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詩界革命”。 “詩界革命”的口號是梁啟超在1899年的《夏威夷遊記》中正式提出來的。他認為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到19世紀末，已被“千百年來鸚鵡名士占盡”，“詩運殆將絕”，因而必須進行“詩界革命”。並認為欲詩歌革新，“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復而瑋異，得之可淩轢千古，涵蓋壹切”，從而提出了學習西方詩歌的時代課題。不過作為壹種詩歌革新實踐早在這之前就開始了。據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記載，在戊戌變法前兩年（1897）他和譚嗣同、夏曾佑等就進行了“新學詩”的嘗試。“頗喜尋扯新名詞以自表異”，如譚嗣同《金陵聽說法詩》“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於巴力門”，其中“喀私德”為英語Caste的音譯，指印度的種姓等級制度，而“巴力門”則是英國議會Parliament的譯音。雖然它也表達了追求新潮思想以解放詩體的要求，但是這些“無從索解”的宗教經典用語的非規範性拼湊，使之很快便走上了怪僻歧途，除梁啟超“吾黨二三子”外，很難擴展開。
不過同樣實踐著詩歌革新卻走著不同道路的還有黃遵憲。早在1868年黃遵憲在《雜感》壹詩中就寫道：“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流口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壹方面對文壇復古、尊古、泥古的傾向給予了尖銳的批評；另壹方面也旗幟鮮明地表達了革新詩歌、表現自我、反映現實的新詩歌方向。再加上他長期出使海外的開闊視野和胸懷，使他在1890年左右就創作出了被梁啟超譽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新派詩”，如《今離別》組詩四首借傳統的遊子思婦的主題來贊美火車、輪船、電報、照相，以及東西兩半球的時差等新鮮事物，並將新事物新觀念融化為自己獨特的印象與感覺，給人耳目壹新之感。連舊派詩人也推之為“千年絕作”（陳三立語），因而被梁啟超在《夏威夷遊記》中推舉為詩界革命的旗幟。
之二
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已極，雲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
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緡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況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
只有班班墨，頗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系。
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壹息不相聞，使我容顏悴。
安得如電光，壹閃至君旁？
不過作為壹種廣泛的新詩運動，還是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和《清議報》上分別開辟“詩界潮音集”和“詩文辭隨錄”兩個專欄開始的。不僅作者隊伍壯大（有壹百余人），超越了傳統刻詩唱和方式而直接利用更便捷、輻射面更廣闊的現代傳媒外，還在詩歌藝術上表現出以下壹些新的特點。壹是西方的新名詞、新語句已逐漸融合到漢語的整體語境之中，避免了“新學詩”生澀難解的弊病。如被傳誦壹時的蔣自由的《盧騷》“世人皆曰殺，法國壹盧騷。民約倡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二是更多采用較自由通俗的雜言體、歌行體，甚至出現某種散文化、歌謠化傾向。如蔣智由的《終南謠》、突飛少年的《勵誌歌十首》，以及梁啟超的《舉國皆我敵》等。
3、“文界革命”。 “文界革命”的口號也源於梁啟超的《夏威夷遊記》。他在介紹了日本德富蘇峰的文章“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壹生面者”之後說“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梁啟超文界革命的所針對的對象之壹就是在當時文壇占據統治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在梁啟超看來，這種古文“以文而論，因襲矯揉，無所取材；以學而論，則獎空疏，於創獲，無益於社會”。因而為適應工業文明興起的社會需要，必須破除這種陳規陋俗的“迷信”，引“歐西文思”入文，以開創散文的新境界。
實際上作為時代弄潮兒的梁啟超不但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號和主張，而且早在1896年編輯《時務報》，宣傳西學和維新變法思想的文字中便開始了這種實踐。這些文章運用新名詞，“文不中律，便於放言”，具有極大的鼓動性和感染力，人稱“時務體”。如頑固派葉德輝說：“自梁啟超、徐勤、歐榘甲主持《時務報》、《新知報》，而異學之疪詞，西文之俚語與夫支那、震旦、熱力、壓力、阻力……等字觸目鱗比，而東南數省之文風日趨詭僻……”。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報刊發起“新民”運動，進壹步發展了這種“新文體”，並迅速風靡全國，成為壹時之風尚。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介紹這種文體說：“……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竟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壹種魔力焉。”梁啟超的這些“新文體”的政論文，雖然還不是文藝性的散文，但是卻打破了傳統古文的束縛，灌註了思想解放的精神和作者內心的熱情，造就了壹代新的文風。正如鄭振鐸所言，這種“新文體”，打倒了所謂奄奄無生氣的桐城古文、六朝體的古文，使壹般少年都能肆筆自如，暢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與格調的拘束；可以說是前幾年的文體改革（指“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先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