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嶽尋仙不辭遠
--漫談李白的山水詩
李白壹生的大半歲月是在隱逸漫遊中度過的。他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五嶽尋仙不辭遠，壹生好入名山遊。”（《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他不慕儒家聖人，願為道教信徒，誌在求仙，跡同隱遊，所以“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然而他是壹位天才詩人，傲岸不羈，蔑視權貴，“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淩滄洲”（《江上呤》）。所以在他創作的許多驚天動地的詩歌中，也有不少山水篇章，把山水詩推向壹個新的高度，開拓了壹個新的境界。
“莊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雕龍·明詩》）。寒門庶族的劉裕當了皇帝，王謝大家的門閥受到打擊，詩人謝靈運憤憤然遨遊山水，卻體會到大自然山水之美是具體的實在的。他說：“夫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遊名山誌序》）就象人生必需衣食壹樣，大自然山水是適合人們憩息遊賞的對象和環境。在觀念上擺脫了漢代禮教化了的、魏晉玄虛化了的山水觀，他發現了浙東山水絢麗多姿的自然美，大量創作了以欣賞山水為主題的詩歌。因此，他的山水詩雖然有明顯不足，但卻使大自然山水從古來神化、禮教化而玄虛化的觀念束縛中解放出來，變為造化的藝術品，煥發光彩，供人遊賞，人化了。從此，詩中遊子增添壹類新的活動，便是宦遊；詩中隱士也多了壹種新的樂趣，便是隱遊。但南北分裂對峙，政治動蕩多變，宦遊得意者少，隱遊情真者寡，詩人胸懷不廣，誌向不高，眼界趨窄，情趣轉細。因而不論宦遊隱遊，山水詩的思想境界有限，卻使藝術表現精致纖巧，出現許多形象生動有致的觀賞名句。其代表詩人便是李白深為感佩的謝朓：“月下沈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凈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呤》）可見李白山水詩接受了謝靈運、謝朓的藝術滋養，承繼發展了大、小謝山水詩歌藝術傳統。
隨著隋代的統壹，大唐的昌盛，詩人們經歷觀望徘徊，增長著人生的樂觀，擴充著前途的展望，在宦遊中開闊眼界，在山水裏抒發激情。山水詩的思想境界逐漸高遠闊大，藝術表現由形似趨向神似，而詩裏的山水形象也從纖巧變為雄壯，從觀賞自然形態變為表現詩人自我。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抒寫朋友宦遊離別情誼，以山水起興：“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這前途的展望雖然迷茫，但胸懷開闊，情感悲壯。而在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中，這位從中原宦遊江南充當縣丞的詩人卻感到江南早春物候景色的新鮮：“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洋溢著溫暖美好的春意，流露著詩人樂觀的情緒。到了大唐鼎盛伊始，約在唐玄宗開元初，出現了王灣《次北固山下》：“潮平兩岸闊，風正壹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這位宦遊詩人的眼裏展現出壹望開闊、前景燦爛的壯美氣象，敏銳地預見到壹個光輝年代的來臨，顯示出詩人對太平昌盛的樂觀信心和舒暢情懷。所以當時文宗張說對此詩大為贊譽，“手題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殷璠《河嶽英靈集》載）。明代胡應麟則評為“形容景物，妙絕千古”，顯示了初唐與盛唐詩的“界限斬然”（《詩藪·內編》）。這是抒寫宦遊生活的山水詩的嶄新特點，是李白少年時代的詩壇所達到的壹種高度。
與此同時，出現了壹類新型隱士。他們有誌濟世而不慕榮祿，自負才智而不願科試，表現為不仕而其實不避世，並且也不拒絕做官，只是不附權勢，不受束縛。這使他們博得清高德望，隱士聲譽，實則為大名士。他們並不消極隱逸，而常常遠遊，蹤跡甚廣，交往甚眾，三教九流，貴賤不拘。他們的隱遊便與南朝大不相同，廣闊天地恰如其胸懷，清明景物正可作寄托，放聲歌唱於名山大川、五湖四海，傾訴衷情於明月清風、松間花下。開元年間的山水詩人孟浩然便是這類盛世隱士而名士的壹個代表。他雖曾歸隱鹿門山，吟唱“巖扉松徑長寂寥，唯有幽人自來去“（《夜歸鹿門歌》），但他更有慷慨的高歌：“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水天相連，波濤洶湧，正見出詩人的胸懷和氣勢。他也有親切的抒情：“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旅途客愁，從開闊天地和江水月影中得到解慰。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這位聲聞天下的孟夫子：“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贈孟浩然》）贊美他不慕榮祿、不事君王的清德風流。可見這時的隱遊山水詩也呈現嶄新特點。而比較起來，這類山水詩對李白的薰陶更為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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