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人兼學者的眼光研究杜甫的聞壹多於杜多有發明，他的《杜甫》既以堅實的舊學作其依托，又有新眼光、新方法及新文藝的感染力，他的《少陵先生年譜會箋》更是“把眼光註射於當時的多種文化形態，這種提挈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是我國年譜學的壹種創新，也為歷史人物研究作出了新的開拓。”(2)後來由其學生鄭臨川整理發表的《聞壹多說唐詩》中記述了聞壹多對杜甫這樣的看法：兩漢時期文人有良心而沒文學，魏晉六朝時期有文學而沒良心，杜甫則二者兼備，有良心也有文學。可謂灼見!朱自清《詩多義舉例》以多義分析的方法評析杜詩，能夠解決由毛公《詩傳》而來的“比興派”與由南宋而來的“評點派”方法難以解決的問題，應引起註杜解杜者足夠的重視。
(二)時代召喚杜甫
三四十年代是民族災難尤為深重的時期，杜詩的民族意識感召著人們，戰爭促使人們去體驗杜詩的精神。如馮至《杜甫與我們的時代》指出身受戰爭之苦的人們讀“三吏”、“三別”之類作品，感到句句真實，並說《悲陳陶》、《悲青阪》、《春望》等“正是淪陷區裏人民的血淚”，“我們讀這些名詩與名句，覺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並且好像也是我們現代人民的喉舌”(1)。錢來蘇《關於杜甫》認為杜甫的“詩總是喚起朝野的人們趕快的把胡寇逐出中國去。他的詩集裏表現民族氣節，民族意識的作品，是很多的”(1)。同壹《解放日報》上刊載了煥南的《案頭雜記》，亦稱杜甫“有極崇高的人格，也就鍛煉出他極偉大的作品”。翦伯贊《杜甫研究》壹方面認為“杜甫的詩是詩也是史，是壹部用詩歌體裁寫出來的天寶前後的唐代歷史。”壹方面認為“杜甫不僅為自己的窮愁抑郁而哭叫，也為貧苦大眾，為變局的時代而哭叫……壹直到現在，尚能震蕩讀者的心弦”(1)。李廣田《杜甫的創作態度》以為杜甫的“創作態度”是“為人生”的，其創作對象是“那時代的大多數人的生活”(1)。對杜甫的思想研究，由於時代的刺激，多側重其儒家思想的探討。如黃芝岡《論杜甫詩的儒家精神》將“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視為杜甫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杜甫以稷契為心，實是他軫念民生疾苦的出發點”，也是儒家精神的實踐及杜以稷契自比的真切的解答(1)。墨僧《杜工部的社會思想》認為杜甫有“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思想：“與其說他是個詩人，毋寧說他是個社會思想家”。
這時期出現的抑李揚杜現象也是“時代使然”(動亂的時代更需要杜甫)。如胡小石《李杜詩之比較》肯定李杜以“特立精神”“推翻時尚”的貢獻。而在詩歌創作上，李白是壹個“復古派的健將”，杜甫則“是詩國中壹位狂熱的革命家”(1)。由毓渺《杜甫及其詩歌的研究》認為杜詩反映的是平民思想，李詩反映的則是貴族思想。上舉墨僧之文則側重李杜人生觀相異的考察：“李是出發於個人主義的……杜甫則近於社會主義”，“專門關心他人的苦樂。”傅庚生《評李杜詩》以感情、思想、想像、形式的主次關系，真、善、美的渾同如壹作為評論李杜的“客觀標準”，其結果是：“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遜似二三分。”原因在於“生活態度的不同”，這直接導致了杜李詩風——“沈郁”與“豁達”的差異(1)。
另外，這壹時期杜甫詩論批評已上升到理論階段。郭紹虞《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以為老社“壹生詩學所詣，與論詩主旨所在，悉萃於是，非可以偶而遊戲視之”，進而從前人論述中總結出少陵自況、主旨在告誡後生、少陵論詩談藝之作、不盡論詩亦論文諸說，探討了少陵論詩以“轉益多師”為宗旨，多次強調“清新”與“老成”的互動關系(1)。羅庸《少陵詩論》理出杜詩中論詩和涉及詩的189條，論證了“神”與“興”的關系，“神”的質素是“性情”。進而論述了“動趣”與“虛靜”、“清新”與“老成”、意氣與理趣、法度與佳句的關系(1)。與羅文相類似，金啟華《杜甫詩論》論述了杜甫的“學詩綱領”、作詩“原於有神”、論詩亦有指歸等問題(1)。杜詩資料考據亦有新收獲。洪業《杜詩引得序》是壹篇較系統、較全面的杜詩源流考證、註本評介的長篇論文。洪氏以富贍的資料與所見版本為主要依據，詳細考辨了杜集由成書到註釋、評點、批選的發展過程及諸本間的源流關系，並對自宋至清的數十種杜詩註本作了言簡意賅的評價，幾成壹部杜詩學簡史。程會昌(千帆)《杜詩偽書考》對署名王洙《杜工部集註》、蘇軾《東坡杜詩事實》、黃庭堅《杜詩箋》、虞集《杜詩律註》、杜舉《杜陵詩律》進行了詳細考辨，征引了不少頗具說服力的新材料(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