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詩人絕大多數也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然而這些難以計數的大批詩人中真正弘揚了儒家思想、應該在儒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壹人。這不僅是因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還在於他內心之中常常激蕩著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對孔孟所倡導的憂患意識、仁愛精神、惻隱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並用感情強烈的詩篇淋漓盡致表達出來，打動與感染讀者。
壹、 憂患意識
杜甫壹生顛沛流離，杜甫草堂是杜甫流寓成都時的故居。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為避安史之亂，攜家由隴右（今甘肅省南部）入蜀。靠親友的幫助，在成都西郊風景入畫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稱“成都草堂”。 在這裏，詩人先後居住了將近四年，所作詩歌流傳到現在的有240多首。由於成都遠離戰亂的中原，而草堂又地處郊野，因此詩人的生活比較安定，心緒也較為寧靜，這就使他在草堂的詩歌創作大都具有田園風味，如《堂成》、《江村》、《春夜喜雨》等篇章都是如此。然而杜甫畢竟是壹位有遠大政治抱負的詩人，匡世濟民的責任感始終存在於他的心底，使他始終不能忘懷現實，因此壹旦現實中出現促使他的憂患意識復蘇的因素，詩人便又回到憂國憂民的創作軌道上，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寫成的。“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詩人的這座暫時安居的茅屋就這樣被呼號著的秋風揭破了！“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 詩人對他們欺負老人的行為並未深責，可以看出詩人心底寬厚。“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裏裂。床頭屋漏無幹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經歷戰亂的年代，飽經憂患，歷盡艱辛，詩人百感交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這是全詩最重要的部分，這種因自身遭受痛苦而推己及人，想到別人的痛苦，進而只要使別人免除受苦，自己寧肯受苦的思想感情，正是詩人憂患意識的集中體現。
二、 仁愛精神 惻隱之心
作為唐代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杜甫的詩多表現對生命的憐憫，“紈褲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杜甫詩歌中處處散發著仁愛思想，生活經歷有著強烈的受難色彩，與廣大人民壹起品味著世間的苦難。杜甫的詩歌散發著仁愛的情韻，而少“綱”的生硬。“兩個黃鸝鳴翠柳，壹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絕句》)是杜甫為數不多的清麗之作，飽含著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如果意象給我的感覺是鮮花盛開，則意境給人的感覺就是明媚的春天。該詩給人的意境就是壹個風和日麗、天清氣朗的春天，壹個可以身臨其境的春天。詩中的景色有遠有近，有動有靜，無壹字寫情，而情意飽滿，使人沈浸在壹個明媚秀麗、欣欣向榮的自然風光中。“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月夜》）該詩的意境淒清而美好，飽含著詩人的期待與渴望。詩人想象著家中的情形，壹個寧靜美好又深情期待的月夜。在中國古代詩人中很少有像杜甫這樣表現出對妻子和兒女如此親切的愛。該詩表現了詩人對妻子強烈思念以及對兒女的無限憐愛。“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妻子的形象在杜甫的心中是多麽美好，表現了對妻子的尊敬與思念，又含有愧疚的心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是何夕，***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男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壹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贈衛八處士》）此詩表現了生活的辛酸和友情的美好。在壹個漆黑的雨夜，流離的詩人造訪了壹位久別的老友，在這個叫衛八的處士的“驚呼”中，詩人感受到了朋友的驚喜與熱情，溫暖了詩人有些淒涼的心情。從“怡然敬父執，”到“感子故意長。”壹連串的動作語言中使詩人感受到壹個熱情友好的雨夜，層次分明，氣氛溫馨美好,使有些辛酸的旅程得到了壹份安慰,於是,兩位老友***同嗟嘆生命的流逝，感傷世事的無常。
三、 忠恕之道
流傳到現在的杜詩絕大部分寫於滯留長安以後，從長安詩開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現了他的憂國憂民精神。從早年的誌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直到臨終，仍在惦念著：“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遠是那樣執著。杜甫不僅隨時隨地不忘君國，更令人感動的是，他把這種感情視為其生命的壹部分。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開篇就描寫忠君愛國之情，當時擺在杜甫面前有兩條路，壹是歸隱田園，過“瀟灑送日月”的浪漫生活；壹是出仕做官，介入紛紜復雜的官場爭鬥。選擇引起杜甫內心的激蕩，最後，杜甫表明自己心跡：“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葵藿向太陽，物性固難奪！”忠君愛國之心已經成為了詩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陽）。
杜詩後期詩中最主要的內容就是體現在憂國立場與憂民的情感上。對他而言，這壹思想又多是出自於壹種自覺的人格意識。如他所雲：“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西閣曝日》）”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實質上也就是壹種與天地同體、與萬物同心的人格意識。其《夔府書懷四十韻》則比較集中的體現了這壹思想。在詩中他回顧了失寵於肅宗，感恨“病隔君臣議，慚紆德澤私”，又指出自己雖身淪江湖，但思相想仍是牽系國家安危。詩中所表現的憂心至深至切。如“兇兵鑄農器，講殿癖書帷。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此”，他看出了戰亂初定，危機仍存。而執政者元載、王縉之流僅以佞佛求僥幸，妄論罷兵。這才是天憂所在。又言：“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乘均賦斂，不似問蒼夷。”他認識到戰亂摧殘民力，而朝廷仍要壹味收刮民力，不問百姓死活，這正是最大的社會悲劇。因此，他才有如此的悲嘆：“豺構哀登楚，麟傷泣象尼”。其憂世之心已超越了個人的得失，也超越了對壹姓壹君的思怨。杜甫的忠君愛國又不是後世儒家倡導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敢於批評諷刺皇帝，而且他的“忠君”主要就表現在對皇帝的批評諷刺上。杜甫敢於寫作這類作品：“邊庭流血成海水，我皇開邊意未已”（《兵車行》）；“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秦州雜詩》）；“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遣遇》）！這些詩句在“怨”之外，還有憤怒，然而它與忠君愛國之心並不矛盾。
杜甫壹生以他的儒家身份而自豪，以儒學為立身之本。這就使他作為“詩聖”，成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心中的偶像，成為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化身，杜詩風格，也同樣標誌著傳統儒家人文精神的最高詩意所在，垂範於後代作家。杜詩中的儒家精神在後世影響極大，其意義已超出了詩歌史的範疇。所謂“詩聖”之說也含有儒家“道德聖人”的成分在其中。作為後世詩人的壹尊精神偶像,其儒家思想觀念在思想史的影響不亞於他的詩歌藝術在詩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