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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詩與賦風格的不同

劉勰在其文學批評巨著《文心雕龍》裏說:"鋪才邐文,體物寫誌"是賦之特征。前四字指的是賦的形式,後四字指的是賦的內容。《漢書·藝文誌》載:"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賦是壹種不同於詩詞,也不同於文的文體,介於二者間。

《詩》有"六義","壹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周禮·大師》)。壹般認為,"風"、"雅"、"頌"是三種詩體,"賦"、"比"、"興"是三種寫作表現手法。在戰國時期,"賦"還只是古詩的壹種表現手法。"賦"與"比、興"的比喻象征、托物起興不同,"賦"是"鋪陳其事而直言之",壹種直白的表現手法。但有學者以為賦原來也是壹種詩體,如章太炎先生在其《國學演講錄·經學略說》中提出:"六詩者,壹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今《詩》但存風、雅、頌,而無賦、比、興。"不論賦前身是不是壹種詩體,在後來賦成為壹種文體,並在漢代領壹時風騷,是無可置疑的。至唐時韓、柳發動"古文運動",駢文逐步失去正統地位。這對賦有壹定沖擊,但宋後,賦依然是文人學士最喜歡采用的文體之壹,主要是俳賦與文賦。

賦在先秦儒家荀子時便已是壹種文體,《荀子》壹書中已有《賦篇》,分別寫雲、蠶、禮、知、針五種事物。

劉勰指出"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可見賦是《詩》與《楚辭》演變而來,《詩經》是賦的遠源,《楚辭》是賦的近源。

賦到西漢時,已足以成為漢代文學的代表,乃至影響千年中國文學史。賦大致分為五種,也正是五個重要時期:西漢人將楚國詩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視為賦體,沒有壹定的限制性,這稱做楚辭體的騷賦;漢賦篇幅較長,多采用問答體,韻散夾雜,其句式以四言、六言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長的句子,漢賦喜堆砌詞語,好用難字,極盡鋪陳排比之能事,卻被後人視為賦體正宗,也稱古賦;六朝賦是東漢抒情短賦的變體,其特點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齊,多為四言、六言拼偶組成,而又講究平仄,通篇押韻,又稱俳賦;唐宋又有律賦,題目,字數韻式,平仄都有嚴格限制;文賦是中唐以後產生的壹種散文化的賦體,不刻意追求對偶、聲律、詞采、典故,句式錯落多變,押韻較自由,甚至大量運用散文的句式,文賦實際上是賦體的壹種解放。靜安所謂"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壹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人間詞話》),不外如是。

詩詞曲賦 格式 詩經

詩經

中國第壹部詩歌總集『代學者奉為經典前稱為詩”、詩三百”。收入從西周初年(前11世紀)到春秋中葉(前6世紀)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作品都是配樂的唱詞。最初的編輯者可能是朝廷的樂官。詩分為風、雅、頌三部分。

風是樂調,又稱國風,就是各諸侯國土風歌謠,大多為民歌,富有思想性與藝術性,是《詩經》中最重要部分,分為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十五國風,計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區的正聲雅樂,計105篇,分為《大雅》、《小雅》。《大雅》31篇,用於諸侯朝會;《小雅》74篇,用於貴族宴享。頌是統治階級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計40篇,分為《周頌》、《魯頌》、《商頌》。

《詩經》各部分產生的年代很難具體確定,大體上說,《周頌》全部和《大雅》大部分為西周初期的作品;《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為西周後期的作品;《國風》的大部分和《魯頌》、《商頌》的全部為春秋時期的作品。

從《詩經》的內容看,雅詩和頌詩雖然都是統治階級在特定場合所用的樂歌,也從不同方面反映了社會生活,具有壹定的認識價值。如周頌中《武》、《桓》、《臣工》、《豐年》等篇對武王滅商的頌揚,對春夏祈谷、秋冬謝神的祭歌,展示了當時的歷史畫面和生產情形;大小雅中的不少詩篇,如《生民》、《公劉》等篇,不只單純頌揚祖先與神,開始註意對社會生活的描寫。

後期的詩作藝術上也有很大的進步,不僅篇幅加大,句法整齊,語言通暢,而且比喻生動,有較強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如《采薇》、《何草不黃》等篇)。《國風》中保存了不少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具有濃厚的民歌特色。其中不少篇章反映了2500年前勞動人民的生活,表達了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如《七月》反映了當時農民的血淚生活;《伐檀》描寫了伐木者對不勞而獲的奴隸主的憤怒斥責;《碩鼠》更把那些剝削者比作大老鼠。《式微》、《擊鼓》、《揚之水》等詩篇還反映了勞動人民負擔的沈重的徭役、兵役帶來的痛苦和折磨。

以戀愛婚姻為主題的詩歌占有較大的篇幅,既有反映婦女對愛情和幸福的追求,以及不合理婚姻帶給她們的痛苦(《谷風》、《氓》),也有表現青年男女健康、樂觀的戀歌(《溱洧》、《靜女》、《木瓜》等篇)。此外,不少民歌是揭露、諷刺諸侯貴族之作,尖銳地揭露了統治者的穢行,鞭撻了他們的醜惡靈魂。《國風》不僅表現勞動人民對現實的認識和愛憎,而且以其簡樸的語言描寫,樸素生活畫面的展示,大量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體現了現實主義的創作特點,奠定了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

前人概括的《詩經》的賦、比、興表現手法的運用,加強了詩作的生動性、鮮明性和藝術的感染力;語言的準確、優美、富於形象性,也使詩歌有了較大的藝術效果。《詩經》是中國文學的光輝起點,它所具有的思想和藝術成就,給中國文學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也使它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