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文化從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興起，在距今2500前的東周時期，由於巴文化的興起，逐漸融匯為巴蜀文化，擴大為巴蜀大文化體。至秦漢時期，巴蜀文化又逐漸融匯入中華文化之中。
遠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經產生了作為蜀文化源頭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寶墩文化”。寶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時期的考古文化，寶墩遺址既是這壹時期成都平原時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將跨進文明門檻的歷史見證。
舉世聞名的廣漢三星堆古城遺址，是目前面積最大的蜀文化遺址。三星堆遺址的發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鳥頭形勺等器形為代表的這類文化遺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體系的壹支新文化。”從而證明，遠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壹支與中原文化有別的、地方特色濃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
古蜀文化是壹個影響範圍較為寬廣的地域文化，它是由壹個“中心”、四個“板塊”構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橋）為中心，並由成都平原、漢中盆地、秦嶺地區和蝸江上遊四個部所組成，它在江漢與二裏頭夏文化相遇，在陜南與商文化相遇，在渭濱與周文化相遇。
古蜀先民創造了光燦奪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時期的代表。2000多年前修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發揮著灌溉成都平原的巨大作用，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是僅有的奇跡。而色彩艷麗的蜀繡蜀錦、“壹菜壹格，百菜百味”的川菜、清幽閑適的茶文化等都是古蜀文化的具像表現，有些還被視為中國文化的象征。
[蜀文化淵源]
蜀文化從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興起，在距今2500前的東周時期，由於巴文化的興起，逐漸融匯為巴蜀文化，擴大為巴蜀大文化體。至秦漢時期，巴蜀文化又逐漸融匯入中華文化之中。
遠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經產生了作為蜀文化源頭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 ——“寶墩文化”。寶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時期的考古文化，寶墩遺址既是這壹時期成都平原時 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將跨進文明門檻的歷史見證。
舉世聞名的廣漢三星堆古城遺址，是目前面積最大的蜀文化遺址。三星堆遺址的發掘表 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鳥頭形勺等器形為代表的這類文化遺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體系 的壹支新文化。”從而證明，遠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壹支與中原文化有別的、地方特色 濃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
古蜀文化是壹個影響範圍較為寬廣的地域文化，它是由壹個“中心”、四個“板塊”構 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橋）為中心，並由成都平原、漢中盆地、秦嶺地區和蝸江上 遊四個部所組成，它在江漢與二裏頭夏文化相遇，在陜南與商文化相遇，在渭濱與周文化相遇 。
古蜀先民創造了光燦奪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時期的代表。2000多年前修 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發揮著灌溉成都平原的巨大作用，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是僅有 的奇跡。而色彩艷麗的蜀繡蜀錦、“壹菜壹格，百菜百味”的川菜、清幽閑適的茶文化等都是 古蜀文化的具像表現，有些還被視為中國文化的象征。
群星建言蜀文化
本報訊 謝芳、張鐵林、姜昆……壹撥在熒屏上常見的明星,昨(29)日齊現“影視戲劇藝術家書畫展學術研討會”。然而,無論是談笑風生的姜昆還是優雅出眾的謝芳,都脫離了他們的老本行影視,轉而談起了書畫藝術。
話題是從張鐵林的寫生日記《成都茶館》說開的。作為專業書法家的曾來德首先肯定了影視人介入書畫領域:“演藝造就了明星,‘明星效應’對書畫的傳承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北京大學教授王嶽川也認為,書畫與影視都屬於藝術範疇,彼此能夠互相滲透。
張鐵林認為,檢驗藝術作品水平的高低,標準是市場,“裁判員”是觀眾。《成都茶館》就是張鐵林80年代在成都拍電影時的“日記”,而記日記習慣,已隨他30多年了,有所不同的是,這壹時期,他壹改鋼筆為毛筆。既贏得了市場的認可,又得到了觀眾的好評。《成都茶館》把與會者的話題引到了成都的文化內涵上。來自北京的與會專家眾口壹詞:有深厚的蜀中文化積澱的成都,不僅要有承傳意識,更需要在今天增加內涵,成都遍地都是文化,滿街都是故事,三星堆、金沙遺址等,我們應當利用這些文化財富,打造現代成都文化,要海納百川,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等方式,讓開放的成都引進更多文化意識與藝術成果,註入新激情,體現時代節奏。王嶽川教授以關註家鄉的飽滿激情,提出了關註生態文化發展與人文精神發展的中肯意見。
論都江堰與蜀文化的關系
都江堰創建於兩千二百多年前，至今不衰，是壹重要水利工程與珍貴文物的結合體。都江堰創建之時，正是蜀文化繼續發展之時。蜀文化中的水利科學、宗教意識、神話傳說，在都江堰身上都有反映。通過對都江堰的研究，我們可進壹步認識蜀文化的內涵。
壹、李冰建堰時對蜀神的借助
根據文獻記載、考古發掘資料的映證，李冰在帶領蜀人創建都江堰時，曾大力借助於蜀文化中的宗教意識、神話傳說，來號召、組織、鼓勵蜀人，來指導水利建設。下面即將談到的都江堰工程布局指導思想、壹系列的鎮水石神，都是其內容之壹。這裏先看在創建都江堰之初，李冰是怎樣利用蜀神的。
《蜀王本紀》說："李冰以秦時為蜀守，謂汶山為天彭閥，號曰天彭門，雲亡者悉過其中，鬼神精靈數見。”①《華陽國誌·蜀誌》載此事詳而完整，曰"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為天彭門，乃至湔氐縣，見兩山對如閥，因號天彭閥。仿佛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 璧沈濆。漢興，數使使者祭之。"李冰在修建都江堰之前，在勘察堰址時，首先宣稱他"仿佛若見神"，接著在江邊建立廟祀三所，隆重祭祀蜀人信奉的有關神靈。天彭，是古蜀方言，最早或是古蜀人壹支、或數支的部落之名，在他們的居住處逐漸出現天彭之稱，今灌縣、彭縣、汶山、松潘等地皆有叫"天彭"之地。汶山，又叫蜀山、瀆山。包括整個岷山山脈在內，都江堰渠首附近的湔山（唐代以後又名玉壘山）也在其範圍之內。湔氐，今灌縣、彭縣西部地區②，此指令都江堰渠首附近。李冰在江邊立把祭祀之事，曾有人表示懷疑，把它列入神話範疇。此事雖有壹些神秘色彩，但在當時確屬事實，確曾發生。《史記。封禪書》載秦並天下之後，令負責祭祀的官員，將各地所信奉所祭祀的、並有利於秦統壹的名山、大川之鬼神編排為序，上奏朝廷，統壹規定祭祀級別和祭禮。當時全國四十六郡，經朝廷議定通過的，只有十八座，蜀郡就占了二座："瀆山，蜀之汶山；江水，祠蜀。"
古代蜀文化屬"西南夷"文化範疇，大量考古、民族資料證明，早期西南夷文化中的祭祀，都是野祭（即設祭神於野外叢林之中、墳墓之旁、山洞之中，而不廟祭。蜀王開明九世吸取了秦文化的因素，設"青、赤、黑、黃、白帝"五廟③，僅限於宗廟，未及山川鬼神。《封禪書》所載瀆山、江水二祠，顯為秦人所立；並從他們能夠順利地得到中央政府承認這壹點看，當為宮府所立。從文獻記載看，在秦統治蜀地期間，僅李冰時立祀三所，可進壹步認為瀆山、江水二祠皆是李冰所立。瀆山祠，祭汶山山神，具體位置已不可確考；從當時的形勢看，我們認為都江堰渠首以上不遠的岷山山脈上，即在湔山上。江水祠，又叫江瀆祠，據唐李泰《括地誌》等文獻，在成都縣南八裏，具體位置在當時的流江（檢江）岸邊；該廟至明清仍存，歷代多有記錄，據說毀於民國初年。李冰所立江神，本是男身，這從他歲取民女二人和李冰欲嫁女與他的傳說，便可看出；但到後來，江神竟變成了女身，亦是趣活。李冰立的另壹祀，我們認為是望帝祀，祭蜀王杜宇，在今灌縣二王廟處，《灌縣鄉士誌》說：西路古有望帝祠，舊址在今崇德廟（即今二王廟）；齊建武時（494壹497）益州刺史劉季連移望帝祠於郫，原祠改祀李公，相傳至今。《岷陽古帝墓祠後誌》也說：蜀人祀李冰，考其遺跡，灌口之李冰廟即杜宇之故址，齊建武中自灌徙郫。
李冰祭三祠，用中原祭禮的最高級別，祭用三牲（羊豬牛）。矽璧沈濆，濆為為古蜀方言，指大漩渦①，巫師在祭祀儀式和舞蹈後，將手中的神器窪璧投入大漩渦之中。《說文》："靈，巫也，以玉事神。”秦《詛楚文》壹開頭便說“大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古代蜀人也以玉器為神器，在早期蜀文化的中心地之壹—廣漢，曾出土大量玉器⑤，我們認為其中不乏巫師使用的神器。
李冰同時立三祠祭蜀神，其規模、其氣魄、其影響，顯然都很大。李冰的這些作法，有何目的、有何功能呢？首先，這是欲向蜀人說明他與神有特殊關系，他能"仿佛若見"他們，甚至欲說明他就是神（這在他與水神相鬥的傳說中表現得更清楚）。其顯示功能，是說明他尊重蜀人的山神、水神、祖宗，並試圖爭取這些神靈對他的支持。其潛隱功能，則是向蜀人表現他與蜀神之間的諧合，說明建堰已得了蜀神的許可；既然他與蜀神已取得了妥協，壹般百姓就更應支持。這種儀式，還具有在蜀人心目中改變李冰身份的功能。本來，李冰是壹個外來統治者，是秦國勢力統治蜀土、秦文化統冶蜀文化的代表，但通過大祭蜀神，使蜀人意識到李冰已接受了蜀文化，由秦國派未的統治者，轉變成了自己認可的首領。單獨看，是否要設這麽多蜀祠，是否要舉行這麽隆重的祭禮，是否要采用這麽高的級別，似乎都是小問題；然而把它放在秦在巴蜀的整個統治大業中看，把它放在建堰大業中看，就會發現它具有協調科學與土著宗教的關系，借神力統治蜀人、借神力號召、組織大家建堰的整合功能。李冰這些帶有巫術性質的作法，與蜀人的傳統巫術、原始宗教都相符，易為蜀人接受。
二、都江堰的建堰民族
要認識都江堰的文化內涵，首先必須搞清都江堰的建堰民族。
蜀地本屬“西南夷"，故張儀說蜀國是"戎翟之長"①。秦、西漢時期，包括成都平原在內的整個蜀地居民，以土著民族為主，外來移民只是極少數。近年在成都、郫縣、新都、雙流、廣漢、綿陽等地發現的大量船棺、大量典型的蜀文物，以及在成都十二橋發現的幹欄建築等，都證明了土著在蜀地的廣泛分布。在灌縣發現的東漢石棺上，有幹欄式房屋紋飾，說明灌縣在東漢還居住著大量的土著民族。西漢王褒《僮約》說他在湔氐買了壹名叫"便了"的髯奴，從他喜愛“夷蹲"、多髯和他的名字看，顯然是壹土著民族。1966年在郫縣犀浦發現壹東漢殘碑，①碑文表明當地居民普遍蓄奴；從那些奴隸的名字看，也主要是當地的土著民族。我們曾經指出，包括今灌縣、彭縣西部地區在內的湔氐道居民，主要是氐人。③漢晉時期，氐人以楊為大姓。晉張華《博物誌》卷三說："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壹名化，或曰鍛玃，同行道，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為室家……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及長，與人無異，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率旨鍛玃化之子孫，時有玃爪者也。"漢晉時期，留居平原上的氐人普遍漢化，仍以楊為大姓。《華陽國誌·蜀誌》載成都大姓有楊氏，武陽（今彭山）大姓多達七楊，什邡大姓有楊氏，郫縣有楊伯侯，新都有名士楊厚等，他們中有不少氐人的血源。從有關資料看，氐人楊氏與都江堰的關系最密。
五代著名學者杜光庭在《治水記》中說："楊磨有神術，於大皂江側決水壅田，與龍為誓者。磨輔李守，江得是名，嘉闕績也。"據《華陽國誌·蜀誌》記載，李冰曾"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水經。江水註》也有相同記載。湔堰即都江堰，"穿羊摩江"即《治水記》所說"於大皂江側決水壅田"，大皂江即岷江，江西即岷江西岸地區。根據這些記載可知，楊磨曾協助李冰治水，並重點擔負了"穿羊磨江"及"與龍為誓"兩項任務，最後為了紀念楊磨的功績，將他負責領導開鑿的人工渠命名為羊摩江。這個楊磨，從他"與龍為誓"，即《華陽國誌·蜀誌》所載"與江神要（約）：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的情況看，當為土著巫師，也是當地民族的首領之壹。從其姓氏看，應是氐人。又相傳為李冰之子的"二郎”，又稱楊二郎。明吳承恩《西遊記》說二郎廟食灌州灌江口，由"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楊君"所生；據《封神演義》，楊二郎叫楊戳。二郎的塑像，最大特征是三目，中間為縱目，這也與《華陽國誌·蜀誌》載蜀地西部有作石棺石敦的縱目人的記載相吻合，又二郎"架鷹牽犬"，“踏弩張弓"與氐人的獵人形象也相吻合。傳說中，二郎事跡甚多，最主要的是協助李冰治水。二郎當然只是壹個神化人物，剝開神話的外衣，它卻反映了當地土著民族氐人曾協助李冰治水這壹歷史事實。李冰治水時，在成都“二江”上修建的"七橋"中有"夷橋"，又稱笮橋③，也表明李冰曾調動大量土著民族參加治水活動。
三、都江堰工程中的蜀文化因素
有比較才有鑒別。把都江堰工程與古代中原地區的水利工程相比，便容易看出二者的差別。古代中原地區，在傳說中鯀的時代，治水以"塞"為主；到大禹時代，又發展為以疏導為主，實行"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鐘水豐物"，即視地勢高低，疏導川流藪澤的積水，主要目的是防洪。這在先秦時代的中原地區，壹直視為先進的治水方法，當時的壹些政治家，如周厲王時的召公、春秋鄭國的子產，還主張用這種疏導方法來統治百姓。與中原水利工程相比，都江堰工程在構思設計上、總體布局上，以及若幹具體技術上，皆獨具匠心，自樹壹幟，濃具地方文化特征。
古代蜀文化的壹個重要特征，就是重視陰陽五行學說，主張人與自然的協合統壹。漢代蜀學的集大成者楊雄曾在《太玄》第四中說：“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故不俱。"凡事不論大小曲直，都必須循其自然，都江堰工程的基本特征也正在於此。楊雄還總結道："水順則無敗，無敗故可久也。都江堰的若幹重要工程，如魚嘴、百丈堤、飛沙堰等，其特征皆是"順"水勢而非逆水或阻水。都江堰的主導思想是變水害為水利，主體布局特征是無壩分水、壅江排沙、因地制宜、自流灌溉；主要效能是綜合利用，防洪、灌溉、水運和社會用水相結合，最大特征是歷二千二百多年經久不衰。
都江堰工程中的若幹重要技術，如籠石技術、魚嘴技術、火燒崖石鑿崖技術、都江堰渠首和有關河渠上的若幹索橋建築技術，都不同於中原地區的傳統技術，具有明顯的地方風格和民族文化特征。都江堰的壹些古名，如離堆、湔堰、湔繃等，也具有地方文化特征。都江堰工程中，魚嘴、飛沙堰、離堆、“二江"彼此依存，互為制約，缺壹不可；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可以說正是陰陽五行的物莫無合、各有陰陽、彼此相生相克學說的絕妙應用。都江堰工程中講究以水排沙，壅江飛石，正是陰陽學中“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學說的具體表現。都江堰工程中，按不同季節“分四六"進水，即在汛期內江吞進四成水，枯期吞進六成水的功能，正是陰陽學中"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②的形象解釋。
都江堰工程中，壹系列鎮水石神尤為引人註意。在渠首，李冰設計了三個奇怪的水則——石人。《華陽國誌·蜀誌》說："李冰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約：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這三個石人，分立於岷江、內江、外江三江交叉口，實際上是三個水則，可觀察、測定水位。當時我國古代度量衡早已發展成熟，若直接刻標尺幹崖邊，既簡單省事，又便於觀察，李冰為何去簡就繁，改用石人呢？
李冰還在渠首埋石馬，作為“深淘灘”的標準。宋《堤堰誌》說："都江口舊有石馬埋灘下，凡穿淘者必以離堆石記為準，號曰水則。其下灘深二丈二尺，水則下亦深七、八尺。"這也是以石馬為水則。
在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時，李冰還下令刻了五只石犀。置幹成都和灌縣江中，《蜀王本紀》說："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壹枚在市橋下，二枚在水中，以厭（壓）水精，因曰犀牛裏。"《華陽國誌·蜀誌》所載略異，說李冰：“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名曰犀牛裏。後轉置犀中二頭：壹在府市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是也，壹在淵中。”這五條石犀實際上也是水則，同時又是鎮水石神。李冰所人的這些水則，將古代蜀中科學與神話相混合，促成了古代蜀中水利科學與宗教神話同樣延續、同步發展的局面。
石人、石馬、石犀的***同特讓，都是以石為原料，古代蜀人有崇拜大石、崖石的原始宗教意識。《華陽國誌·蜀誌》說："蠶叢氏死作石棺石樽：開明氏每王葬，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鉤，為墓誌，今石筍是也；蜀王妃死，蜀王遣五丁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這些都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蜀人的大石崇拜意識。從有關資料看，蜀人尤其認為石神可戰勝水神，當人們看見滔滔洪水卷走房屋，摧毀村莊，刮倒大樹，蕩平田野，卻於巍炸屹立的巨石、山崖莫可奈何，便相信石神能戰勝江神，能鎮住水怪。李冰之時，青銅冶煉仍很發達，冶鐵業已發展到相當水平，制陶業興盛下衰：用這些原料造像，都很有條件，如秦始皇兵馬傭坑便造了大量陶人、陶馬。李冰棄銅、鐵、陶不用，全用石造像，主要是為了適應蜀人的大石崇拜意識，另外在陰陽五行學說中也包含著更為深層的意義。
石人，早在李冰之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已出現於蜀中。近年在成都方池街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便發現壹只石人傭。在李冰之後，以石人鎮水的作法仍保留下來。近年在灌縣都江堰江中魚嘴後部，發現了東漢刻的李冰石像，銘文說當時壹批便造了"三石人"，目的是為了"珊（鎮）水萬世"，不久之後，在那裏又發現了壹具石傭。這些說明了李冰刻三石人並非新創，乃是對蜀文化的繼承和適應。
石犀、石馬，也是具有地方特征的神物。《風俗通》載李冰曾變作蒼牛，與水神相鬥。在他們相鬥的地方，世稱“鬥犀臺"，至今不變。李冰變蒼牛事不足信，但揭開神話的外衣，可看出在古蜀人的意識中，犀牛神可以戰勝水神。蜀地有關犀牛的神話頗多，如廣漢有“沈犀江"、“沈犀橋"、宜賓（戎州）有“伏犀灘"《蜀王本紀》、《秦惠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此為天牛也，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戰國時蜀文化已發展到相當高度，蜀國同楚國、中原諸國、秦國都有外交往來，絕不致於無知到如此地步。此實為秦史官捕風捉影，對蜀人的嘲諷。剝開神話的外衣，我們可以看到的事實是：蜀人以石牛為神、或為圖騰。秦、蜀以國相交，秦惠王在正式伐蜀前，為了打蜀壹個措手不及，故做友好，特制蜀神五石牛贈蜀國。正因為石牛是蜀神，蜀王才派大批人馬前去迎接。古代氐人、現代阿壩嘉絨藏民每年七月三十日都舉辦極為隆重的"牛王會”，進行鬥中比賽；古代蜀人每年祭祀李冰時，也要舉行鬥牛表演；這些也佐證了神牛為蜀神。蜀文化認為牛（犀）神可制服江神，反映了它早期受牧業文化的影響，這也是它與南方其它地區以龍為最尊水神的文化區別。李冰造石牛、石馬鎮水，也映證了前面說的他曾任用上著巫師、土著水利師（很可能也是巫師）未負責水利設計。
需要特別討論的是這些石牛、石犀的數字。我們認為，“五石牛”、"五石犀"，都反映了濃厚的陰陽五行意識。《華陽國誌·蜀誌》說：“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未有溢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開明氏尚赤崇五，在這壹段文字中已基本表現出來。這在考古資料中，也有反映。近年在新都發現的蜀王墓，腰坑中出土器物壹百八十八佯，各種器物的組合數字，主要是五件或其倍數（如十件、十五件），少數是兩件，下見其它組合數字。這顯然與當時蜀中流行的陰陽五行有密切的關系。近年在阿壩漢代石棺墓出土的陶器中，發現壹陶蓋上有朱書"赤帝"二字，正是古蜀人“尚赤"的反映。據當時七國流行的五行學說，五色、五方、五德、度數等五行關系，可互配如表。
五行關系，相生相克，互為制約。從該表中很容易看出李冰以"五石犀"鎮水怪的五行含意。石犀，質料上屬"土"；五，度數上亦屬"土"；從五行相克的關系看，土勝水，石神有鎮水的含義。這也是都江堰工程中以"三石人""二石馬"為水則的五行含意所在。同時這又與蜀人崇石的原始宗教意識相統壹。從五行相生的角度看，土生金，蜀土著氏人自視屬土，秦屬金，這就暗含著蜀該歸秦。秦惠王送"五石牛”予蜀王，正包含著這壹層政治含意。李冰造"五石犀"，則暗含著秦統治蜀地的合理性。
不過，當時蜀中的陰陽五行學說尚沒有上表那麽標準化。杜宇氏王朝（即後來的土著勢力）、開明氏王朝所奉行的陰陽五行略有個別，又互相滲透。開明氏"尚赤"，當以七為度數，但又以五為度數。究其因，其統治階層中或保留了不少杜宇氏時期的巫師及其學說；開明氏統治的民族，曾長期受杜宇氏統治，保留壹些過去的意識也在情理之中；開明氏為了統治他們，作壹些靈活的文化適應，乃勢所必然。以杜宇氏為代表的蜀士著民族，自以為居天下之中，這種意識正如壹些中原人自以為居天下之中壹樣，都是民族自我中心意識的反映，是可以理解的。呂子方先生通過對《山海經》的系統研究後，認為《海內經》是蜀國的作品，並認為《山海經》所說的“天之之中"指的是川西平原②。蒙文通先生也曾指出：《山海經》全書三個部分所說的天下之中，都與中原文化所說的天下之中迥不相同；它所指的是巴蜀、荊楚地區，或者只是巴蜀地區②。開明氏本是楚人，《蜀王本紀》稱其為"荊人鱉靈"，他們在蜀中奉行的陰陽五行學說，表現出受家鄉文化影響的痕跡。《呂氏看秋·有始》說：“西南曰朱天。"高秀註："西南，火之季也，為少陽，故曰朱天。"朱即赤，開明氏尚赤，即自以為居天下之西南。這與楚人自稱"南蠻"，大體壹致。
秦人也奉行陰陽五行學說。《吏記·封禪書》載秦襄公至獻公，先後作西峙、廓峙、密峙、上峙、下峙，祭白、青、黃、炎帝。秦水德說興起較晚，萌於秦孝公之後，成於始皇之時。秦曾把自已的水德、尚黑，度數六的五刀說強迫推行於巴郡。秦昭王時規定板楯君長每年出賦二千壹十六錢，三歲壹出義賦壹幹八百錢，百姓戶出中家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二千壹十六錢，是六的三三六倍，三三六又是六的五十六涪，壹千八百錢是六的三百借，三十鍭是六的五倍。李冰不象巴郡那樣強制推行秦人的體系，主要是尊重蜀人自已的體系。這正是他比壹般地方宮更高明之處。李冰所以奉行蜀人的思想體系，除了他認為這套思想體系確有可取之處外，主要是為了安撫蜀人、穩定民心。秦、蜀毗鄰，統治者之間曾多次通婚，③民間經濟文化廣泛交流，互有影響，又都受“西戎"氐羌文化影響極深。戰國時期，秦、蜀流行的原始宗教意識，都以陰陽五行為重要內容，彼此近似。所以，蜀人的宗教觀念能為李冰所理解，李冰的作法，能為蜀人所接受。
部分漢移民也參加了修建都江堰的行列。在李冰之前，見於文獻記載的移民，只有壹次。《華陽國誌·蜀誌》說：周郝王元年（前314年）因蜀中戎伯尚強，移秦民萬家實之。不過，從我國歷史上向邊地移民的慣例看，零星移民始終存在。他們中間壹部分必然也參加了修建都江堰。但從都江堰工程的總體布局和各個環節看，外來文化因素表現得不多。看來外來移民沒有參予總體布局設計和重大技術指導，至少沒起關鍵作用。都江堰工程中較清楚的外來文化因素，主要表現在采用了壹些當時較先進的工具上，如大量鐵質工具、馬車、牛車和船、舫船的使用方面。我們知道，秦國是最先采用鐵器的同家之壹，春秋時期已開始使用，戰國時已普遍應用到生產、生活的許多領域。牛車、馬車也發明於中原地區。在有關“西南夷"文化的大量考古資料中，根本不見馬車、牛車的影子。中原地區的船，壹般以木板制成；舫船就是並兩木船為壹體，在楚、越文化中較多。"西南夷"文化系統中的“船”，壹般都是獨木舟，見於巴蜀圖語符號、銅器紋飾、古彜文、納西文字中。蜀地的獨木舟較為有名。《淮南子·椒真訓》說：“越胯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誘註："蜀艇，壹板之舟。"上述較先進的生產工具和運輸工具，主要是通過移民帶進西蜀。正是這些較先進文化因素的傳入，為提出和建成都江堰工程帶來了可能性。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都江堰工程中雖有漢文化因素，但主要成份還是土著的蜀文化。毫無疑問，都江堰是中國文化的燦爛結晶，是中國文明的劃時代傑作；如果再細分，我們也可明確指出，都江堰是蜀文化滋潤的碩果，它凝結了蜀文化的科學技術和樸素的宗教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