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省中老年詩人的行列中，姚振函是頗為引人註目的壹個。他是河北省棗強縣人，生於壹九四0年壹月，壹九六七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
從壹九七九年三月號的《詩刊》發表他的處女作《清明，獻上我的祭詩》起，幾十年來已發表的詩作約計千余首。顯然，他不是高產的詩人。但他的詩深沈凝重，內含豐富；樸素無華卻頗見功力，直抒胸臆卻不失之淺露二;讀來發人深思，有壹種沈甸甸的厚重感。他的組詩《希望》包括《我唱著我的主題歌》和《我壹遍遍叩響希望的門環》）曾獲河北省 “新人新貌”文藝獎；組詩《我和土地》（包括另外壹首《北方》曾獲河北省首屆文藝振興獎。另外，他的第壹本詩集《土地和陽光》已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
常常聽到人們稱贊他的詩“出手不凡”。這話不假。“出手不凡”固然值得羨慕，但他們之中患有藝術早衰癥的也不乏其人。因此我們倒是應該想壹想，當姚振函從壹個較高的基點上起步之後，為什麽能夠始終保持旺盛的創作活力，能夠不斷地超越自己，使他在創作上壹直保持穩定上升的態勢呢？內中原因，自然與詩人的知識結構、藝術修養不無關系，但最為關鍵的壹點，在於他能夠自覺地矢誌不移地全身心地去擁抱生活、擁抱時代，不管有些人把詩說得多麽玄妙，他卻能清醒地認識到，“詩，終究不能懸浮在空中”，應當“和人和社會和生活聯系在壹起”，詩人應當從豐富多彩的當代生活中吸取營養，獲取靈感。因此，他善於從壹個特定的角度宏觀地把握生活的規律，他也善於去發現、捕捉事物的微妙變化，他在生活的海洋裏徜徉、尋覓、發現、思考，是那樣真誠和執著，所以他的主觀抒情，既是自我的、獨特的、眾示同的心聲，又帶著鮮明的時代特征。
這就是姚振函，這就是姚振函詩作的主要特色。
下面，不妨對他幾十年來的創作，作壹個粗略的分析。姚振函的創作大致可劃分三個階段。從壹九七九年到-九八-年為第壹階段。在這幾年中，他主要是寫政治抒情詩。那時，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剛剛從動亂和災難中掙脫出來，正處於壹個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歷史轉折時期。這樣，對現實重大問題的思考和對歷史的反思就成了他的政治抒情詩的主要內容。在《獻給第壹個植樹節》、《祖國期待著》等詩中，對於祖國的新生感到由衷地喜悅，然而他深深懂得，為了祖國更加美好的明天，需要的是勇氣、力量以及為實現理想的拼搏精神和獻身精神，而不應當撫摸著昔日的創傷，自悲自嘆。於是他接連寫了《縱然我們不再年輕》、《回答生活》、《未完成的雕像》、《讀郎平日記》、《種子》等。其中，他的獲獎之作《希望》寫得最為深切動人。對於歷史的反思之作，則以《清明，獻上我的祭詩》、《深暗的晶體》為代表。與當時的同類作品相比較，其深刻之處在於他的著眼點不是停留在對四人幫單純的揭露和控訴之上，他之所以要溫習這“帶血的記憶”，目的是總結歷史的教訓，防止悲劇的再次重演。“是的，死亡是痛苦的，/但卻是最好的老師；/鮮血是可怕的，/但能寫出兩個永不褪色的字，警惕!”那麽，如何避免和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呢?在散文詩《深暗的晶體》的最後壹節他這樣寫道：“我夢見，我蘸著悲憤和沈思，撰寫烈士的墓誌銘。才思敏捷，揮筆即成。/烈士從笑容裏透出寬慰，我向烈士高聲朗讀。/奇怪!——待我定睛看時，筆下卻是壹部新的法典的序言。”在這裏，構思的奇妙且不去說，而詩人能於壹九七九年認識到加強和健全法制的重要性，無疑是很深刻的。
第二階段，是從壹九八二年到壹九八五年。擅長寫政治抒情詩的姚振函，自壹九八二年之後，他的目光壹下子對準了農村，確切地說，對準了平原。這是什麽原因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我們知道，姚振函的家鄉位於冀南平原，他是喝故鄉那又苦又澀的井水長大的。那裏有他的父老鄉親，那裏有他兒時的記憶，那裏有他熟悉的壹切。只是，憂傷多於歡樂。而壹九八壹年以後，當他看到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給他的家鄉帶來的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之後，對於他這位用全身心擁抱生活的詩人來說，被瞬息萬變的農村所吸引，就是必然的了。他以詩人的眼光捕捉著、審視著平原上的種種變化，無邊的青紗帳、彎曲的鄉村小路、裊裊的炊煙、夏夜瓜棚、機井旁、電磨房、打麥場無不進入他的視野，觸發他的詩情。但是，他所關註的，並非鄉村外在的所謂“詩情畫意”，而是人的變化，即農民心靈深處的變化。他從井臺上晾曬的花頭巾，趕車人在鞭桿上精心地拴掛壹綹紅纓，看到了農民在不愁溫飽之後，對於美的向往和追求，他從豐收場上和農民對來年的籌劃中看到了進取心和責任感，他從依然使用著舊式農具的青年農民身上，發現了壹代新式農民的精神素質，他們渴求文化知識，不保守，他們眼光遠大，能看到比責任田更廣闊的土地。這裏，應特別提到曾獲得首屆振興獎的組詩《我和土地》。在這首詩中，姚振函第壹個也相當深刻地揭示出，能否正確處理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是關系到我們國家命運的頭等重要的問題。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實質上就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關系問題。長期以來的“大鍋飯”，使得農民與生地之間彼此“互相遺忘”、“互相欺瞞”，而土地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恢復了彼此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占有，既要索取也要賜予的正常關系，因此，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和責任感，他們決心把土地未發現的價值，“全數地/光燦燦地/公諸於世”，這正是我國農村能夠迅速改變面貌的原因所在。
壹九八六年至今，姚振函有些沈默了。不僅作品數量少，也缺乏引人註目的力作。好心的朋友擔心他會落伍，待我們讀了他的組詩《大寨，不相信神話》（《詩刊》1987年2月號）和組詩《平原態勢》（《河北文學》1987年3月號）之後，才知道這種擔心是多余的了。這兩組詩都寫於壹九八六年，他標誌著姚振函的創作作將跨入壹個新的階段。在第壹階段，他的詩多是直抒胸臆，以思想的敏銳和深刻見長；第二階段的詩，生活實感明顯地加強了，也含蓄多了，不過仍停留在對具象的再現和描繪上，而這兩組詩表明，他在寫實和再現的基礎上，表現性的因素分明是加強了；在對具象的描繪中，有了明顯的象征色彩。拿《大寨：不相信神話》中的《虎頭山海拔八百米》來說，表面看仍是寫實，;因為虎頭山和它的高度都是很具體的存在物，但從全詩的構思來看，虎頭山連同它的高度，又象征著對大寨人的壹種障礙，而大寨人只有越過這個高度，方能繼續前進。在《平原態勢》的四首詩中，整體象征的意味就更為明顯。在以往的詩中姚振函曾不止壹次地描繪過鄉村和小路，那都是很具體的形象和畫面，是詩人情感的載體。而出現《村莊的背後》、《那條路，那條路》中的村莊和小路，已帶有很大的虛擬性，它們具體是什麽樣子已無關宏旨，它們只不過作為壹種象征物存在於詩中。小路象征著農民選準了方向後的執著堅定；村莊以及掩藏於其後的東西，則是農民渴望探知未知世界的躍動不居的心靈的象征。因此，這種象征著農民在選準了方向後的執著堅定；村莊以及掩藏於其後的東西，則是農民渴望探知未來世界的躍居的心靈象征。因此這種具象的含意帶有哲理性，具有更帶普遍性的概括力，從而實現了對具象的超越。也正因如此，這種具象已不是單純的再現，而帶有表現的性質了。那麽，我們有理由認為，姚振函正處於從寫實走向象征的過渡階段。然而，姚振函並沒有否認生活之於創作的重要性，他的表現性因素和象征性因素的出現，是對生活感受的提純和升華。
願姚振函沿著他已選準的那條路走下去，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