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意境，中國古代文論多所論及。按說對壹篇有意境的作品，中國讀者是有眼力看得出來的。但是對《距離的組織》壹詩的意境，雖作者在自註中作過提示，論者為什麽仍很少論及呢？這不僅因為詩中所寫的“悟境”是“意境”中較為特殊的壹種，而且因為這首詩的“意境”是“意勝於境”的。其實在中國古代詩歌中，寫“悟境”的詩並不乏其例。如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李白的《月下獨酌》：“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陶淵明的《飲酒》：“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劉禹錫的《烏衣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現代詩人中，廢名三十年代的詩作和馮至的《十四行集》都是寫“悟境”的名篇。但就中國詩歌的主流而言，詩人對“意境”的追求仍以對“情境”的描寫為多，而較少去寫“思境”與“悟境”。影響到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也就對“思境”與“悟境”的揭示較少，導致了中國“意境”理論的籠統和局限。這是人們對詩歌創作實踐中所體現的“悟境”視而不見的原因。至於說到《距離的組織》壹詩所寫的意境具有“意勝於境”的特點，這是不難理解的。人們著意去探討這首詩的“意”，而總是忽略了它的“境”，就是這首詩“意勝於境”的反證。“意勝於境”並不是它的藝術缺陷，而是它的重要藝術特征。對於“意境”的差別，王國維曾指出有“以意勝”和“以境勝”的不同，二者在藝術境界上並沒有高下之分，決定藝術境界高下的是“意境”的有無與深淺：“夫文學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觀也。出於觀我者，意多於境。出於觀物者，境多於意。然非物無以見我，而觀我之時，又自有物在，故二者常互相錯綜，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廢也，文學之工與不工，亦視意境之有無與深淺而已。”[15]這就說明，“以意勝”或“以境勝”只是出於不同創作要求而形成的“意境”的不同特征，以意勝者移情入境，“但抒我胸中逸氣”，主觀精神世界的呈露更具直接性；以境勝者，寫境寄情，“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主觀感情偏於間接性與含蓄性。中國傳統詩文大多走的是“寫境寄情”壹路，因而人們對“以境勝”的意境更容易作藝術感知，而對“以意勝”的“意境”卻往往視而不見，這也是《距離的組織》壹詩長期未能被真正解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