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範傳》北宋 王安石《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啟其衷者。故箕子以為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壹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壹為《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壹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壹，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壹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鯀之“汩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壹理。吾之所為，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為。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騭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征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壹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為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葉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掞、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征。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己，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余。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征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掞、明、念、向、威，各以壹字該壹疇之義，下文不過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壹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為肅，為掞，為哲，為謀，為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為狂，為僣，為豫，為急，為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為之飲食，為之貨賄，為之祭報，為之居室，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於斬伐鹹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日、月、星辰之數協歷之數。治歷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壹身，固斯世之取則。既為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向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乿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掞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群言並興，將誰適從？此蔔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況人主為天地之心，壹念之善，喜見於天，而和氣應之；壹念之惡，謫見於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己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為應者以驗之。雨、昫、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為肅、掞、哲、謀、聖之應；雨、昫、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為狂、僣、豫、急、蒙之應。驗之為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為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向用五福”，向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兇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向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兇荒夭劄者，此向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為之下，因其上而為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為之，因其稼穡而為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掞。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兇，驗於庶征則得雨、昫、燠、寒、風之時，向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為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壹篇，不過“水曰潤下”之壹語，而箕子以為彜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即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作掞，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壹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即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為黷。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歷數之壹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為之政，仰觀天運而為之紀，以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最重，故胤征以“俶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為近乎蔔祝之間也。皇極壹疇言錫福，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微者也。福者，天下之所***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效，顛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為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斂眾福以敷錫於民也。庶民得於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於其有為、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於極而不罹於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於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又於其有能者，與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於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為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壹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明以建極為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為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即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隨世而為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壹代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沈潛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強弗友”、“燮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沈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於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蔔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發之爽，故蔔筮必可信，而禹以為治天下之壹疇。“擇建立蔔筮人”而命之蔔筮，蓋其重也如此。蔔之體色墨拆，有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縢》“蔔三龜”，《大誥》“朕蔔並吉”，《士喪禮》蔔葬。蔔者三人，古者蔔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於壹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蓋蔔、筮兼舉，而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蔔，晉侯得阪泉之兆，趙鞅遇水蒨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蔔稽如臺，夢協朕蔔，蔔河朔黎水，子得吉蔔，“蔔筮不相襲”是也。龜筮***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恤。夫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蓍龜之理微矣。雨、昫、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系於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所謂時也。極備極無，所謂恒也。雨、昫、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為休之征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為雨，掞之必為昫，哲之必為燠，謀之必為寒，聖之必為風者，不可得也。雨、昫、燠、寒、風之恒不同，其為咎之征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為雨，僣之必為昫，豫之必為燠，急之必為寒，蒙之必為風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析之，所以流為災異之學。庶征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為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月，散月於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於月而歲不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谷之所以成，掞之所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為治之征也。日、月、歲、時既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谷之所以不成，掞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為亂之征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系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風雨以其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此所以為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昔王荊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為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廢者，因頗折衷之，復為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為深切，古今註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