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史詩內容可分述古、懷古、史論史評三類。 唐末胡曾開詠史之風，自此詠史詩更為流行，除胡曾外還有汪遵、周曇著名詠史詩人。
唐末詩人胡曾是歷史上第壹位以“詠史”名集的詩人，撰有150首七絕，編為《詠史詩》壹書，每首俱以地名為題，旨在評論古今得失，以議論為主，並非偶然感興所作，亦不在乎詞藻，他的詠史詩是從唐末政治腐敗、生靈塗炭的黑暗現實出發，藉歷史事實來抒發自己感時紛亂、懷才不遇的苦悶心懷，關心、同情人民的痛苦的同時，又諷刺、批判統治者，寄托了渴望“中興”的理想。學者對其詠史詩的藝術價值方面評價不壹，辛文房認為其詩“擢於中等”，王夫之評為“足之議論立而無詩允矣”，《四庫存目提要》則評為“興寄頗淺，格調亦卑”，總體而言文學地位不高。但另壹方面，胡曾詠史詩正因不重詞藻，故顯得淺易通俗、明快流暢，風格質樸平易，且忠於史實、立論公允，因此自五代至明代，胡曾的詠史詩廣泛流傳，為兒童讀物，或與《千字文》和《蒙求》等蒙學書籍合刊。
汪遵與胡曾同時同輩，《全唐詩》中收錄他的詠史詩五十九首，全屬七言絕句，風格與胡曾近似。其詩絕大部份為懷古詩，表達了對歷史問題的見解。寄托了對實際生活的深沈感慨。有藉歷史人物遭遇來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情緒，又有藉描寫歷史興亡故事來警告統治者，具有壹定的思想意義。
唐末五代時周曇撰寫《詠史詩》，***七絕203首，詩後有“講語”，解釋有關史事。周曇任職國子直講，以《詠史詩》向後唐君主進講。周曇詠史詩文學價值亦不高，明代胡震亨批評為“拙惡不成句”。傳播亦不如胡曾詠史詩廣泛。
唐至五代詠史詩還有敦煌詩歌，蒙書中以詩歌體編撰的《古賢集》全篇以八十句七言詩成篇，相似與胡曾、周曇的大型詠史組詩，此敦煌詩歌材料可結合詠史、蒙書、詩歌等，也開拓了中國文學敦煌變文研究講史性變文（如《孟姜女變文》、《王昭君變文》、《伍子胥變文》等故事題材）的發展，采討如何從詠史、講史到歷史演義。 日本平安時代初期是漢詩文的全盛時代，當中包括詠史詩。平安時代沿習奈良時代舊制，在宮內設置大學，其中以學習《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爾雅》等課程為主的紀傳道（亦稱文章道）最受重視，當時的慣例是在全部講完某種典籍後，都要以該典籍中的語句或人物為題，舉辦作詩的“競宴”，此制度令詠史詩興起。這時期的詠史詩以菅原道真的詩作為代表，有《後漢書竟宴，各詠史，得光武》、《漢書》競宴詩三首（《漢書競宴，詠史得司馬遷》、《勸學院，漢書竟宴。詠史得叔孫通》、《文章院，漢書竟宴，各詠史，得公孫弘》）、《史記竟宴，詠史得司馬相如》等。
平安末期興起“國風運動”，包括詠史詩在內的漢詩開始逐漸衰落，至鐮倉時代，鐮倉幕府重武輕文，漢詩文愈加衰落。直到室町時代，漢詩才再次興起。至江戶時代後期，漢詩再次鼎盛，當中不乏詠史詩，如賴山陽就著有不少詠史詩，有不少為樂府體，貫穿了尊皇愛國思想，著有樂府詠史詩集《日本樂府》，後來成為幕末明治維新誌士的精神武器。 朝鮮半島的詠史詩始於統壹新羅時期，曾入唐留學並任官的新羅人崔致遠與多名唐代詩人交流，創作了不少漢詩，當中包括詠史詩，其中較有代表意義的是《熊津公山城詩》，詩人看見百濟熊津（今韓國忠清南道公州市）公山城的舊址，想起百濟與高句麗的戰爭及後來的羅唐戰爭，於是寫下自己對戰爭的心理恐慌和擔憂，體現了他的現實主義傾向。
新羅滅亡後，詠史詩於後來的高麗王朝的漢詩中依然占有壹定地位，其中以李奎報、李承休的作品為代表。李奎報的二千多首漢詩中，其中五百多首為詠史詩，除以中國歷史為題材外，還有以朝鮮本民族歷史為題材者。李奎報生活在高麗武人政權時代，以詠史詩為依托來抒寫自己報國理想，最著名的作品是以本民族歷史為題材的《東明王篇》、《次韻吳東閣世文呈誥院諸學士三百韻詩》，以及以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為題材的《開元天寶詠史詩》四十三首。李承休詠史詩中的代表作品有樂府體的《帝王韻紀》。
到了朝鮮王朝，當地的詠史詩除了有樂府體及近體詩外，又產生了與中國文學相異、以本民族語言諺文寫作的詠史詩。樂府體代表作品包括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詩人李福休仿效明代李東陽的《詠史樂府》而成的《海東樂府》（東國樂府）等連作形態的樂府體詠史詩。後期代表作品有柳得恭的《二十壹都懷古詩》。諺文詠史詩的代表作品是鄭麟趾、安止、權踶等人合著的《龍飛禦天歌》。 琉球現存的漢詩作品多為琉球國第二尚氏王朝中後期的作品，琉球士族自幼學習中國典籍，所作漢詩也常以中國歷史典故為題材，琉球的詠史詩以懷古為主，較著名的作品有曾益（砂邊親雲上）的《蘇臺懷古》，程順則（名護親方寵文）的《蕪城懷古二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