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年”的困頓，孕育了杜甫思想變化的種子；“安史之亂中的流亡生活”則使得杜甫有機會接觸下層社會，豐富了自己的愛國思想和同情人民的感情。杜詩中反復呈現的兩種感情旋律：壹、無論“慨世”還是“慨身”，杜甫個人的喜怒哀樂總是與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通；二、杜甫無論遭遇多少挫折與艱難，始終不放棄對生活的承擔與執著的意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