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唐代詩人白居易提出來的，是白居易關於詩歌創作的理論。從字面意思來看，在進行文章寫作的時候，壹定要符合時事，符合當前的社會現狀，而詩歌的創作要基於現實情況。此句出自白居易的《與元九》，當時他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希望廣大的文人墨客寫作要基於現實。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1-2]?，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3]?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壹。白居易與元稹***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封馮翊縣侯?[45]?。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壹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誌，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
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也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