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感傷之地：十八世紀詩歌中的中國形象以上我們又把中國作為異國，追求其身上的異國情調這個角度，循著十八世紀思想史的脈絡，分析了帶異國情調的小說。我們知道，德國更是個壹個詩的王國，十八世紀又是德語詩人輩出、傑出詩人林立的年代。那麽，當時的詩歌中是不是還有有關中國的描寫呢？當然會有。雖然我們並不否認，約斯特教授所說的有其道理：十八世紀是"壹個帶異國情調的小說和哲理性異國情調作品興起的時代。
十九世紀則是帶異國情調的詩歌興起的時代"。具體到德國文學中，也就是說，十八世紀德國詩歌中的異國形象（包括作為異國的中國形象）相對而言還不多見，對這壹形象的描繪也不成熟，但這絕不意味著沒有有關中國的描寫。戈特利布?康拉德?普菲費爾普菲費爾（GottliebKonrad Pfeiffer，1736?1809），是壹位來自阿爾薩斯的寓言詩人和敘事詩人，擅長寫作道德故事，有點類似於寫道德小說出名的賽肯多夫賽肯多夫。
他所創作的《寓言和故事集》（Fabeln undErz?hlungen）充滿了東方色彩和異國情調，收有不少關於中國的詩篇，宣揚的多半是儒家的孝悌倫常觀念，強調的是其教化作用。因此，有關中國的描寫多基於中國的道德故事和倫理格言，並由此鋪敘成章，如中國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生兒強似父"等，借景發揮乃至借題發揮的色彩很濃，說教性遠遠勝於藝術性。
《開福》（Kiefuen）是其中的壹首敘事詩，講述的是壹個官員的兒子甘願替有罪的父親受刑，而請求皇帝恩準的故事：君主自己無所不為，壹位官員因犯偷竊而被賜死。開福，這位官員的公子，跪倒在君主王冠之前。替父求饒壹命，說："我知道，他罪該萬死。妳必須依法治罪於他，求妳賜我壹箭，讓他活著。"君主回答說："我滿足妳要求。"人們把他推上斷頭臺。
年輕人拼命地吻著君主的手，縱身赴刑。住手，君主歡叫壹聲，我還妳父親和祖國。他吻了吻他，把自己的項鏈戴上英雄的脖子。他面有愧色地抓住君主的皇袍。主公，免去我這回憶，要不，它天天讓我想起家父曾罪行累累。
孝子與賢君，倫理與政治，在普菲費爾普菲費爾筆下完全融為壹體，這符合中國古代家國同構的觀念，更切合十八世紀德國情理壹體的思想。但在普菲費爾普菲費爾看來，祖國最終高於壹切，也代表壹切，作為個體，我們唯有歸附國家，才能自立立人，大有作為。這分明是在借中國古代忠孝主題替西方市民階級的國家觀念做宣傳和辯護。同類的詩還有幾首，內容要麽由父子關系轉向母女關系，要麽轉向兄弟手足關系，但基本精神基本沒有什麽變化。
比如《兄弟?壹則中國傳說》（Die Br?der，eine Chinesische Sage），講述的是壹對兄弟為了母親甘願赴湯蹈火的感人故事。這首敘事詩的內容較長，這裏不作引錄。我們不妨就另外兩首詩進行分析。先看《胡林》（Hulien）：在中國，深夜裏，壹位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年輕人叫胡林他靜靜地躺在蘆席上，發現強盜旁若無人地爬進他的房間，他機智聰明，緊貼著枕頭壹動不動死死地閉著眼睛裝著壹無所覺，以蒙騙強盜。
強盜把臟手伸向空空地立在角落裏的那口釉制大鍋。他懇求地說道，放下吧，可憐的人，放下吧。我明天還要用這口鍋為家母做早餐。強盜顫抖著說，放心地睡吧，這樣的兒子我不偷，他把所有贓物都放了下來，抹去臉上的眼淚，從此改邪歸正，不再偷盜。
就內容而言，《胡林》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了，甚至說講述的是壹個老掉牙的故事；而就教育技巧而言，《胡林》同樣也不高妙。但是，對於並不熟悉中國傳統文化和教育思想的普菲費爾普菲費爾來說，寫作這樣壹首詩自然是有其用意的。在連《好逑傳》這樣壹部不入流的作品都被"炒"得紅極壹時的十八世紀，普菲費爾普菲費爾不分良莠，信手拈來壹則中國傳說，肆意發揮應用，自然不足為奇。
我們只要知道他是在利用中國申述自己的道德觀念和文化意識就足夠了。不過，普菲費爾普菲費爾並沒有放棄利用詩歌創作做出各種價值判斷的權利，對於中國傳統中的壹些陳腐道德，他也不無諷刺和批判，如《母親和女兒》（Mutter und Tochter）壹詩。
從外表上看普菲費爾普菲費爾說的都是中國故事，但他內心想表現的和作品內層隱藏著的卻是德國意誌。那麽，這種德國意誌具體反映在哪些地方呢？瑞士學者常安爾認為，這主要反映在貫穿於這幾首詩中的道德淚水裏，而其歷史源泉就是"感傷主義"（Empfindsamkeit）。這樣認為是有其道理和邏輯的，因為同樣正如常安爾指出的，普菲費爾普菲費爾師承了蓋勒特（Christian F.Gellert，1715?1769）的"傷感敘事"和"諷刺風格"。
但是，常安爾忽視了這兩位作家之間所存在的另壹種師承關系，即在啟蒙理性概念上的繼承關系和發展關系。我們應該註意到，盡管蓋勒特的寓言和宗教歌曲創作成就甚高，其作品也富於感傷主義色彩，但他主要還是壹位啟蒙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是宣傳理性，勸人棄惡從善。他相信啟蒙和理性能使人類走向進步。
而從我們所引入的幾首詩中，就不難見出，普菲費爾普菲費爾也持有這樣壹種啟蒙觀念，只是他把中國的道德觀念視為成熟了的樣本加以模仿和利用。因此，我們認為，普菲費爾普菲費爾的德國意誌表現在作品中的道德淚水上，但這種道德淚水並不僅僅是感傷沖動的結果，更是理性作用的結晶。
普菲費爾普菲費爾對中國雖不是壹無所知，但也是所知甚少。真正在中國身上用功匪淺，且完全浸潤在"感傷主義"當中的是翁策爾。翁策爾是壹位地地道道的感傷詩人，恐怕正是由於他感傷色彩太重，才致使他英年早逝。也正是這位年輕的感傷詩人把"中國風尚"至少是德國的"中國風尚"推到了高潮，中國形象在他筆下也整個地走向"感傷化""內心化"和"雕鑿化"。
1773年，翁策爾在《哥廷根繆斯年鑒》（Gottinger Musenalmanach）上發表了長篇悼亡詩《武侯墓旁的武帝》（Vou-ti bey Tsin nasGrabe）和壹首以中國為題材的十四行詩《周?壹首中國十四行詩》（Tscheou，einchinesisches Sonett）。《武後墓旁的武帝》取材於杜哈德的《中國縣誌》，講述的是漢武帝痛失愛妃的故事，但是，翁策爾對杜哈德作品中的故事做了調整和改動。
據載，武帝痛失愛妃之後，本來是求道信術，求得長生不老，並寄希望於道士能讓其愛妃起死回生，到了翁策爾的筆下，故事卻變成了武帝親自到愛妃墓旁悼亡，並憎恨道士方相，轉而祈求自己能早日奔赴黃泉，與愛妃團圓。由此可見，悼亡的重點由求同生而變成了願***死，翁策爾敢於把皇帝拉下神壇，把他塑造成壹個有著七情六欲的人，強調他對真情實意的追求，說明這首悼亡詩在基調上還是啟蒙精神的體現，起碼是用西方當時的君主觀念來圖解漢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