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裏士多德說，詩比歷史還要真實。詩歌折射著壹個時代的風貌，也如實記錄著壹個詩人的生命狀態。
《春江花月夜》展示的是初唐宏大遼闊的氣派和詩人浩茫的宇宙意識。“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站在無涯的時空當中，個體的生命顯得渺小而卑微。“但見長江送流水”，面對浩渺的宇宙、流逝的光陰，悲涼之感油然而生。在這樣宏闊的視野和想象中，詩人和江水對話，和明月對話，以獨立的生命狀態欣賞著另外壹些完全對立的美的存在。張若虛留下的詩篇不多，為人所熟知的也只有這壹首。感嘆於這首詩精致的語言、精美的結構、流暢的起承過渡與綰結，“以孤篇壓倒全唐”雖不免誇張，也確有依據。想象中，張若虛該是既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孤傲自信，又有“大江東去浪淘盡”的瀟灑倜儻吧。
王維的詩歌呈現著生命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不同的詩歌特質呈現出的是詩人不同的生命狀態。年輕的王維意氣風發、春風得意，筆下便多是貴遊文學的風貌，《洛陽女兒行》對貴族奢靡、華麗的生活進行了誇張的描繪，展示了唐朝奢侈豪華的社會風尚；組詩《少年行》抒寫了壹個男子由青春少年到建功立業的將軍的成長歷程，從“相逢意氣為君飲”的任性俠氣，到“將軍佩出明光宮”功高富貴，詩中不是宣揚為國殺敵保家衛國的忠義思想，而更多的是展現完成自我實現價值的浪漫情懷，這大概是唐代所認同所崇拜的生命經驗模式。中年時代的王維，走出京城走向遼闊的邊塞，於是，文學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詩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沒有出走的生命體驗，寫不出這樣蒼茫空曠的意境。唐詩中，“出走”是重要的生命體驗。“回看射雕處，千裏暮雲平”，沸騰激情之後，是雲淡風輕，所有生命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沈浸於自然山水中的王維，給後人留下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至高境界。小時候讀《鹿柴》和《鳥鳴澗》，覺得就是平平淡淡的寫景，真真實實的生活，沒有出奇之處。後來讀到《山居秋暝》《漢江臨泛》，也只是感嘆於畫面的精致和動靜之巧妙。蔣勛說，安靜是更大的熱情，是更飽滿的熱情。那麽，王維詩歌中“無人”之境，蘊含著他更深沈的生命熱情吧。這樣看來，王維的詩歌展現的不同色調和華彩，同樣都是生命的精彩綻放。
李白的詩歌常常充滿華麗、孤獨、享樂主義，總在描述生命的流浪和自我的實現，這構成他浪漫色彩的基礎。李白的生命特質與大唐的時代特征息息相通---同樣的不走尋常路。在中國歷史上，唐朝很多風尚和習俗都沖破了農業倫理範疇，尚武、俠義、華貴、自由、暴露的服飾、誇張的妝容……李白的詩中很少出現對社會的關註，呈現更多的是生命本身的自由狀態，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價值追尋。《蜀道難》《夢遊天姥吟留別》《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等作品展現的就是李白與自然、宇宙的對話交遊。李白的詩不可學，因為他肆意自由的生命狀態不可學。《蜀道難》可以看做是李白詩歌特色亦或生命特質的典型，其中的押韻、文法、結構、言語形式自由而創新，率真而巧妙。“噫籲嚱！危乎高哉！”開篇即是破空而來的驚嘆，猶如貝多芬《命運》中那幾個震撼人心的重音。整首詩句式不斷變化，長短交錯無常，把視覺上的峭拔奇絕和感覺上的驚險艱難融合在跳躍的節奏中，讀來有跌宕起伏洶湧澎湃之感，李白式的表達在此詩中展露無遺。李白又常常是孤獨愁悶的，《月下獨酌》《獨坐敬亭山》《行路難》《將進酒》，他孤獨在繁華與熱鬧當中，又用及時享樂、把酒取歡的浪漫來對抗現實。李白筆下的柔情纏綿也美到驚艷。“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美人如花隔雲端”“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扶檻露華濃”“壹枝紅艷露凝香”，無論是民歌般的通俗還是應制式的謹嚴，都無法遮掩天才的創新和別致。李白之所以被稱為“詩仙”，是因為在詩的國度裏，他特立獨行又卓然超群，自由爛漫又曠達樂觀。他讓我們看到了生命可以是這樣的自由，可以發出自我的光亮。
杜甫是“詩聖”，“聖”與儒家思想有關，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成為聖人，“聖”需要在人間完成，在道德倫理中完成。如果說，“仙”是個人化的自我解放，那麽，“聖”則是個人在群體生活當中的自我錘煉。讀李白和杜甫，無需評價孰優孰劣，而應該看到，我們身上常常有屬於李白的部分也有屬於杜甫的部分。我們渴望完成個體的生命追尋，自由行走，放歌山林；我們也必須要回到群體當中，歷世間百態，看悲歡離合。李白和杜甫，把不同的生命狀態活成了典型。不經歷歲月滄桑，不太能喜歡杜甫的詩歌。杜甫的詩歌，是紀錄片，是見證歷史的資料。他用絕對客觀的角度講述具體事件、描繪民生狀態。《麗人行》中有貴遊文學的影子，但“慎莫近前丞相嗔”句，在華麗之後落腳到對老百姓的同情，杜甫式的視角和表達初見端倪。《兵車行》把戰爭帶給百姓的痛苦和淒慘用直白客觀的畫面描述了出來。“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用淺直的語言寫出當時民間最大的悲哀。《石壕吏》中，杜甫不再是旁觀拍攝者，而是事件的親歷者。“壹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詩人筆下的老婦人，平靜地講述著孩子的死亡，讀來觸目驚心。“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沒有控訴，沒有吶喊，有的只是隱忍、承受和自我寬解。“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詩中沒有任何評判和議論，只是敘述事件，冷靜與客觀卻產生讓人震撼的力量。《兵車行》《石壕吏》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最能夠體現杜甫“詩聖”“詩史”的地位和價值，其中的社會關懷和悲憫情懷動人心扉。杜甫的愁苦，來自民間的疾苦、社會的動亂、自身的遭遇，而李白的愁苦，多是生命本質上的哀傷--煩亂、茫然、孤獨。有些時候，很害怕讀杜甫的詩歌，像《登高》《春望》《述懷》《北征》，全是卑微人生動亂時局的淒苦，讓人嘆息哀嘆，不忍卒讀。杜甫把生命活成了壹束光，不僅亮出自己，更照到不為人知的角落。
白居易發揚了杜甫詩歌中的社會意識，“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傳說，白居易寫完詩，要讀給老婆婆聽，以不識字的老婆婆聽懂為創作標準。可見白居易的寫作宗旨和關註視點，他力倡“新樂府”運動，讓文學發出民間的聲音。《賣炭翁》中“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的底層百姓的生存狀態讓人心酸，《新豐折臂翁》中“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的躲避兵役而自殘的老翁讓人震悚，《買花》中“壹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的階級對立和不平等讓人驚嘆。這些詩中的批判意味比杜甫的紀錄片風格濃厚許多。白居易的詩歌有社會批判的力量，展現了知識分子對底層人民的關懷，以及對自我道德的反省。“文學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文學有另外壹個職責是真正使人類的災難、苦難、孤獨和寂寞被人聽到，而不是僅僅去歌功頌德。”蔣勛如是說。除了記錄，文學還有傳播真善美的功能。《長恨歌》用故事的方式講述人世間不可磨滅的真情，《琵琶行》用文字傳達了精妙絕倫的音樂細節，“晚來天欲雪，能飲壹杯無”中有生活的情趣和美好。質樸與批判、深情與美統合在壹起，構成白居易獨特的生命形態。
李商隱詩中唯美的意象，常常讓人無法用通俗的語言去註解。蔣勛把李商隱的詩歌視作晚唐文學的代表--極度華麗，又極度幻滅。李商隱的詩最大的特征是把故事全部抽離，沒有事件的記述，只做抽象和個人化感受的描述。“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更持紅燭賞殘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些詩句中都有無限的熱愛和眷戀，“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壹點通”，李商隱喜歡堆疊意象，營造唯美、傷感又模糊迷離的氛圍和意境，寄托他對生命的精致追求。讀李商隱，不能字字落實，句句分析。“燭”和“淚”是最常見的意象，也是李商隱生命姿態的映照--迷離纏綿的文字背後是對生命的熱愛和深情。
胡曉明說，唐詩是早晨，不是下午茶。唐詩的世界大得很，力量充沛得很，精神豪邁得很。唐詩可以提升人的人格、振作生命的活氣。讀唐詩，就是與那些綻放的生命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