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興華1921年出生，少年時便有神童的美譽，1937年他在《新詩》上發表《森林的沈默》的時候，不過16歲，這首詩意象瑰麗，節奏舒緩，在當時剛剛開始興起的現代派潮流之外，獨立開辟出壹條新古典主義詩歌的新道路，可以想像，若能假以時日，作者應該能開拓出新詩的壹種新意境。可惜作者後來深陷政治運動，並最終於1966年猝死於勞改隊中，關於詩人的死因至今都沒有定論，何況他那些散佚的詩歌。 吳興華不容於主流的文學史，大致有兩個原因。首先自然是政治運動，詩人生前努力配合當時的政治氣氛，深信自己身上的“原罪”，實際上屬於自我改造的典型。他成為“右派”，主要的原因也不在他的詩歌創作，而在於他對文學與蘇聯專家有壹些不同看法。當時即使是他身邊的好友壹般也只是把他看做翻譯家，很少有人知道他還在寫詩，這種情況客觀上導致了他的詩歌流傳不廣，流傳的也以翻譯為主。不過時過境遷，當年的“右派”詩人在平反之後大都能獲得發言的資格，獨有吳興華的名字不彰，這就引出了吳興華詩歌的壹個獨特層面，也是吳興華文學地位不明確的最重要原因：他是獨自在開拓壹條自己的詩歌道路，這條道路基本上不具備復制的可能，而在這條道路還沒有達到頂峰的時候詩人卻已經去世了。 吳興華詩歌創作最活躍的時代大致是1941年前後，當時中國詩歌主流壹是解放區如賀敬之類似民謠的創作，壹是以穆旦等九葉詩人為代表的現代派風格。吳興華卻和兩者都不相同，他雖然精通西文，卻有意從中國古典詩歌中吸取養分，最後雕琢出壹種既具古典之美，又有現代詩自由風格的新古典詩歌。可以想像，這樣的寫作要求詩人在穿透語言的能力之外，同時具有極深的中西古典文化修養，這也就註定了這種寫作方式不可能復制，更不可能形成壹個流派。吳興華在這條詩歌道路上只能獨自前進，不能登頂，就只有湮沒。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吳興華雖然詩名不顯，但他的詩卻推動了當代華語詩歌的進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詩人本人都不知情的情況下，吳興華的好友宋淇在港臺地區以梁文星的筆名發表了吳興華的大量詩歌和詩論，吳興華的這些作品很顯然影響了當時的壹批詩人：覃子豪曾經批評梁文星的詩論比較保守，張愛玲更發現葉維廉的某些詩歌創作受到梁文星的影響。由於梁文星在港臺地區自始至終都是壹個不在場的詩人，他不可能對詩歌的當下進程發生持續的影響，但在詩歌發展史上，他的名字卻不能夠漠視。 吳興華是詩人，更是學者，同時還是著名的翻譯家。但和他的詩歌壹樣，他的譯作和論文同樣只在小圈子流傳，很久沒有再版。雖然他翻譯的《神曲》和莎士比亞戲劇《亨利四世》被翻譯界推崇為“神品”，普通讀者卻很難見到。而10多年前《尤利西斯》同時出版兩個譯本，譯者都沒有提到中國第壹個譯介這部作品的正是吳興華。同時吳興華還發表了對喬伊斯更晦澀的著作《芬尼根守靈夜》的研究文章，這部作品到現在也還沒有翻譯出來。最近10年關於吳興華的研究開始升溫，有學者認為吳興華的修養可以與錢鐘書相匹敵。這樣的說法讀者當然無從比較，只能從留存的《吳興華詩文集》中壹窺天才詩人的創作生涯了。 如今的讀者，知道吳興華的已經不多，他的詩論、譯著和文學批評更是藏於高閣，很少有人註意。這時候我們看到《吳興華詩文集》引用詩人當年在燕京大學的老師謝迪克對詩人的評價，不免感到唏噓：“吳興華是我在燕京教過的學生中才華最高的壹位，足以和我在康奈爾大學教過的學生、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相匹敵。”布魯姆如今大名鼎鼎，是西方最主流的文學批評大家，而吳興華卻只留存在少數人的記憶當中。 “當我想到壹生不過是有數的幾十年/自己還正走在中途，說不清再有多遠/就達到大家***同的目標，那時，向後轉/看看從前的事準是可悲可笑又可憐/同時我又怕我尚未將我的工作趕完/我的筆就和我壹齊在土中深深收殮/……”吳興華寫下這首詩的時候不過17歲，他沒有想到自己此後的人生道路真的像詩裏面寫到的那樣，在最輝煌的中點隕落，只留下徒然的呼喊。