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盡頭,何處有芳丘?———《葬花吟》
片言誰解訴秋心?———《詠菊》
嬌羞默默同誰訴?———《詠白海棠》
壹句句,壹聲聲,幽幽地牽動讀者的愁腸。
王國維曾經把詩人分成“主觀之詩人”和“客觀之詩人”,他說:“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情性愈真。”[2]林黛玉就是這樣的“主觀詩人”。她寫詩,總是帶上濃重的主觀色彩,傾註強烈的情感。以《葬花吟》為例:
花謝花飛花滿天,魂消香斷有誰憐?
這位少女詩人敏銳地感受到春光將逝,桃花飄落。於是以己觀花,“誰”既是問他人能否感受到落花飄零的悲哀“誰”又指自己,感慨大千世界只有自己深感飛花逝落的痛徹同時,“誰” 的空問還包含落花不得世人同情,詩人不得世人理解的雙重悲哀。這壹句哀婉之問,使詩人與花融為壹體,為全詩奠定了強烈的自我抒情的基調,使全詩壹開篇就籠罩著悲戚哀怨的氣氛,詩人的情感氣質在輕輕壹問中顯露出來。
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
明媚鮮艷能幾時?壹朝漂泊難尋覓。
直接以己比花,感嘆漂泊不定的命運。明媚的桃花能夠燦爛幾時?美好曼妙的青春與花相似,也容易飄逝而桃花經冬至春還能再發,人的青春壹逝便再難尋回!花易落,人命短,人的生命甚至還不如能夠再發的桃花。
天盡頭,何處有芳丘?
爾今死去儂收葬,未蔔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
以己問花,落花完全成了傾訴的對象,壹連四個“儂”字,兩個“爾”字,在反復的詢問中,詩人展開了對未來命運的惶恐的推測,她由落花調謝想到自己的身世飄零,想到自己生命消逝時無人憐惜的悲哀,悲嘆人不如花:落花尚得歸於凈土,人卻有可能落入命運的汙淖之中誰又是收葬自己、使自己歸於凈土的人?思慮至此,她悲哀到極點,不禁為“花落人亡兩不知”的生命悲劇而悲慟!全詩在壹片慟哭中結束。縱觀全詩,可以發現,是幾句痛心不已的詢問,使《葬花吟》成為林黛玉自我抒情中最感人的篇章。
《題帕三絕句》以“淚”貫穿始終,暗寓黛玉的壹生將為寶玉淚盡而逝。“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閑拋卻為誰?”問得直切。壹個“誰”字,直接把她的深情指向寶玉,感情表露得極其大膽,同時“誰”字還包含了不盡的疑問,詢問心上人此時此刻能否領會到她的壹番情誼“誰”字還是在詢問整個世界:她的壹腔心事是否會終成虛話?這壹問句,寫盡了黛玉此時幸福、傷悲、憂慮交織的心境,給她的愛情抹上了壹縷淒美的色彩。《秋窗風雨夕》中,“誰家秋院無風入,何處秋窗無雨聲?”在敏感的詩人看來,秋天本已讓她魂銷腸斷,淫靡的秋雨更加重了她心中的淒涼,因為自幼失怙,在這淒風苦雨之夜,沒有任何親人來與她作伴,許多年來,詩人度過了壹個又壹個不眠之夜,獨自咀嚼著深重的孤獨。“誰家秋院無風入,何處秋窗無雨聲?”這兩句,詩人把思緒拉到她的生活世界之外,尋找著沒有風雨只有溫暖的秋窗小院,為疲憊的心靈尋得壹塊暫時歇息的凈土然而,她的夢想很快就破滅了,在這個世界上,處處都是風雨,家家秋院都是風雨肆虐,秋意煞人,哪裏有什麽溫暖可尋呢?這兩句詩寫盡了黛玉在風雨之夜的淒涼孤獨,使全詩著上了鮮明的個人色彩。作為主觀詩人,林黛玉的那些限題限韻的詠物詩,也鮮明地表現出她強烈的個人色彩。無論是詠菊還是詠白海棠,其他人的詩雖然也多少表現出各自的性情,但都有些平淡纖巧,缺乏個性力度,如寶釵的詩含蓄渾厚卻失之於造作。只有林黛玉的詩以強烈的自我表現獨樹壹幟。在她的這些詩作中,花即是人,人與花融為壹體,讀時,分不清她究竟是在詠花,還是在書寫自我。
正因如此,這些詩作才力透紙背,深深叩動著讀者的情懷。其中最讓人難忘的還是那幾句詢問:
嬌羞默默同誰訴?———《詠白海棠》
片言誰解素秋心?———《詠菊》
孤標傲視偕誰隱?———《問菊》
嘆今生,誰舍難收?———《柳絮詞》
不僅僅是以人擬花,寫盡花的情態,更重要的是,賦花以生命和靈性,以花喻人,在娓娓敘寫中表達自我的性情與格調,寄托悠悠情思和人格精神神與物遊,花人合壹,兩者完美地融合在壹起。黛玉就是借這些追問,在冰冷的世界中描繪著自己如花壹樣貌似柔弱的生命,倔強地表現著她的個性,表現出他人難以企及的大膽和勇敢。可以看出,無論是直抒胸臆還是托物言誌,林黛玉詩歌裏強烈的追問意識不只是藝術風格的問題,實際上是她對自身生命價值強烈關註的表現形式。在中國封建社會裏,詩人歌詠自然山水是自然的事情,但若縱情表現自己卻常常被視為大逆不道。黛玉詩裏的壹句句詢問,在抒寫自然的同時也大膽地表現著自己,向世界宣布她這樣壹個哀怨悲惋的生命的存在。
二
林黛玉詩歌的生命意識集中表現在她的追問之中。考察這些追問本身,可以發現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對自己生命價值的探詢。有學者指出:“林黛玉比大觀園中任何壹個女兒都要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3]愈加珍惜就愈加擔心生命的幻滅。《葬花吟》裏,黛玉由花的謝落聯想到自己生命的消亡,不禁問起:
紅消香斷有誰憐?
明年閨中知有誰?
未蔔儂身何日喪?
壹句句自憐自嘆,包含對未來命運的深切憂思,它來自多年來無依無靠、孤苦伶仃的身世處境,也來自於對愛情命運的擔憂。在這兩種因素的作用下,黛玉的關註所指不能不是死亡。在林黛玉葬花的時候,大觀園裏正是壹派歡樂景象:滿園是繡帶飄飄,花枝招展,眾女兒們打扮得“桃羞杏讓,燕妒鶯慚”,成群結對地玩耍嬉笑,盡情享受青春生命的歡樂寶釵在撲蝶,探春在看鶴舞,人人都沈醉於生的歡樂之中,獨有她預感到了死的悲哀。無論生命怎樣絢爛美麗,都必然歸宿於死亡。聰慧靈秀的黛玉敏感到了生的悲哀,時常與無常覿面,咀嚼生命本體的悲涼與無奈。她的憂患直接指向生命本體,達到了哲學思慮的高度。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也曾為生死問題而困惑,發出壹個千古名問:“是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壹個問題。”與哈姆雷特相比,黛玉的問更加痛徹,在她看來,生死已經是壹個不可能被選擇的問題,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結局,它的力量比生存還要強大。因此,她的悲痛比哈姆雷特深刻得多。人作為個體生活在自然和社會中,生命存在的權力會遭到剝奪,個性的發展與需求也會受到限制,因而人總是感到青春易逝,生命短暫,需求得不到滿足,命運不能把握。這種自然與人類、社會與個體雙重矛盾引起的痛苦,是人類歷史上壹種悠久的痛苦,“它上通人類的初始時代,下接人類的未來”,因而具有壹種幽深的歷史感。[4]黛玉的痛苦正是這種意義上的悲痛。其次,是對知音難尋的困惑。林黛玉的詩歌有壹種強烈的傾訴意向,她反復地追尋著可以傾訴的對象。雖然有賈寶玉作為她感情的寄托,但是這個人世的知音似乎仍不能滿足她的傾吐需求。由於自身性格和外部環境的原因,她無法向賈寶玉傾訴衷腸,只能在詩歌裏苦苦尋覓,把壹腔幽思托付給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