社會的原因。他把對社會的仇恨指向他認為的“劣等民族”和“有缺陷的人”。他那個時代德國多事之秋，人心渙散。這個帶著使命而來的“地獄使者”，將自己的理論系統化為《我的奮鬥》，並成立納粹黨實施。
由於特定的國內和國際條件，希特勒能夠將他的“鬥爭”付諸實踐。舉個例子，如果說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是病變細胞，那麽德國社會和德國人就是他的寄生宿主，而英法等國沒有在前期及時清除病變細胞，而是讓其吸收養分，促進其生長擴散，最終成為致命的毒瘤。
在國際社會上，剛經歷壹戰和大蕭條，英法國力下降，無力顧及他人。他們的主流政客壹廂情願地認為犧牲小國的利益可以帶來自己的安全與和平。結果養虎為患，給自己和世界都帶來災難。新成立的蘇聯無法與西方世界建立正常的同盟關系，也無法抵抗納粹德國的崛起。大洋彼岸的美國出於自身利益，不願意插手歐洲事務。結果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在國際社會上不受限制，可以為所欲為，公然踐踏國際公約，用各種手段占領別國領土，最後挑起世界大戰。
在德國，希特勒以自己創立的納粹黨為資本，在政治上逼退其他政黨。最後，他用“國會縱火”這種卑劣的手段清洗德國* * *產黨，使德國議會成為納粹黨的國會，納粹主義通過立法成為德國的法律，德國進入納粹專制時代。希特勒無情地清理和鎮壓納粹主義的懷疑者。
希特勒在1933成為“帝國首相”後，接連罷免了壹批不支持納粹主義的市長。首批被解職的市長包括時任科隆市長的康拉德·赫爾曼·阿登納(Konrad Hermann Adenauer)，他後來被選為戰後聯邦德國的首任總理。生性多疑的希特勒對他的追隨者毫不留情。
65438年6月30日至0934年7月2日，希特勒親自指揮黨衛軍和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在德國全境對納粹黨進行政治整肅(史稱“長刀之夜”)，逮捕了數千名涉嫌不忠的人，處決了數百人，其中包括早期與希特勒並肩作戰的納粹應急部隊首領羅姆。
經過政治清洗，希特勒牢牢控制了黨衛軍和國防軍，確保了自己的政治安全。
對於德國人民，希特勒、戈培爾等人極盡蠱惑煽動之能事，不遺余力地給人民洗腦。雖然希特勒的文化水平極其有限，但他擅長演講，滔滔不絕的現成演講，加上與眾不同的肢體語言，為他帶來了不少粉絲。當時留下了大量希特勒演講的視聽資料，幾乎都是空洞華麗的。
單就演講能力而言，在性格內向、不善言辭的德國人中，希特勒可謂是壹位傑出的領袖。納粹黨成立的第四年——1924，希特勒得到了壹個“天才宣傳家”，後來成為納粹理論的權威，黨內第二號人物。他是保羅·約瑟夫·戈培爾。這位來自海德堡大學的哲學博士長期擔任納粹國家教育宣傳部長，是德國納粹主義的主要推動者。1933年成為納粹宣傳部長。兩次雨後，他開始在大學裏焚燒非德籍思想家和作家的書籍，開始系統地清洗文化界和知識界。
除了控制德國的思想文化教育，戈培爾對德國民眾的洗腦也功不可沒。他權威的理論解釋配合希特勒的即興演講，成功迷惑和控制了大部分德國民眾。
納粹理論的權威戈培爾:“如果妳大範圍地說壹個謊言，並不斷重復，人們最終會開始相信它。在謊言被相信的期間，國家可以屏蔽人們對謊言帶來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後果的認識。”
對於“洗腦”，戈培爾總結了壹套理論:“如果妳的謊言足夠廣，反復出現，人們最終會開始相信。在謊言被相信的期間，國家可以屏蔽人們對謊言帶來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後果的認識。”可見，戈培爾明知納粹理論是謊言，但通過不懈的、全方位的洗腦，謊言會被人相信，從而達到特定的目的。
為了實踐他的“謊言效應”，戈培爾成立了德國文化協會，並強迫媒體從業者加入。通過收購、控股、清洗、審查、停刊等手段，全面控制德國媒體。向媒體發布日常指令，所有報刊必須與指令壹致，否則將被強制停刊。戈培爾還通過強迫集體收聽納粹廣播來控制人民，所有公共場所必須配備收音機，收聽外國電臺受到嚴厲懲罰。
雖然德國人民是納粹暴政的受害者，但他們並不無辜。雖然納粹用各種流氓手段和暴力手段消滅其他政黨，但還是被德國人民投票選進了議會。在納粹德國後期，也發生過幾次叛亂，比如“白玫瑰”和斯陶芬堡。然而，在12的黑暗統治時代，大多數時候，大多數德國人對納粹是認可和接受的，或者是沈默的。可以說，當時的德國人民是納粹瘋狂、集權、專制、亡國、禍害全世界的幫兇，他們的國破家亡也是他們應有的報應。
如果-歷史是冷的，沒有假設。但是，我們不妨假設壹下，如果1921在1933年成立並上臺，希特勒的壹系列擴張，尤其是種族主義措施和暴力行動，都受到了魏瑪政府和法律的有效制約和懲罰。如果得不到勇克地主和工商界的支持，如果德國人質疑特勒的煽動，不認同納粹理論，反對各種非法的納粹暴行，他們就會投票給納粹黨。
如果德國人民不接受、不配合甚至抵制納粹上臺後推行的各種專制集權統治和種族清洗政策，納粹統治還能在德國順利運行嗎？毫無疑問，沈默的大多數德國人是納粹的受害者和幫兇。《白玫瑰》的主人公索菲·紹爾總結得很好:“畢竟有些人想成為先鋒，因為我們寫的、說的東西被很多人認可，但他們不敢像我們壹樣表達出來。”
上帝發了壹場大洪水，懲罰鼓吹暴行、墮落的亞當後代。納粹時代與魔鬼共舞的德國人民受到了上帝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