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和七言在表意和停頓方面都比較方便，而且念起來也更朗朗上口。
詩歌是文學的壹個顯類。世界上不論哪壹種民族文學，詩歌總是最早產生的壹種文學體裁。它按照壹定的音節、聲調和韻律的要求，用凝練的語言、充沛的情感、豐富的想像，高度集中地表現社會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中國是壹個詩的國度，詩歌文學源遠流長，歷史上湧現過大量的詩人，為我們留下了數量浩瀚的瑰麗篇章，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學遺產的重要部分。中國文學，無疑以詩歌最具代表性，研究詩歌的發展，可以基本上把握到中國文學的發展脈絡。
詩歌作品大抵可以分為表現形式和思想內容兩個方面。表現形式指具體表現作品內容的內部結構和表現手段，主要包括語言、結構、表現手法等要素。思想內容通常指反映在文學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和社會生活現象，主要包括題材、主題、人物、感情等要素。我們的思維定勢往往是重內容，輕形式。在此，經過對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研究，筆者認為，從成功的具體詩歌作品來說，表現形式和內容應是完美結合的，缺壹不可，但對詩歌本身的發展來說，詩歌表現形式的發展促進了詩歌創作的進步。中國文學是註重表現形式的文學，詩歌的生命正於它的形式美。美國理論家馬克·肖勒認為：“現代批評向我們表明，只談內容本身決不是談論藝術，而是在談論經驗；只有當我們論及完成的內容，也就是形式，也就是藝術品的本身時，我們才是批評家。內容（或經驗）與完成的內容（或藝術）之間的差距便是技巧。”（《技巧的探討》）
從很早的時候開始，中國詩歌就特別註重形式美。相傳作於黃帝時代的《彈歌》：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古“肉”字）
《周易》引用的上古民歌民謠，如《屯·六二》：
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
《賁·六四》：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屯·上六》：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禮記·郊特性》所載的《伊耆氏蠟辭》：
土返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這些都已初具句式整齊、押韻和對偶的形式美，顯示出很早以前古人就有了對詩歌形式美進行探索和追求的蔭芽。
由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四言詩盛行於世，其基本保存在《詩經》中。《詩經》中收錄的大量先秦四言詩歌，具有四個鮮明的特點：分章的組織結構；重疊復沓的章法句法；押韻；對偶。相對於原始型的二言詩，在形式上有了重大的突破。這種突破的背後，是先秦人對形式美的欣賞和追求。對形式美的追求，甚至反映在春秋戰國的外交場合。當時，外交使節經常引用《詩經》中的詩句進行交談，句式整齊、音律優美的詩歌成為春秋戰國外交的必用辭令。孔子就認為只有“誦《詩》三百”，才能“授之以政”和“使於四方”，並認為“不學詩，無以言”。先秦外交使節和典籍引用的《詩經》詩句，往往是斷章取義，並不在乎詩篇的涵義，因為他們要的是詩歌所具有的形式美。外交場合追求形式美，就象是詩歌中用典，不僅能使外交辭令更加華麗，而且可以顯示出說者的涵養。
戰國後期，“《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1]稍晚於《詩經》，出現在長江流域的騷體，改四言為七言、六言、五言、八言，而以七、六句式居多。騷體是南方楚國特有的詩歌形式，其源頭是南方楚地的民間歌謠。騷體的代表作家是大詩人屈原，他“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憂憤之下寫下了《離騷》、《九歌》、《九章》、《九思》等不朽詩篇。騷體有五個顯著特征：壹，打破了四言句式整齊的格局，句法靈活多變；二，喜用感嘆詞“兮”字；三，篇章結構較四言宏大，如《離騷》壹章，達2490字；四，出現了詩歌標題；五，地方色彩濃厚。屈原作為當時楚國的上層貴族和高級知識分子，對當時流行於中原的四言詩是相當熟撚的，他的《天問》就是用四言寫成的。然而，他卻采用楚地的民歌體來抒寫情懷，寫下了《離騷》、《九歌》等，可見這也是壹種對形式美的追求和突破。
到了漢代，出現了樂府詩。樂府詩原指兩漢樂府機關所采集的民間詩歌，後來也包括漢以後收集的民間作品，以及文人、樂工創作和仿制的作品。樂府詩受騷體的影響，打破四言體，大量創作雜言體。其往往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間出，而基本上以五言為主，七言句式也不少。甚至出現了壹部分較為完整的五言詩。樂府詩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對詩歌發展起了承上啟下的巨大的作用。
漢代，還出現了壹種極有滋味的新詩體——五言古詩。五言古詩的產生是中國詩歌藝術上的壹次飛躍。五言古詩音韻優美，句式整齊卻富於變化。從節奏上看，其音頓既可以是上二下三的“二三式”，也可以是“二壹二式”，還可以是“三二式”，甚至是“壹四式”，能有奇有正、奇正相生地形成詩歌節拍，達到了詩歌抑揚頓挫、跌宕起伏的效果。從句法上看，五言詩能方便地運用單音詞、雙音詞，乃至三音詞，極盡變化之能事。“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雲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焉。”[2]差不多與五言古詩同時，出現了七言古詩。七言古詩是在五言古詩的前面加上兩個音，形成“二二三式”節奏。五七言古詩的出現，是人們對詩歌形式不斷進行探索和試驗，並取得巨大成就的結果。
中國古代詩歌對形式美壹以貫之的追求，有壹個由自然聲律到人為總結、規定並實施的發展演變過程。魏晉南北朝時，隨著詩歌創作的逐步繁榮，人為總結的時期到來了，它的標誌就是永明體的產生。《南齊書·陸厥傳》中記載：“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發現四聲，並將它運用到詩歌創作之中而成為壹種人為規定的聲韻，就是永明體產生的過程。永明體的產生，使得中國古典詩歌在完善藝術形式美的進程中向前邁進了壹大步，為後來的律詩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完善詩歌藝術美方面，在南朝風行壹時的宮體詩，也做出了貢獻。宮體詩源於流行於市井的民間歌詞及文人詩歌，頗多側艷。由於南朝統治者的喜愛，這些民歌便由市井進入了宮廷，再經宮廷文人的潤色、改造和進壹步的創作發展，便成了宮體詩。宮體詩主要描寫宮廷生活，具體題材以詠物與描寫女性為多，因而在情調上傷於輕艷，風格上失之靡弱。但在詩歌藝術形式上，宮體詩發展了吳歌西曲的藝術形式，並繼續了永明體的藝術探索而更趨格律化。《梁書·庾肩吾傳》就說：“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逾於往時。”說明宮體詩在格律化方面比沈約等人的永明體有了進壹步的發展。如蕭綱的《采菱曲》：“菱花落復含，桑女罷新蠶。桂棹浮新艇，徘徊蓮葉南。”徐摛的《詠筆》：“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煙。直寫飛蓬牒，橫承落絮篇。壹逢提握重，寧憶仲升捐。”已基本合律。諸如此類的詩在宮體中比比皆是。這說明宮體詩對後來律詩的形成有著重要的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文學的獨立性更加明確，時人對詩歌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對詩歌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此時，出現了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等論著，形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高潮。這些論著影響巨大，引導著詩歌創作的前進方向。特別是劉勰的《文心雕龍》，不僅論述了詩歌發展的外部原因和內部規律，而且總結了許多寶貴的詩歌創作經驗，揭示了詩歌創作中的奧秘，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詩歌創作論。
到了隋朝，出現了在格律上完全合律的詩歌，如薛道衡的《昔昔鹽》：
碧落風煙外，瑤臺道路賒。何如連禦苑，別自有仙家。此地回鸞駕，緣溪滿翠華。洞中明月夜，窗下發煙霞。
但在理論上沒有提出新的總結，有些問題（如粘附規則）還沒有完全解決。
初唐的宮廷詩人如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等人，在藝術上所追求的是繁縟綺錯的裝飾風格。這種風格起初是重視對偶的修辭技巧，爾後又增加了調聲的技術，並且最終把對偶技巧和聲韻技術結合起來，從而在形式上推進了律詩的完善和定型。當時這些詩人創作了大量平仄協調、又合乎粘附規則的全篇合律的詩篇，標誌著五、七言律詩的完全成熟。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序》中說：“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
律詩之後，長短句、元曲，甚至小說等文體的興起，也同樣是因為文學之士對形式美的追求所致。正象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壹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體後不如前，余未敢言。但就壹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所以可以說，從文體發展的角度來說，詩歌表現形式比內容更重要。詩歌內容的變化終究有限，如寫愛情，古往今來的愛情，大致是壹樣的，不同的只是表現方式的不同而已。詩歌所含的內容，不外乎是天地宇宙、山水田園、忠君愛國、英雄美人、個人際遇、詠史抒懷等等，有跡可循。但詩歌形式的變化，卻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從壹種形式到另壹種形式的變化，從詩歌發展史看，似乎是有壹定規律的，但實際上，詩歌形式的發展，卻往往在人們的預想之外。可以明確的是，在詩歌的發展中，唯壹不變的就是變。變化發展是詩歌的生命，但這種變的基點，卻是對詩歌形式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