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詩人中,曹丕的宴遊詩是既多又好的,所以江淹《雜詩體》以 “遊宴”二字概括曹丕詩歌,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以曹丕宴遊詩為“建安正格”。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在論及建安詩歌時獨標曹丕的“宴遊詩”:“模山範水比較細致”、“在我國山水詩的發展史上有壹定地位”。曹丕詩的景物描寫,不僅細密精美,而且景為情設,情由景生,情景水乳交融,這已大大超過漢樂府及漢末文人詩的比興或意象的表現手法,而達到渾融壹體的意境營造的高度,《雜詩·漫漫秋夜長》就景景含情,將遊子鄉思苦戀之情全融入這“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的景物描寫之中;《燕歌行·秋風蕭瑟》更是“開千古妙境”(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三) ,王鐘陵《中國中古詩歌史》盛贊此詩“思婦的題材,從未被表現得這樣淒切深婉、情景交融,此詩因而取得了超邁前代的成就。”
曹丕詩大多婉約纖細、悱惻纏綿,“郁郁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雜詩》)、“惆悵竊自憐”(《陌上桑》) ,淺斟低唱,細膩綿密,故鐘惺《古詩歸》卷七謂其“婉孌細秀”,沈德潛《古詩源》卷五也謂其“便娟婉約”;並且曹丕詩多用立象見義、以景托情手法,顯得比興含蓄、委婉深沈,如《燕歌行·秋風蕭瑟》首三句感時傷懷,觸目成愁,且這“秋風蕭瑟”、“落木寒霜”,為以下懷人設置典型環境,布下抒情氛圍;“群雁南翔”又以候鳥知歸,反寓遊子不返之怨情。“念君”三句,從對面著筆,寫丈夫之戀鄉,雖不言己,然已意自現,有壹舉兩得,相得益彰之妙。“賤妾”五句,直抒胸臆,寫空房垂淚,憂思難忘,短歌長情,積郁難抒,真是柔腸百轉,哀怨淒絕。最後四句,以“明月照床”寫月圓人缺,離愁更苦,以“長夜未央”見相思無限,徹夜難眠,並借嘆“牽牛織女”,抒離愁為別恨。真是 “能轉能藏,是其所優。轉則變宕不恒,藏則含蘊無盡。”“掩抑低徊,中腸摧切?聲欲止而情自流,緒相尋而言若絕。後人仿此體多不能佳,往往以粗直語雜於其間,失靡靡之態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如此細膩纏綿、含蓄委婉、韻味，深長的心理描寫和情感抒發,在建安詩人中,只有曹植勝之,其余皆不可及。
而詩體方面，在建安詩人中曹丕最為“諸體完備”,三、四、五、六、七言、雜言、樂府、徒詩,豐富多樣;其次為曹植,但曹植無七言。曹丕四言詩現存10首,少於曹植多於曹操,並且“章法條遞,風情婀娜”(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 ,為復興四言作出了相當的貢獻。曹丕五言詩23首,占其詩53%,僅次於曹植,並且“深遠獨絕,詩之上格”(同上) ,為五言詩的發展成熟也作出了貢獻。漢樂府無六言詩,文人詩僅孔融有3首,而曹丕六言詩有4首,仍有某種開山的意義,並對後世六言詩,包括王安石的六言“半山體”及馬致遠《天凈沙》等,當有深遠影響。曹丕《燕歌行》二首,開我國詩歌七言之先河,故肖子顯謂“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南齊書·文學傳論》) 。曹丕長篇雜言體《大墻上蒿行》長達75句, 364字,句式也自由靈活,故王夫之《姜齋詩話》卷下稱“長句長篇,斯為開山第壹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為樂府獅象。”建安詩人中,曹丕最富於藝術形式的文人化探索和創新。
（二）賦、散文
曹丕寫過大量的賦，現在能看到的還有近三十篇之多，雖然大部分可能已經殘缺不全。卞蘭《贊述太子賦》寫道：“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湧，華藻雲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曹丕的詩相較而言，在當時顯然沒有得到如此高的評價。
賦體在建安時期正處於新舊交替，朝著詩化發展，而曹丕作為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之壹，從詩取法革新賦體，以新型詠物賦最為出彩。例如著名的《柳賦》，小序雲：“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是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左右仆禦已多亡。感物傷懷，乃作斯賦。”賦的前半段寫柳樹，接下來寫道：“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輿輿以惴征。昔周遊而處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俯惆悵而傷情。”壹股深沈濃烈的遷逝之感洋溢於字裏行間。序中“感物傷懷”四個字很值得註意，作為曹丕審美對象的固然是某壹具體的自然物——柳樹，但它並非孤立自足之物，而是以人為其參照系的令人動情之物，詠物與抒懷在這裏融合。這種寫作路子，今天看去平淡無奇，但在當時卻是壹種新的探索新的創造。除了《柳賦》，曹丕的《鶯賦》和《感物賦》也屬於這種感物抒懷的類型。
寫景之賦的興起和繁榮，也與曹丕的提倡有關，這方面曹丕有《滄海賦》，《述征賦》、《浮淮賦》、《臨渦賦》、《濟川賦》等作品，寫景筆墨尤為出色，令人耳目壹新。詠物、寫景之外，曹丕又寫過不少直接抒情的小賦，同樣充滿了創新探索的精神。這裏可以分為兩種情形：壹種就實際生活感受，直抒其情，如《感離賦》、《永思賦》、《悼夭賦》、《哀己賦》、《戒盈賦》等等；另壹種用代言體為他人特別是女性抒情，如《離居賦》《出婦賦》。這些賦寫得很有人情味，感慨系之，哀惋動人。
總起來看，曹丕的賦作突破了漢賦傳統的框子，大大加強了賦的抒情性，大大擴大了賦的題材，從而為此後賦的存在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曹丕文學理論
作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壹位以文論家的主體意識和自覺精神進行文學批評的文論家，曹丕的文學理論批評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地位，對文學和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曹丕的文學理論批評，散見於他的書信和論文，而最集中的表達他的文學理論見解的，首推《典論·論文》，它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專篇論文的開端，***20篇，現僅存《論文》壹篇。《論文》主要闡述有關文章的評論和寫作方面的問題。這裏所說的“文章”，包括詩賦等純文學作品，也包括精心構思而寫成的說理和應用散文。曹丕在這篇文章裏，提出了幾個重要的文學理論問題，即文學的價值問題、作家的氣質和作品的風格問題、文體問題，以及文學批評者的態度問題，並對這些問題發表了獨特的見解。“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就是他的這壹理論，使建安時期人們對文學的地位、作用和特點又了全新的認識。他還第壹次提出了“詩賦欲麗”，強調了文學應該有美的藝術形式，這標誌著我國古代文學發展到建安時期，已經進入了自覺的時代，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轉折點。文學經曹丕的提倡，開始取得了獨立的、與學術著作***爭壹席之地的地位，從而結束了文學作為儒家經典的附庸的時代，這在中國文學史上起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僅此壹項功績，曹丕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無人可以否定。
曹丕作為魏政治上的領導人，為建安文學的發展創造了比較寬松的環境，而其本人在文學上的內容、形式創新、對文學理論的探索以及同“建安七子”等文人集團的良好私人關系都使其在建安文學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現在有學者認為，曹丕是建安文學的真正領導人。相對其父曹操忙於政事、其弟曹植受政治地位限制，曹丕本身具有合適的時機——天下三分已定，合適的身份——政治上的領袖，客觀的態度——“文人不相輕”、文學自覺，因此稱他在建安文學發展的大部分時期起到了領導人的作用是不為過的。曹丕的文學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閃耀著與眾不同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