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辯證綜合與直覺體悟來觀照宇宙人生的思維方式
顧城的詩並沒有在題材的歷史性、精神的原始性等方面做過追求，總是呈現童話般的純凈。而在這純凈之中，同樣具有民族性，這在思維方式上就體現為辯證綜合與直覺體悟。
辯證思維的基本特點是：認為宇宙間存在著普遍的聯系。中西方在辯證思維上也存在差異。西方辯證思維強調對立雙方的鬥爭和排斥，以壹方消滅另壹方作為矛盾的解決方式。而中國的辯證思維最主要的特點在於：“體認世界本身便是壹和諧或和諧歷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間的差異與沖突均無本體上的真實性。”⑾“看重對立雙方的依存與調和，以動態平衡為目標”⑿。因此更強調整體性，註重綜合，輕視分析。
《楊樹》是顧城八歲的詩作，其中就已透露出詩人的辯證思維：“我失去了壹只臂膀／就睜開了壹只眼睛”凡物必有消有長，失去壹個方面，必在別的方面得到相應的補償。這與古人認為壹切事物都是往返循環、運動變化的觀點有著潛在的聯系。而這種認識對詩人來說並不是經過分析得到的，而是形象地，在自然層面上的領悟。到了《我的幻想》：“我在幻想著，／幻想在破滅著，／幻想總把破滅寬恕，／破滅卻從不把幻想放過。”詩人通過幻想與現實的矛盾對立傳達無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說這種辯證思維更具情感性，是在人生層面上的表現。而《壹代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其中的辯證思維則是哲理的，是辯證思維在社會層面上的進壹步發展。至於後期詩作中的《小說·X》：“地球是壹滴藍色的水／中間住著微弱的火焰”辯證思維又回歸到自然原始層面上了。
雖然我們不能說辯證綜合思維或是其他什麽思維更能接近真理，但是作為壹種思維形式，它往往能使詩歌在情感的***鳴之外還具有哲理性的領悟，達到感性與理性的統壹。沒有理性作為深層意蘊的感性，將是單薄的。同時這種思維形式使詩浸染著民族的色彩，與遙遠的古中國文明遙相呼應。
直覺體悟也是我國民族思維形式中的壹個重要方面。“其特點是主體直接滲入客體。”⒀主張直覺地把握世界，而不是通過概念、判斷、推理來認識世界。劉長林在《中國系統思維》中指出：“中國美學根據陰陽五行的宇宙壹體論理論，認為自然界與人有相互聯系，有同構性、同型性，因而確信自然景物能夠寄寓人的心性情感，能夠在自然中發現人本身。”這就啟示我們，與其說直覺體悟是類比推理的廣泛運用，勿寧說這是體認到自然與人之間存在“異質同構”關系的結果。顧城認為：“詩人在感知和表達時，並不需要那麽多理性邏輯、判斷、分類、因果關系。他在壹瞬間就用電壹樣的本能完成了這種聯系。”“詩人總是通過靈感——徹悟的方式去發現世界和人所未有的、新的、前所未知的聯系。”⒁並舉了“太陽是甜的”這句詩的形成為例。詩人是這麽認為的，也是這麽做的。“有些燈火／是孤獨的／在夜裏／什麽也不說”（《有些燈火》）由燈火的孤獨沈默體悟到人的孤獨、人的不被理解的精神處境。“妳，／壹會看我，／壹會看雲。／／我覺得，／妳看我時很遠，／妳看雲時很近。”（《遠和近》）從“妳”、“我”、“雲”之間物理距離、心理距離的轉換，從而體悟到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戒備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壹層層拉開樹枝／妳看樹站著睡覺”（《橋》）由樹與橋的關系，體悟到人生態度的多元性。“人們拒絕了這種悲哀／向天空舉起彩色的盾牌”（《雨》）由雨天打傘體悟到拒絕的姿態。而雨——悲哀、傘——盾牌、舉起——拒絕的對應呈現出復合跳躍的關系。
正如道家主張以“坐忘”來保持心境的純靜，從而直接與道契合。當顧城進入“無我”狀態，他與世界聯系的最主要方式也就只剩直覺體悟了。而這種體悟就體現得更跳躍、更直接。
直覺體悟與辯證綜合往往是結合在壹起的。如《楊樹》，在辯證綜合的同時也是壹種直覺體悟，在失去臂膀——睜開眼睛與物的消長規律之間無法用邏輯來分析，它是不可論證的，是頓悟。同樣，《遠和近》在直覺體悟之中也充滿辯證的色彩。“妳”與“我”的空間距離是近的，心理距離卻很遠。“妳”與“雲”的空間距離是遠的，心理距離卻很近。
謝冕稱“新詩潮”中湧現的詩人為“崛起的壹代”。“崛起”正是因為有著堅實的土壤，這便是中國幾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積澱。同樣西方文化的影響也總是植根於傳統文化之上的壹種接納與融合，壹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習慣，但是他精神中最本質的東西卻永遠不會被取代。詩貴在創新，但沒有基礎，創新無從談起；沒有背景的創新只是壹種標榜。顧城的詩正是在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中開出的壹朵樸素而美麗的小花。他詩中的“萬物與我為壹”的自然觀使他的詩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純凈；而從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華的價值取向又使詩掙脫權威話語，實現本質的回歸；至於以辯證綜合與直覺體悟來觀照宇宙人生的思維方式，使詩在時空轉換、意識流手法等外來的藝術手法之中發散著民族文化的濃郁芬芳。 轉帖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