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兼濟之誌”到“獨善其身”

白居易是繼杜甫之後又壹位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深刻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同時，詩人自身的人生歷程和思想歷程也通過作品真實地流露出來。他的生活，思想以及創作是壹致的，可分為兩個階段。

白居易的青年時期是在“離亂失故鄉，骨肉多分散”中度過的，他出身於壹個以文學和仕宦著稱然而已趨於沒落的小官僚家庭，又處在動亂時代，正如詩中所寫：“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他整日和家人壹起忙於避難，愁於衣食，窮得連參加考試的費用都措辦不起，“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試”。這種與廣大苦難人民相通的生活經歷，決定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創作方向。在政治上，他從壹開始就奮不顧身地去實現兼濟之誌，但因出言太直而不得重用。元和三年拜左拾遺，即諫官，常為民請命，在皇帝面前經常說的壹句話是“陛下誤矣”。對於如此直言不諱的為官者來說，自然是仕途坎坷。這種誌向表現在詩歌創作中，則有“丈夫貴兼濟，豈獨善壹身?”“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的詩句。他把詩歌作為武器，以表達人民情感為職責，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來揭露社會現實，反映民生疾苦。雖久經磨難，屢遭貶謫，這種理想在詩歌中的光芒始終也沒有完全消磨掉。

然而寶刀久不得用，也會生銹。多年仕途沈浮，理想不得實現，消極思想於是開始悄悄地銹蝕詩人的心。特別是在太和三年托病免官以後，回到洛陽的十八年晚年生活中，他醉心佛道，沈溺詩酒，飄然有出世之感。消極思想在後期的詩中日益擴大和加深，雖然閑適中蘊藏的苦悶如河底的暗流，雖然“兼濟之誌”偶爾還會閃壹道耀眼的光亮，但已是轉瞬即逝，更多的是“只擬江湖上，吟哦過壹生”的無可奈何了。這個時期很少有象前期《秦中吟》、《新樂府》那樣人民性、戰鬥性極強的諷諭詩，而代之以大量的閑適詩了。

這位“吟詠流千古，聲名動四夷”的偉大詩人，曾經懷壹腔熱血去實現兼濟之誌，但終於在壹次又壹次的磨難和失敗之後，漸漸地消沈下去了。這種消沈，不僅是詩人自己的悲哀，而且是時代的悲哀，同時又恰恰是時代磨滅了詩人的現實主義光輝。不是在現實中撞得頭破血流，就是在虛幻中逐漸消沈，這幾乎是封建時代中文人所不可避免的悲劇性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