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黃晚年貶謫心態與文學創作比較
紹聖元年（1094），同為元佑黨人的蘇軾、黃庭堅被貶，直至當時最險惡的偏遠之地儋州、宜州；黃庭堅不幸卒於貶所，蘇軾雖遇赦，但亦於北歸途中去世。蘇、黃晚年經歷相似，但由於思想、個性氣質各異，面對苦難的態度有較大差異，創作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本文擬以蘇軾、黃庭堅晚年心態、在儋州和宜州的創作做對比，試圖勾勒東坡居士和山谷老人在生命最後階段的心路歷程。
壹、 思想、性格比較
蘇、黃身處同壹時代，同列“元佑黨人”，人生遭際大致相似；黃庭堅作為“蘇門四學士”之壹，在思想和人格追求上與蘇軾相契合；蘇、黃同為宋詩的代表人物，在審美觀方面有***通之處。但“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二人思想性格的差異必然存在，而且這種差異會隨著歲月流逝愈見突出。
在早年不同的人生歷程中，蘇、黃二人形成了同中有異的性格、思想。
我們常說，蘇軾的壹生是極不平凡、極不平坦的壹生，這種不平坦主要是指他仕宦生涯中的不平坦，他既有過三次被貶、兩次被迫外任的厄運，也有過壹年內官升三級的鴻運，可謂窮達榮辱變幻無常。但“奮厲有當世誌”[1]的思想貫穿蘇軾的壹生，他的政績從正面、被貶謫從反面都證明了他從未放棄過“致君堯舜”的努力。他思想中的釋、道成分總體而言也是為化解儒家“出世”時的痛苦體驗而存在的。同時，蘇軾的個人生活相對穩定，物質生活少有匱乏時，情感生活豐富。深切的喪妻之痛、懷弟之情能通過文字得以渲泄，被貶時也能主動與當地人民交往，減輕痛苦。應該說，蘇軾的性格是外向型的。
相比之下，黃庭堅沒有蘇軾曾經的為官鴻運，卻也兩度飽受貶謫之苦，誠如莫礪鋒先生所說，黃庭堅不是壹個有遠大政治抱負和強烈政治主張的人，所以我們沒有看到他有蘇軾那樣引人註目的政績，沒有看到他像蘇軾那樣完全融入為官地或貶謫地人民的生活中，甚至他對新法的異議與抵制，也只是壹名正直的封建士大夫從實際出發所作的適度反應，並非有意識地介入新舊黨爭[2]，尤其不同的是，為官對黃庭堅來說只是壹種不得已的生活選擇，是為家境計。在思想上，黃庭堅認同儒學傳統，主要是在道德心性的修養方面，這與他的人生際遇、個性特征和深厚的禪學修為有關。黃庭堅的苦難體驗主要在私人生活方面：早年喪父、家境貧寒、寄人籬下、成年後十年間兩次喪偶；個性溫和、內向；最重要的是，黃庭堅壹生與佛教結緣，幼年常隨祖母參拜佛寺，早年就很少有建功立業的雄心，相反地表達了更多出世的情懷，中年以後思想與佛教黃龍宗（主張以出世為入世的特征）多有契合之處，明人袁衷就說：“黃、蘇皆好禪。談者謂子瞻是士大夫禪，魯直是祖師禪。”(《庭帳雜錄》卷下)。可見，黃庭堅的儒家思想帶有濃厚的理學家成分，而少有政治家成分。面對苦難，他會更多地向內心、思想尋求解脫，以達到圓融之境。
二、 在儋、宜生活情況比較
黃庭堅《題自書卷後》中有這樣的記錄：
予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以為不堪其憂。……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3]
蘇轍所撰《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中也寫道：
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4]
可見蘇、黃初至貶所都遭受了較嚴苛的政治迫害。當時，以蘇、黃二人的文名，同情、仰慕二人的士紳遍布天下，但由於朝中“盡殺元佑黨”的勢力占據要津，甚至與蘇軾交厚的官員都受到了嚴厲制裁，如費袞《梁溪漫誌》就有：“東坡之在儋，儋守張中事之甚至，……張竟以此坐調雲”的記載，因此大部分人在初見二人時保持觀望態度實是人之常情，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好轉了。但好轉的方式和方向呈現出差異：
貶謫黃州讓蘇軾對貶謫事件本身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在儋州經歷了最初的困頓潦倒後他依然堅持建功立業的信念，只是方向由政治轉向了學術，將大部分的心血傾註在文學創作和研究上，希望學問文章能精益求精以“立言”。同時，他放棄了政治上的努力，而是真誠地融入當地百姓生活，飲食衣著完全黎民化，還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海南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在海南文化、醫藥、生產的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同時，親人（幼子過和妾朝雲）的陪伴也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慰藉。蘇軾在學術追求和人際交往中慢慢解脫了苦難。
在宜州的黃庭堅則不壹樣。蘇軾曾居官顯赫，遠謫儋州也只是“安置”在“瓊州別駕昌化軍”，而黃庭堅則是“除名羈管宜州”，是被編入地方軍隊中服役的軟禁；同時，由於其內向的個性特點，在當時當地無壹親友、生活環境又異常糟糕的情況下，他不可能像蘇軾那樣從與當地百姓的交往中尋求心理突破口，而只能通過自身思想努力化解苦難，達到壹種人生無奈至極的解脫，更不用說聯想到老朋友秦觀謫逝藤縣時的物傷其類給他造成的巨大影響了。這也是蘇軾在儋州仍時時盼望北歸，而在宜州的黃庭堅隨遇而安，從未流露出能被赦還的奢望的原因，他偶爾也有“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的感慨、絕望，更多的卻是承受苦難的堅忍。
更不同的是，黃庭堅在宜州的生活由窘困到閑適的轉變非常明顯：“在崇寧三年，他被羈管，沒有親朋好友在周圍，很苦悶，情緒不佳。其兄（指黃大臨，字元明）至宜州後，他的處境有了變化，不再受羈管，居住條件得到了改善，地方官員對他友好了，他的朋友多起來了，他的生活很快活，有詼諧幽默的情趣，似謫仙人般的灑脫。”[5]在黃庭堅取得心靈的超然的過程中，外部力量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兩相對比，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身份認同上，蘇軾更是壹個“入世”的士大夫，他重視事功，在總結總結仕宦經歷，明確榮辱生死皆空之後，在儋州貶所他最終能以文化精英身份回歸民間，取得了海南黎民的認同，他的人文精神獲得了來自另壹個階級的理解，這是最具有歷史價值的轉變。
而黃庭堅因為有不重視仕宦沈浮的心理基礎，他更是壹個“出世”的文人。他內向型的個性特征讓他不可能像蘇軾壹樣，主動從與人的交往當中獲取力量，他只能從自身佛教思想、對貶謫事件本身已經具有的承受力和隨年事日高而日漸超然當中努力化解苦難。當黃元明的到來讓他生活的外部條件改善時，他的生命才重新舒展起來。
三、 創作情況比較
蘇軾從紹聖四年（1097）貶儋州到元符三年（1100）五月北歸，其間***三年時間，從著作看，蘇軾在儋州創作了詩詞140余首，散文百余篇，書信40余篇，《書傳》壹部，並對《易傳》和《論語說》進行了修訂。黃庭堅從崇寧三年（1104）5月抵達宜州到崇寧四年（1105）9月卒於小南樓，在宜州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16個月，在此期間，他留下十余篇文章，《乙酉家乘》（又稱《宜州家乘》）日記，詩11首，詞4首。排除時間長短的因素，只從數量、質量上比較，蘇軾的創作情況明顯比黃庭堅要好。
從內容上看，蘇軾的詩、詞、文題材大多是他與當地人民的交往和自己“超然自得”的生活情趣的（如《謫居三適》），他“家在牛欄西復西”（《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更著黎衣冠”、“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鄉老有逢迎”、“酌酒話交情”（《集歸去來詩十首》），這種寧靜的創作心境從他初到海南就奠定了，請看《試筆自書》：
吾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淒然而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己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壹笑。[6]
作者以擬人化的妙想妙喻來自嘲、自笑、自解，深刻地反映出對自己的仕途坎坷的憂傷，以及堅信壹切逆境終將過去的曠達胸襟。這時蘇軾的創作平白如話，與他所追慕的陶淵明有了***鳴。所以在離開海南北歸時，他寫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悔，茲遊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渡海》)的詩句，完全以壹種鎮靜超脫、悠然自得的心態來對待貶謫生活。
黃庭堅在宜州的創作題材絕大多數是抒寫自身生活和感受的。與蘇軾不同的是，他的創作心境在整體的平靜下有壹絲小漣漪。最初的在宜詩作中，黃庭堅還保持了那種雖以沈痛悲憤入筆，又能很快超然活脫出來的怡情養性的心態，似乎並沒有悲觀消極的情緒。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生活的窘迫就絲毫也沒有影響到山谷老人的心境嗎？答案是：有影響。《予去歲在長沙數與處度元實相從把酒自過嶺來不復有此樂感嘆之余戲成壹絕》：
玄霜搗盡音塵絕，去作湖南萬裏春。想見山川佳絕地，落花飛絮轉愁人。[7]
從這首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崇寧二年山谷老人在長沙時能與好友們玩樂飲宴，而在宜州舉目無親，只感到了衰老和孤獨的侵襲，這時回首往事，真正是百感交集，只身處荒蠻之地，再看眼前的落花飛絮，愁緒不禁湧上心來。詩中的心態不再是之前的超然物外，而有了些許的哀愁。這樣的情緒在山谷老人同時期的詞作中更是表達得淋漓盡致：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道曉來開遍、向南枝。
玉臺弄粉花應妒，飄到眉心住。平生個裏願杯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8]
——《虞美人·宜州見梅作》
此詞俞陛雲評：“山谷受遣之日，投床酣臥，人服其德性堅定。此詞殊方逐客，重見梅花，僅感嘆少年，而絕無怨尤之語。誦其詞可知其人矣。”[9]但結合前詞及詩，可知此評並不能完全服人。黃庭堅是“菜肚老人”，篤信佛教，平生不嗜酒，此詞直接提及酒，直說“愁”、“憂”，甚至 “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黃庭堅從紹聖元年（1094）離開汴京貶涪州到崇寧三年在宜州正好是十年，十年間他的詩詞創作還未曾有如此的表達，可見初至宜州的他心情是何等之淒涼！當然其間的確未有怨尤之詞，只是表達了人生的哀愁，山谷老人“德性堅定”，加之參佛功力之深，面對苦難早已達到了超脫的境界，但在宜之初，沒有親朋好友，只有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的孤寂，抒發些許的愁緒完全是人之常情。其實，就黃庭堅的詩詞創作總體而言，在宜詞創作的比重較詩創作比重遠遠要大，而在他生活出現轉機之前的詞作也要比後來的多，這兩點本身就能說明他的心態當時更傾向於面對苦難的承受和無奈。在《跋與張載熙書卷後》中他也有這樣的心緒流露：
會予遷入宜州城中，土木之功紛然作於前，不能有佳思，……書此心手與筆俱不相得。……
老夫久不觀陶謝詩，覺胸次愊塞，因學書盡此卷，……壹日飲屠蘇，頗有書興，案上有墨沈而佳筆莫在，因以三錢雞毛筆書此卷，由知者觀之在手不在筆哉。[10]
他雖然在日喧夜寂的“喧寂齋”中痛苦度日，只有飲酒才有詩興，但卻能偶爾苦中作樂，以“三錢雞毛筆”寫字，還道出書法真諦“在手不在筆”，甚至教人寫字之法（《跋與張載熙書卷後》），討論“牧護歌是何等語”（《題牧護歌後》），可見山谷老人雖有輕愁，但還是能時時“跳出三界外”，在內心的世界裏自得其樂的。而且很快隨著黃元明的到來，生活處境的改善，這種內向型的超脫走了出來，原來的輕愁也消失了。
霜須八十期同老，酌我仙人九醞觴。明月灣頭松老大，永思堂下草荒涼。
千林風雨鶯求友，萬裏雲天雁斷行。別夜不眠聽鼠嚙，非關春茗攪枯腸。[11]
——《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
兄弟相聚壹掃山谷老人心頭的孤獨淒冷，故雖為離別之作，詩歌卻能以較舒朗的心情開篇。黃元明離開後山谷老人的創作就完全表現了壹種身處逆境卻能安之若素的超然。另有壹詞：
諸將說封侯，短笛長歌獨倚樓。萬事盡隨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
催酒莫遲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白發簪花不解愁。[12]
——《南鄉子·重陽宜州城樓宴集即席作》
此詞是山谷之絕筆，明代沈際飛《草堂詩余四集》卷二評此詞：“自嘆自樂，善於處老”。的確如此，之前的愁緒已經完全被灑脫取代。
從作品風格看，蘇、黃的遷客身份讓他們的文字都更平淡，也更見性靈之美；隨著老境畢至，蘇、黃的詩歌作法純熟老辣，同時也顯示了殊途同歸之妙，蘇軾的創作以情性稱道，而黃庭堅因提倡“點鐵成金”“奪胎換骨”而被稱為“有形式主義傾向”，但從在儋州、宜州的創作看，他們都有壹種歷經滄桑與磨難而無所用智之後的平淡，都是對生命徹悟之後的從容。他們都不再執著於某壹種風格，尤其是黃庭堅，雖然愛用典、喜化用前人成句的特點還在，但此時他的作品既能完美抒情，又不露刀斧之工，更見圓融之美。作為“江西詩派”的創始人，黃庭堅為後世樹作詩之法，在方法論上給學詩之人指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