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營造學社的成立有其歷史根源。臺北的李潤海(《中國建築史》新版作者)說:“中國建築學會的出現是當時“國學”思潮的反映,也適應了當時流行的“中國固有形態”的建築設計的實踐要求。到了清朝末年,中國積弱已久。面對強勢文化的壓力和欺淩,中華民族從自身文化中尋求出路成為必然。中國古建築是我們民族的國粹,對其進行全面的珍惜和研究是必然的選擇。
在中國營造學社存在的15年間,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闞鐸、梁啟雄、單士元、陳中池、王必文以及該社的壹大批同仁,先後對15個省的220多個縣的歷史遺產進行了調查,勘察、測量、拍攝了2000多座建築。在文獻和古籍整理方面,他們研究了浩如煙海的古籍的來源,對中國建築從古代到明清的歷史發展有了清晰的認識,為以後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5大規模的田野調查和文獻典籍整理,真是中國建築史界的壹大幸事。很多我們現在看不到的古建築實物,當時都是以搶救的方式記錄下來的。這些偉大的成果被收錄在《中國建築學會會刊》中,成為我們永恒的財富,也為學會及其後續學術界踐行“研究中國固有建築技術,助力未來新建築創作”的宗旨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保障。
抗戰勝利前後,學會工作人員陸續離開,經費來源枯竭。在朱啟鈐會長的不情願下,學會於1946解散,學會的資料分發給清華大學建築系和文物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