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李朝開國，實行“斥佛尊儒”政策，確立程朱理學的絕對權威，這不能不對李朝壹代的文學產生深遠的影響。正統的道學家們睥睨詞章之學，對新興的小說尤為深惡痛絕。18世紀的壹次所謂“正祖文體反正”運動，便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強制手段，禁止小說的創作和流傳。李朝文學可以說是在和道學家的激烈鬥爭中向前發展的。1444年朝鮮文字的創制，是社會生活和文化上壹件劃時代的大事，為朝鮮文學開辟了廣闊的發展道路，也在壹定程度上打破了貴族階級長期對文化的壟斷。首先是國語詩歌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高麗末期出現的時調，至此已成為普遍的詩歌形式之壹。有以孟思誠、周世鵬、李為代表的粉飾太平、宣揚人倫世教的“道學詩歌”和“江湖詩歌”，也有以金宗瑞、南怡為代表的愛國時調和黃真伊等平民、婦女反映世俗人情、男女愛情的作品。尹善道以其時調形式的完美和內容的豐富而成為這壹體裁的代表作家。18世紀時調開始普及到庶民階層。金天澤、金壽長領導的“敬亭山歌壇”在這方面起了推動作用。歌辭體詩歌是李朝時代的首創，在音律、格式上都更為自由，沒有長短、行數的限制；抒情、敘事均能運用自如。鄭澈、樸仁老兩人的創作成就，為這壹體裁贏得了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鄭澈的歌辭以描寫山河的壯麗和感情的真切取勝，樸仁老則用來歌頌反侵略戰爭，擴大了它的表現領域。後來的“紀行歌辭”和“閨房歌辭”更具有廣泛的群眾性。
李朝的漢詩已不能獨步詩壇。但是，文人中寫漢詩的仍屬多數，其成就也超越了前代。隨著李朝政權的鞏固和新貴族集團的形成，土地兼並之風又烈，從而加重了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燕山君、光海君的暴政，1592年壬辰和1636年丙子兩次大規模外敵入侵，給人民帶來更為深重的災難。文人也生活在激烈的政治動蕩中，連續不斷的“士禍、黨爭”幾乎把他們都卷了進去。政治的黑暗，戰爭的破壞，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決定了李朝漢詩的深刻的現實主義內容。第壹批有成就的詩人，以李石亨、徐居正、姜希孟、成侃、金時習、南孝溫以及被稱為“海東江西派”的樸、李荇、申光漢等為代表。他們壹反前期的鄭道傳、權近、卞季良歌功頌德派的詩風，把權貴勢力的驕奢淫逸、富人的貪得無厭、下層人民慘遭迫害的痛苦，攝入作品之中，表現了對人民的同情。徐居正的《老牛嘆》、李石亨的《呼耶歌》、李荇的《記事》和成侃的壹些詩，描繪出李朝社會民生雕敝的壹幅幅淒慘的畫面。成侃的愛情詩，姜希孟的田園詩，也很有特色。 近幾年來，朝鮮作家同盟組成“4.15創作團”，創作反映金日成革命鬥爭歷史的作品，出版了叢書《不朽的歷史》中的《1932年》、《艱苦的行軍》、《白頭山麓》、《圖們江畔》等長篇小說；屬於這類題材的作品還有長篇小說《萬景臺》、《千裏迢迢去學習》、《黎明的鴨綠江》。創作團還組織小說家、詩人、劇作家、作曲家等從事在抗日武裝鬥爭時期創作的壹些著名作品的改編工作。《血海》、《賣花姑娘》、《壹個自衛隊員的遭遇》已經改編成電影、 歌劇、 長篇小說，話劇《城隍廟》又重新編排上演。在創作思想方面，朝鮮勞動黨提出“***產主義人學”和“種子”理論，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指導原則。
朝鮮全國性的作家組織，是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屬下的朝鮮作家同盟，負責組織作家學習、體驗生活和創作作品的出版和發表，除有專業性的朝鮮文藝出版社外，還有金星青年出版社和文藝刊物 《朝鮮文學》、 《青年文學》、《詩文學》、《劇文學》、《電影文學》、《朝鮮藝術》和《文學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