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典型的亂世文學。作家們既要適應戰亂，又要適應改朝換 代，壹人前後屬於兩個朝代甚至三個朝代的情況很多見。敏感的作家們在戰亂中 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蔔，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 能為力，從而形成文學的悲劇性基調，以及作為悲劇性基調之補償的放達，後者 往往表現為及時行樂或沈迷聲色。
這種悲劇性的基調又因文人的政治處境而帶上了政治的色彩。許多文人莫名 其妙地卷入政治鬥爭而遭到殺戮，如孔融、楊修、禰衡、丁儀、丁廙、嵇康、陸 機、陸雲、張華、潘嶽、石崇、歐陽建、孫拯、嵇紹、牽秀、郭璞、謝混、謝靈 運、範曄、袁淑、鮑照、吳邁遠、袁粲、王融、謝朓等。還有壹些死於西晉末年 的戰亂之中，如杜育、摯虞、棗嵩、王浚、劉琨、盧諶等。
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創作很自然地形成壹些***同的主題，這就是生死主題、 遊仙主題、隱逸主題。這些主題往往以藥和酒為酵母引發開來，藥和酒遂與這個 時期的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生死主題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關於如何對待生、如何 迎接死的思考。在漢樂府和《古詩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嘆生死的詩歌，《薤露》、 《蒿裏》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等詩句，可以說是這類主題的 直接源頭。魏晉以後生死主題越發普遍了，曹丕的《又與吳質書》很真切地表現 了當時帶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壹時 俱逝，痛何可言！……少壯真當努力，年壹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 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眾多親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壯當努力成就 壹番事業，又想秉燭夜遊及時行樂。生與死是壹個帶有哲理意味的主題，如果結 合人生的真實體驗可以寫得有血有肉，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 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死去何所道， 托體同山阿。”（陶淵明《擬挽歌辭》）“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 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江淹 《恨賦》）如果陷入純哲學的議論又會很枯燥，如東晉的玄言詩。對待人生的態 度無非四種：壹是提高生命的質量，及時勉勵建功立業；二是增加生命的長度， 服食求仙，這要借助藥；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時行樂，這須借助酒。第四種 態度，就是陶淵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為念的順應自然的態度。從陶詩看來，他不 再是壹個自嘆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靈，他具有與“大化”合壹的身份和超越生死 的眼光，因此他的這類詩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遊仙主題與生死主題關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現對那個世界 的向往以及企求長生的願望。《楚辭》中的《離騷》、《遠遊》已開了遊仙主題 的先河，不過那主要是壹種政治的寄托。魏晉以後，遊仙主題作為生死主題的補 充，企求長生的意思變得濃厚了。如曹操的《氣出唱》、《精列》，曹植的《遊 仙》、《升天行》、《仙人篇》，張華的《遊仙詩》，何劭的《遊仙詩》，已經 構成壹個遊仙的系列。特別是郭璞的多首《遊仙詩》，使遊仙主題成為魏晉南北 朝文學中不可忽視的壹個主題了。
隱逸主題包括向往和歌詠隱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隱詩、反招隱詩，形成 這個時期的壹種特殊的文學景觀。隱逸思想早在《莊子》書中就體現得很強烈了， 隱逸主題可以追溯到《楚辭》中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漢代張衡的《歸田賦》， 可以視為表現這類主題的早期作品。到了魏晉以後，沿襲《招隱士》的作品有左 思和陸機的《招隱詩》、王康琚的《反招隱詩》。沿襲《歸田賦》的作品有潘嶽 的《閑居賦》。而陶淵明的大量描寫隱逸生活和表現隱逸思想的作品，則使這類 主題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所以鍾嶸《詩品》說他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至 於其他許多人的作品中，表達隱逸思想的地方就不勝枚舉了。隱逸主題的興起與 魏晉以後士人中希企隱逸之風的興盛有直接關系，而這種風氣又與戰亂的社會背 景和玄學的影響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